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媒介:明清商人与儒家文化的传播研究

明清商人群体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之一。揆诸文献可知,明清商人不仅积极开展公益实践,注重与士人的交往,而且在日常生活与经商过程中,孝养父母,讲求诚信。这些行为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利益,也获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好感。官方与士人将商人的行为与成功归因于儒家文化的影响,通过褒奖或者撰文等方式不断宣扬他们的事迹。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形象的改善间接表明,只要接受儒家文化,践行儒家伦理规范,便会得到国家与士人的认同,这使得民众看到接受主流价值观的实质性益处。研究表明,明清商人基于自身体验,践行儒家伦理规范,有效地传播了儒家文化。作为传播媒介,明清商人不仅传承了儒家文化,也有效地弘扬了儒家文化,从而拓展了儒家文化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范围,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明清小说情节涉医描写的叙事意义

医学与叙事关系密切,中国古代小说有诸多涉医描写,在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情节展开的叙事动力。《金瓶梅》中的李瓶儿、《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之死,情节结构呈现因果链条,但前者显露、后者隐微;而不少明清小说的涉医情节是由巧合和偶然行为组合而成,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往往是某种观念的图解。生老病死是人的生命历程,也是小说常见内容,涉医叙事在小说中意义重大。

明清陕商与关中饮食文化风尚的变迁

明代为了保障西部边关的供应,采取了“食盐开中”“棉布征实”“茶叶开中”等一系列政策,陕西商人因地理之便一跃而起,成为驰骋江淮的巨商富贾,三原、泾阳一带也成为新兴的经贸重镇。明末以来社会奢靡成风,陕西商人从江南把这种奢侈风气带回关中,客观上促进了关中饮食行业的发展和繁荣。明清是各大菜系成型的黄金时期,关中中心城市内在驱动力不足,陕商喜好消费不兴产置业的习俗等诸多因素,导致陕西饮食文化失去了再度复兴的难得机遇,值得深思。

论明清侠义章回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女性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侠义章回小说逐步发展繁荣,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伦理叙事所反映出的女性观念逐渐增强,女性角色在书中所占地位也越发凸显。这反映了明清小说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入,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给侠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角色增加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女性最终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设定,进入传统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明清仙道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来源

明清小说的繁荣,带来了小说观念和小说理论的繁富,小说家纷纷对小说的结构艺术进行深刻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明清小说中一个新品种的道教仙道小说,据初步统计共48部,它们的作者都曾苦心经营过这些小说的结构模式,结果是全部48部仙道小说无一例外地按照“仙界开局式”“凡间发展式”“玉局结尾式”,即“仙界→人世→仙界”的三段结构形式来布局谋篇,这种模式同时也策应了明清文法、戏法、小说法等提倡的豹头、猪肚、凤尾的结构理论。究其原因,主要受诸如《太平经》等早期道教在经典制作上的文本模式的影响。但是明清仙道小说在结构安排、叙述风格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性,这是服从于仙道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其他外在客观因素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明清徽商与徽州武术文化的发展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特点及其对徽州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力,探讨了徽州武术的历史演变与特色形成,揭示了徽州武术在精神、道德和社会网络层面对徽商的正面作用,以及在二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下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文章广泛搜集历史文献与史料,结合历史及社会学视角,为徽商与地方武术文化相互作用的模式提供了新的解读。

明清人情小说西行之传播价值嬗变

中国古典小说西行滥觞于明清人情小说。从18世纪初《好逑传》走进英语受众至今,该流派作品的英译传播已有300余年历史。目前,该流派中有18部作品已走入英语世界,英译本达77种。其英译传播活动以西方人发起为主,大致经历了道德教化、信息猎取、价值鉴赏三个阶段,总体呈现外热内冷的局面。作品在中西交流史中的价值随着中西关系和传播环境的变化而嬗变,从实用主义逐渐走向学术鉴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以时间为轴,通过历史分析法综观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情况,揭示其流派价值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嬗变的经历和原因。同时,以史为镜,旨在通过发掘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供需契合点来提升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效果,并为中国其他文学类型的对外传播提供参考。

谫论明清小说中的对联

在宋代话本中,已存在对联的雏形,至明代,对联已被成熟运用于小说的回目、篇内、回末等重要位置,成为明清小说中的主要文体表现形式之一。对联的分类丰富多样,按照内容,对联可以分为言对、事对;按照上下句表意关系,可以分为正对(顺对)、反对(逆对)、流水对(串对)。对联可以帮助小说传达情感、营造意境,为读者提供线索、串联情节,并通过评价和暗示更好地刻画人物。

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子“断发”情节研究

“断发”之举,渊源有自,其来尚矣。早在原始社会,“断发”行为就是因地制宜的百越民俗和悖礼犯义的中原禁忌,与地域因素、生活方式、民族意识乃至社会伦理关联密切。而聚焦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断发事件,主体犹以女性居多,女子“断发”的背后暗含了其婚恋状况的反映、贞节观念的体现和内心悲愤的宣泄,现实寓意丰富深厚。明清小说戏曲借用此种情节结构,渲染描绘,呈现了矢志守节,割发立誓;男女恋爱,截发传情;意同折辱,剃发受惩;内心悲愤,断发绝念;夫妻分离,剪发寄情;看破红尘,削发空门;迫于生计,祝发谋生等特定类型。此情节叙写了不同情境下的个体故事,代表了不同遭遇下的女性心声,蕴含了广博精深的文化内蕴和独树一帜的审美属性。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明清徽商重教兴学的动因及影响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商业舞台上的佼佼者,有着“儒商”之称的徽商在经营致富后热衷重教兴学,蔚然成风。具体言之,他们不吝资财培养子弟仕进,热心公益捐资助学,附庸风雅结交士人。而徽商的这些行为,既是受到地域文化传统的熏陶影响,也有着鲜明的现实诉求。文章通过分析徽商重教兴学的行为动因得出,其对于其自身经营及徽州地域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体现出商人与社会之间的相得益彰,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由动物书写看高罗佩狄公案小说对中国公案小说的接受与创新

中国公案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动物书写情节,因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浸润及文学动物书写传统的影响而突显出神异性色调。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一方面借鉴了传统公案小说的动物书写情节,另一方面又淡化了此类情节的神异性和果报观念,强化了客观逻辑与科学化思维。这既反映出西方侦探小说对他的影响,更折射出他在接受中国文化时的理性思辨意识。在此基础上,他赋予动物书写情节以跨文化传播的功能,投射出他对中国文化的体悟。通过小说中的动物书写,他既开辟了观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视野,又参照、借鉴了西方通俗文学的创作传统,于中西文化会通中实现了“华风西被”的祈愿。

明清徽商藏书家藏书特点与动机研究

明清时期徽商藏书鼎盛。在梳理明清时期徽商藏书特点的基础上,从贾而好儒、教育子弟、提升自身形象、结交官僚、学术研究的角度揭示徽商藏书的动机,分析徽商藏书对培养人才、提升自身文化素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保存大量文献和促进学术研究的作用与影响。

论明清徽商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贡献及启示

明清徽商的经商、公益活动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其一,他们将乡村的农产品商品化,带动了小徽州、大徽州城乡经济的繁荣;其二,他们经商致富后投身大小徽州的教育事业,提高了城乡文化水平;其三,他们积极参与大小徽州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改善了城乡环境和生活条件;其四,他们投身于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促进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明清徽商振兴了徽州乡村,也促进了经商地区城镇化的发展,体现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好机制。

明清徽商与皖江流域城镇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商品经济发展,皖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明显提升,而城镇兴起发展则是其重要体现。作为当时国内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不仅经营广泛、实力雄厚,而且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多以“儒商”自居。而在当时皖江各处城镇中亦活跃着大批徽商,他们艰辛打拼、操奇计赢,在进行商业经营的同时也开展诸多社会活动,继而与地方社会保持密切互动。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与教学策略新探——以明清小说为例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载体,其蕴含的思想道德与价值观念符合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大背景下高校所践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古代文学明清小说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可尝试将其与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形成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将其融入到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课堂教学内容与设计里,并在考试与考核中注重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结合。

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

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繁盛的漕运及宽松的漕运土宜政策,促进了运河区域的商品流通及贸易繁荣.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晋商纷纷来到鲁西运河区域从事经商贸易活动,或坐贾经营,或转运批发,成为活跃的商贸群体,势力强劲,实力雄厚,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的经营.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商贸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的交通、宽松的政策以及遵诚重信、以义取利所营造出的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明清小说批评中的“观象”思维与审美体验

在明清小说批评中,金圣叹、毛纶与毛宗岗父子、但明伦等批评家们常以一系列“观象”隐喻修辞话语评说对小说文本的审美感受。这种思维方式并非明清小说批评家的新创,它较早地出现在魏晋六朝时期的《世说新语》以具体可感的景象品藻人物的清谈中,以及该时期以意象评赏作品风貌的文学批评中。明清小说批评中的“观象”批评,是指作为审美主体的批评家往往幻想出一系列的景象,并且以审美“观象”方式去品鉴景象,将各种景物视为情景交融的意象,并以动静交叉的各类景物意象来评说小说文法特征。在批评家眼里,小说文本天地仿佛风景名胜区,在带给批评家及阅读者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凭借其自身蕴藏着的画境感提升读者的阅读兴味。

明清时期陇南地区关帝庙营建研究——基于方志、碑刻资料之考察

通过利用陇南地区关帝庙相关的方志与碑刻资料,从营建心态、方式与功用三个维度阐释其营建历程。在营建心态层面,官民的功利主义取向所体现的时间段可能不同,庙宇的营建或是为满足官员的行政需要,或是与前代庙宇基础及所处地理位置相关,体现了官民利益的融合与冲突。在营建方式层面,表现为官民合作,即官方倡导—民间参与、民间自发—官方支持两种路径。在营建功用层面体现为客商的商业贸易,即以礼县为中心,造纸业、制盐业为主的贸易路线和以两当县为中心,客商与土商的初始贸易以布粟交换方式实现,双方经济实力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