1936—1945年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关系

1936年初,中共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提出了更加符合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的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在东北抗战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有力地推进了朝鲜国内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支援和推进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以东北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中的朝鲜民族党员、团员和指战员贯彻执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群体。这一段历史是中共东北党组织正确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树立东方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的历程,是东方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也是以生命和鲜血坚实地奠定现代中朝友谊基础的宝贵的历史财富。

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党建政策变迁的历程及经验

在社会组织中成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而独特的领导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策要求。根据社会组织党建的组织框架和主要载体的差异,可以将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变迁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党团(组)为主基层党组织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为主党团(组)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和党团(组)并重时期。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演变历程蕴含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围绕党的历史任务推进社会组织党建、赋予社会组织党建时代性、保持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设置形式的灵活性、妥善处理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自治、促使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运转起来”。

中央苏区时期机关党建的实践探索、基本经验与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机关党的建设逐步展开,并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的历史经验,具体表现为: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构建完善的机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明确党支部的功能性地位,优化机关党的组织体系;保障规章制度的基础性地位,推动机关党的政治生活健康发展;发挥优良作风的重要地位,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作风;筑牢党报党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活跃机关党的思想文化阵地。梳理和总结中央苏区时期机关党建的探索历程及基本经验,对于准确把握机关党建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全面提高新时代机关党建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党建对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及其效应的影响--以农业产业为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脱贫地区长期培育和发展产业进而促进实现内生性持续发展,需要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本文以农业产业为例,基于全国工商联第十四次中国民营企业调查中的4788个样本,分析了党组织建设对农业民营企业贫困治理参与及其扶贫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设立党组织既能促进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还能助推参与贫困治理的农业民营企业有效构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获得政策优惠、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改善企业形象。同时,当企业主要出资人具有党员身份时,农业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参与贫困治理;当企业党组织负责人为董事长或总经理时,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企业形象提升效应、企业文化效应、政策优惠效应以及政企关系效应均会得到强化。为了激发民营企业持续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应加强农业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加大力度在农业民营企业发展党员尤其是将其董事长或总经理发展为党员并进一步发展为所在党组织负责人,提高党组织在农业民营企业中的覆盖率。

中共代表团与东北抗联的关系研究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简称“中共代表团”)与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的关系,因不同阶段、各种矛盾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错综复杂。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逐渐参与东北地区的事务。在这期间,中共代表团先后给东北党组织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六·三指示信》《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对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东北抗联的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北抗联的干部培养、伤员救治、提供资讯和国际宣传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中共代表团远在莫斯科,不能完全掌握东北地区的抗战形势,在后期给东北党组织下发的《吉特信》《中代信》及《新政治路线信》等文件的指示中,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主张,再加上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后未能在东北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关,致使东北抗联后期各项争论、分歧悬置,给东北抗联后期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总而言之,中共代表团对东北抗联的指导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但主要是积极的。

嵌入式党建降低了国有企业薪酬差距吗?

新时期我国国有企业创新性地将党建工作嵌入了“公司章程”,这一制度安排实现了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个一以贯之”原则的稳步推进。本文手工搜集2015至2019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数据,构建“党建入章”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嵌入式党建”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党建入章”能降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这一作用效果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在竞争类、商业类以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国企中,“党建入章”对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发现“党建入章”通过将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相融合有效降低了国有企业薪酬差距,证明“党建入章”这一制度安排对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的新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重大问题,对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进行了新探索。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核心要义作出了新概括,强调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加强自身建设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对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的价值意蕴作出了新阐释,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政治属性是基层党组织的根本属性、发挥服务功能的同时更要发挥政治功能、以政治功能的发挥破解基层党组织面临的突出问题等;三是对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的实践进路作出了新拓展,围绕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对基层党建的统领作用,强调以政治领导确保政治功能发挥的正确政治方向、以政治信仰筑牢政治功能发挥的思想根基、以政治立场夯实政治功能发挥的群众基础,以及通过涵养政治生态营造发挥政治功能的政治环境、通过严明政治纪律为发挥政治功能提供重要保障。

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政府治理效能的“组织-技术”互动机制——基于数字政府建设的思考

党的领导优势的发挥是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制胜密码,数字政府建设为探讨二者转化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融合组织技术关系理论和党政体制理论,建构了党的领导下“组织-技术”互动的理论模型,即数字政府建设囿于技术与组织的内在刚性很难自发达到平衡状态,需要党的领导优势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具体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自身在价值理念、组织结构、领导制度和领导行为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对政府组织的再建构和数字技术再定义的统一,形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完美结合、政府结构与技术网络的互嵌耦合、线下服务与线上服务的无缝衔接、政府制度与技术标准的协同增效,进而实现数字治理良性的运行状态和政府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

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实践——以广东党、团组织为考察中心(1921—1926)

五四运动后,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开始进入中共党组织。在1920年代,对于这个新兴的革命政党而言,如何提升各地成员的纪律性与战斗力成为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开始着手制定党、团内部的训练规范。具体而言,中共在建立之初时,明确规定将各级代表大会作为训练成员的主要方式,同时规定将“小组”作为日常教育和规训党、团员的核心场所。然而,在地方实践过程中,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共对于党、团员的教育训练工作不断遭受冲击和挑战。以广东为例,国共合作开始后,区委领导忽视训练任务;支部书记指导能力不足;一般党、团员抵触训练工作等现象时有发生。针对党内训练在地方实践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中共及时对已有训练方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别提出增设“训练班”“支部书记联席会”“支部批评会”等,这体现出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形成过程具有相当务实性、灵活性的特点。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建校初期教育教学问题研究

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承载了中国共产党航空事业的梦想与使命。东北老航校在办学期间,由于客观条件的有限与内部人员构成的多样性,也曾引发了诸多矛盾,但最终都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有效的处理下一一化解。概括而言,东北老航校办学中的矛盾解决方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先进的思想文化建设与科学的组织原则;二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三是立足于客观实践的解决方略。

“衰落城市的革命”:中共扬州地方组织发展探微(1925-1929)

扬州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是由知名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动员完成的。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是学生,承载革命的空间是新式“省立”学校。随后应上级要求工人成为党员的主要来源,而近代工业的落后,使得扬州党组织缺乏革命的场域。扬州特委代行县委职能后,干部缺乏成为党组织突出的问题。农民的帮口问题是动员农民革命的障碍,学生党员依托“穷人会”对农民进行较为有效的动员。然而,缺乏工作经验加之意外的发生,使扬州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灭顶之灾,显现地方组织在中下层发展的诸多困境和问题,反映出白区地下组织和地下党员革命的艰难和竭蹶。

东北地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形态探析(1931—1938)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集中全力领导东北地区人民开展抗日斗争,东北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由此获得迅速发展。然而,通过深入考察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形态却发现:党员的规模仍相对较小,党内朝鲜籍农民成分占多数;党员的支部生活不理想;各级党组织的经费普遍紧张;上、下级党组织之间的信息传递状况不佳。这些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东北地区严酷的政治环境。尽管如此,东北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仍然努力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斗争,为打击和削弱日伪的统治力量、动摇和破坏敌方的统治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考论

中共五大后,为建立健全地方组织,中共地方省委正式取代地方区委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层级。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正是在党的五大后,较早地响应中央号召成立的省级地方党组织。在存续近两年的时间内,虽然经历解散、重建、再次解散,但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日后党在安徽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探索与思考

中小学校从校长负责制到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是新时代我们党对中小学校办学规律的再认识、再探索、再实践,是新时代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调查发现,各地探索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实现路径与做法主要体现为普遍加强对试点工作领导、制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开展试点工作政策培训、探索建立规章制度、及时组织开展经验交流。下一步,应稳步推进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试点工作,充分发挥中小学校以党建为统领、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要重点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加强对中小学领导体制改革的分类指导;鼓励试点改革的实践创新;着手研究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工作。

民国中共东北大学筹建、成立、迁校时间考

在近现代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国中共东北大学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四个最直接的前身学校之一,它曾经历过两次筹办、建校及建校初期的多次易地迁址的复杂历史演变过程。由于该校诞生于激烈的国共内战时期,频繁转移造成原始的建校历史档案严重缺失和集体记忆的混乱和错位,导致对其筹建和成立等重大历史时间的记载出现严重的疏漏和舛误。根据翔实的历史文献进行考证,可证明中共中央东北局是建立中共东北大学的第一责任者,1946年3月13日是该校的创立日,江华、凯丰、舒群、张松如等四人是决定学校筹建、定名、成立、迁校的关键性人物。

政党整合社会: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的中国实践

经由政党整合社会实现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能够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面对空间行政化、治理碎片化、党建悬浮化等社区治理困境,社区党建能够推动社区公共性建构、服务性供给与邻里空间打造;党组织网络治理能够推动社区社会网络重构、社会资本培育与治理效能提升;党建动员能够推动社区耦合式发展、协同治理与协商共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党整合社会”的社区实践,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

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时代要求与发展路向

组织体系建设是新时代组织路线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是执政党进行自我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新时代奋斗目标的有力保障。在新的时代要求下,组织体系建设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遵循依规治党的原则,进一步健全组织结构,丰富和充实组织要素,整合组织法规制度,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组织优势,以新时代奋斗目标为内聚力,使党的各级组织都能尽职尽责,发挥作用。

建国初期“党支部下乡”与农村政治整合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党支部下乡"运动,基层党组织不断地向乡村延伸。乡村社会由此全面展开了政党化、政治化、组织化的进程。党政权力以党的组织网络为基础,重组了乡村权力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和价值体系,实现了对农村空前的政治渗透和政治动员,把农民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中,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农村一盘散沙的状况。这种以政党权威进行的政治整合,对农村政治以至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党史学习与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内在关联解析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贯穿于其九十多年的峥嵘岁月,学习型政党建设是党建的重要方面。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势,注重对自身历史即党史的学习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探究党史学习与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内在关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党史学习的历程就是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过程;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党史学习是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必然要求;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党史学习为学习型政党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组织资源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组织资源是党开展活动的载体和依托,主要包括党自身的组织规模、组织成员、组织基础、组织原则、组织功能以及八个民主党派和各种非政府群众组织等方面的因素和内容。强大的组织资源是党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的组织保证。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党积聚了十分丰厚的组织资源。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转型,已经使党的组织资源产生了新的损耗因素,党的组织资源面临着被削弱的危险。社会转型时期,党自身的状况及党面临着迫切的历史任务,要求党要不断开发、拓展和整合执政资源,以继续维护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地位,从而确保党的执政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