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区青年民众的日常生活评析——以颜滨日记《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为中心

历时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沉重打击,处于沦陷区的民众更能体会生活上的艰难与精神上的屈辱。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青年颜滨的日记《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从青年民众的视角较全面地记叙了沦陷区的日常生活。其文字揭示出在物质生活条件匮乏的情况下民众生活举步维艰,青年日常休闲及文化活动丰富多样的背后亦凸显出其对未来的迷茫,普通民众虽心存民族大义与反抗,但在高压统治下也只能无奈妥协。

在解构中沉潜:上海沦陷区小说的“五四”底色——兼议抗战时期文学民族化

一般认为,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的严酷统治武力切断了新文学传统;狭窄言路下上海文学的异常繁荣被认为是畸形的、偶然的;异族统治下文学民族化的追求也被视为不可能。然而,异族高压、民族情绪、市民文化等多种话语力量的交错博弈形成了沦陷时期上海的异质文学空间,推动了理论与创作上极有文学史价值的"五四"重审。上海沦陷区小说一方面对"五四"经典主题、情节、人物进行着反讽叙事;另一方面也在题材选择和文学接受的调整中,继承发展了"五四"的精神实质。这一解构与沉潜并进的过程,促进了"五四"先锋质素的落地生根,展示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另类经验。

论异质空间与文学民族化——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启示

抗战爆发后,文学空间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外部环境与战前的迥异,而且表现在内部不同力量互相作用的动态变化。以上海沦陷区文学来说,政治禁锢、商业媒介、市民文化的互相作用改变了传统文学生长的均质空间,体现出文学民族化发展的另类路向。考察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空间诸因素之间互相对抗、浸润、妥协的驳杂关系,以进一步反思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建构的复杂性。

抗战时期国统区小说抒情内涵新探——兼及新时期以来的研究综述

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统区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既对抒情这一重要的精神表现方式做了有益的探索,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文本的形式与内容有机结合,以抒情自我与抒情时刻为观照基点,综合比较不同作家在面对同一历史事件时抒发的情感差异,将有助于加深对特殊历史时期文学发展之繁复性的认识。

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

因为日本的残酷统治,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整体上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沦陷时期的上海,日本侵华文学译介占据主流,欧洲名家名作和侦探小说的翻译也是译介的重点。除公开出版的翻译文学之外,潜在译作是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带有鲜明的战时体制影响的痕迹,文学翻译的政治性特别突出。

战时上海的日本人文学团体研究——以“上海文学研究会”为中心

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上海,存在过一个由在沪日本文化人组成的国策文学团体,名为“上海文学研究会”。研究会创办同人杂志《上海文学》,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发行五期。本文以仅存四期的《上海文学》复印本①为基础,并依据同一时期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新报》②《大陆往来》③《大陆年鉴》④等日语报刊史料,对这一战争后期存在于上海的唯一的日本人文学团体的成立背景、性质与活动、文学主张等进行了初步的考查与揭示。

潜沉在海底的水族——从梅娘小说看沦陷区的女性写作

本文旨在从两方面讨论梅娘小说,以此重新评说沦陷区的女性写作:首先,梅娘小说从书写女性自身经历和个人情感进入女性写作。其次,梅娘小说充满强烈的女性意识。因此,表明中国女性写作并没有因为抗战而成为空白,而梅娘小说延续着中国新文学女性写作传统,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异态”时空下的“苦难”叙事——论《中国文艺》的“写实小说”

《中国文艺》是沦陷时期北平颇有影响的文学期刊,"文化兴邦"的办刊理念与"纯文学"的办刊追求使其保持了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有利避免了日本殖民话语的政治干涉。在《中国文艺》刊载的文体中,小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其他文学期刊相比,《中国文艺》刊载的小说既无粉饰太平地逢迎日伪政权,也不着意于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中国文艺》刊载的"写实小说"多以现实为基点,暴露社会的暗角,书写时代的苦难,关注民众的精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显现有识作家对日伪政权的不满。这些有识作家秉持着人文关怀和民族正义书写着乱世悲苦,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积极探索文学启蒙话语的建构,呼吁民族精神的重振。

上海沦陷区的新诗理论探索——以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为个案

上海沦陷区不是诗歌的“荒原”,以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为代表的诗论者仍然坚守“诗领土”探索诗歌理论:路易士追求“纯粹的诗歌艺术”,但他的“纯诗”理论存在偏颇与悖论;应寸照承认诗歌的社会功用,试图建立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但其理论文章常因缺少具体例证而过于抽象;史美钧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是诗人论,对徐志摩、朱湘、王独清、于赓虞、路易士等诗人都进行了专门研究,是沦陷区诗歌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三者的诗学观念存在“理论的张力”,并共同构成了上海沦陷区诗歌理论的复杂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