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基层运行现状、困境与优化路径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成立,标志着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的监督协作进入新阶段。但从基层运行现状来看,监督精准度和协作配合深度仍有待提升,监督闭塞、部分协作机制运作不畅仍阻碍其职能的有效发挥。如何应对检警双方合力不足的困境,是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面临的难题。因此,要多管齐下努力提升监督实质化水平,要信息共享不断破除监督闭塞,同时持续优化协作机制、提升协作合力,以完善和提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监督能力和协作水平。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实质化运行路径探析

检察机关可以将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作为切入点,促进侦协办规范化、实质化、长效化运行,通过更新监督理念、创新监督机制、借助大数据赋能、“四大检察”融合履职的方式,打造“数据整合—法律监督—社会治理”的闭环监管模式,实现从传统的被动监督、人工监督、个案监督到主动监督、智能监督、系统监督的重大转变,更好发挥法律监督机关职能作用。

监检衔接中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困境与完善

监察体制改革后,绝大部分的职务犯罪归属监察机关依法立案调查,而现行《刑事诉讼法》为检察机关保留了限于“对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过程中”的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无论从宪法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还是检察机关作为主体直接参与诉讼活动的履职优势条件来说,保留这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但保留的一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过程中却面临着与监察机关管辖竞合、案件分配管辖机制不明,犯罪嫌疑人(被调查人)权利保障陷于风险和机构人员转隶后侦查力量不足等困境,对此应深化监检沟通合作、明确案件分配管辖机制,建立监察案件分流机制、提升涉罪被调查人权利保障水平和强化侦查力量、加强队伍建设来避免制度虚置,切实促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达到应然水平和制度设计的预期目标。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实质化研究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推进建立,该机制运行一年多以来,其实质化效果尚未完全体现。主要在于当前对我国检侦关系适合何种制度把握不到位,缺乏相应细化规范以及技术创新与平台建设不够等。检察主导的侦查监督与检侦相互协作配合制约并重的模式,从完善检察监督、促进检侦协作与相互制约的角度适合我国检侦关系发展。为促进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实质化运行,应进一步强化前移检察监督端口、推进案件轻重分流等机制建设,融合大数据技术以及有效利用“侦查协作办公室”这一平台。

公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运行之困境及破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是刑事诉讼中制约监督的重要内容,从C直辖市公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运行现状可以看出,侦查监督和协作配合力度在持续有效加强。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侦检分离工作模式以及现行机制运行存在的不足,导致还存在观念分歧、机构设置、制度落实等问题。宜从改进监督观念、明确工作事项,优化机构建设、加强沟通协调,提升工作能力、提高监督质效,强化信息反馈、完善办案考评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推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实质化运行。

护理部与感染监控室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协同作用

目的 发挥护理部与感染监控室的协同作用,确保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有序进行。方法 将对护理人员医院感染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纳入护理部业务学习计划之中;将感染监控室的微生物监测、消毒隔离质量检查纳入护理部质量评价系统之中;将感染监控室的重点科室管理及突发事件管理纳入到护理部正常管理工作之中。结果 有效的协同作用保障了医院感染的管理工作。结论 护理部与感染监控室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协同作用非常重要。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监督机制研究

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既有侦查权,又有批准逮捕权和提起公诉权,应当建立多环节、多层次的内外监督机制。检察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纵向监督,可以从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包括内部分工管辖制度、初查监督制度、侦查联动制度、办案人员责任制度等;同时,也可以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并在立法上规定对是否立案的审查监督制度、提前介入制度、复议复核制度、司法救济制度等,以使监督机制更加趋于完善。

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配合衔接机制研究

明确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配合衔接,是落实国家监察体制的关键之策。《监察法》规定的互相配合原则和调查侦查趋同化是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配合衔接的法理基础。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存在互涉案件,理顺管辖问题是办理此类案件的首要前提。公安机关应配合监察机关执行技术调查、搜查、调取、查封、扣押、发布通缉令、限制出境等调查措施;同时,在留置场所的设置和被留置人员的看护等方面也应为监察机关提供协助。

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之检察监督机制

提高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水平与规范化,切实履行侦查活动监督职责,需要检察机关进一步完善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水平,适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要求。文章从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侦查活动监督的必要性、监督的范围、途径、形式等方面进行研究,深挖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对具体实践应用有所裨益。

我国检察权属性应然定位之探讨

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不仅是由宪法的实然法条规定确定的,更为重要的从应然视角看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我国检察权定位于法律监督权,这一定位深深地根植于我国的宪政结构体制、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具体国情之中。如果不能立足于这些视角冷静理性地看待检察权,那么就必然误入西方学术分析框架隐含的"三权分立"学说的先验假设的逻辑中,从而得出错误结论。此外,要准确理解检察权属性,还必须正确厘清其与法律监督权、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之间的具体关系。

检察机关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刑事侦查监督运行机制研究——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刑事侦查监督为例

检察机关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对公安派出所进行刑事侦查监督是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监督改革试点《通知》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创新检察监督的需要,具有刑事侦查监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在刑事侦查监督机制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全国范围的试点情况看,检察机关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试点工作仍存在立法不足、意识不强、监督不力、信息不畅等问题。为此,必须确立正确的监督原则,创新监督运行机制,增强监督的责任意识和监督力度,实现检察机关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刑事侦查监督的科学化、信息化、专业化,取得监督的实效。

试论办公室参谋助手作用的强化

办公室是一个综合部门,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是首要职责之一。中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坚持把服务企业发展、服务领导决策作为首要工作职责,紧扣企业工作中心,加大调研力度,积极编写信息,撰写优质文稿,努力为领导当好参谋助手。在工作中强化办公室参谋助手作用,必须加强调查研究,以成果推动工作;必须做好文稿起草,以精品服务决策;必须做好信息工作,以咨询辅助决策;必须做好督办工作,以推动落实决策。

新时代检警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运行的困境与进路

优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提升办案质量的重要命题。新时代检警关系下,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实现了侧重点从侦查决定公诉向检察引导侦查的转变,但二者间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运行仍存在理念不够统一、边界把握不够清晰和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平台定位不够明确等问题。新时代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运行的演进,应坚持在审判中心格局下构建检警关系,平衡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理念,推进司法理念统一,促进监督与配合的衔接程序,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平台建设。

新形势下如何做好高校办公室工作

:高校办公室工作在整个学校工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做好新形势下的办公室工作 ,要抓住学习这一前提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办公室队伍 ;要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 ,实现办公室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要充分发挥办公室综合协调和督促检查的职能 ,狠抓落实工作 ,保证学校工作的正常有效运转 ;要实践服务宗旨 ,加强信息和调研工作 ,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 ;要重视公关工作 ,树立学校“窗口”

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我国侦诉关系之重构

世界各主要法治发达国家侦诉关系模式主要是"公诉主导侦查"或者"公诉引导侦查"的模式。此种模式下的"主导"或者"引导"均体现以公诉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实质性有效监督制约为后盾,符合诉讼机制运行的一般规律,体现了现代法治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侦诉关系却呈现出一种侦诉"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的不足与错位。新时期,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我国应在借鉴域外相关国家侦诉关系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实质性有效监督制约为后盾的,公诉引导侦查的"侦诉协作关系模式"。

公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改革与前瞻

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指导下,构建何种公检良性互动机制一直是司法改革的重点问题。当前,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以及检察机关内设机构重塑等改革举措的直接要求和间接推动下,公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应运而生。该机制采取监督与配合的双向模式,总体上获得公检的积极评价。但依然存在侦查监督的形式化、被动性以及协作配合不足或者过度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肇因于对监督与协作的关系定位不清,多因素导致人力资源投入相对匮乏,派驻方式和人员选择难以实现充分履职以及公检考核指标不协调限制了机制运行实效等。为优化完善公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应当以侦查监督主导作为配置公检良性互动机制的逻辑起点,以实质性和充分性作为检验公检良性互动效果的衡量标准,以融贯性作为公检互动机制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

中国式刑事检察现代化的若干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法治轨道上的现代化。刑事检察是国家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体现,刑事检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刑事检察现代化是“中国式”和“现代性”的有机融合。中国式刑事检察现代化应当立足国情和司法实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和政策,推动制度机制创新完善,适应数字化时代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提升刑事检察监督质效,以刑事检察现代化推动法治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我国电讯监听措施法律监督制度的重构

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将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和执行权明确赋予了公安机关,这使得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已经空前强大的侦查权得到又一次增强。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特殊时期,刑事案件尤其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恶性刑事案件总体上呈现出多发、高发的严峻态势,社会大众对公共安全的心理承受底线不断受到冲击。因此,允许公安机关运用以电讯监听等为代表的技术侦查措施,对于迅速有效破获刑事案件,积极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切实维护公共安全尤为必要。与此同时,出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考量,也应该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电讯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进而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激烈冲突,兼顾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双重目的,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并重的价值取向。

论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职能实现

在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体系中,人大是最具权威性的监督和追责主体,但其监督和追责职能的制度规定与实际履行的差距依然明显。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职能定位应当坚持中国特色取向、人大权责一致、职能定位过程以及生态相对优先的基本原则,应当既要说明人大中由谁来追究责任和追究政府中谁的责任,也要考察追究政府什么性质的责任和人大如何追究政府责任。制约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实现症结点主要在于人大自身建设的不足、生态社会力量的薄弱以及作为追责对象的政府掣肘。因此,针对上述症结点,运用公共管理创新理论,推进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实现的主要着力点应当在于不断提升人大追责动力和能力、培育成熟的生态社会力量和构建新型的合作追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