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简青革命功绩述评

毛简青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宣传教育家,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他组建了广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梧州市支部;建立平江工农义勇军,领导平江20万农军“三月扑城”。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牺牲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永远铭记。他的革命功绩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仍有学习借鉴的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西北四省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城市青年的态度和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此外,婚姻状况、月储蓄、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和原住地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的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重庆市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采用修订过的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探讨分析重庆市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在重庆市南纪门农民工劳务市场随机抽样,测评了有效样本343个。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农民工中等程度以上的心理问题检出率为21.87%;重庆市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非常显著低于全国正常人平均水平;不同婚姻状况的重庆市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显著;而不同收入水平重庆市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差异。重庆市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值得重视与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及其对社会认知的影响

本研究以465名农民工为被试,采用自编农民工城市适应问卷,考查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及其对社会认知的影响。结果如下:(1)城市适应包含7个因素:融入感、人际关系、个人期望、向往程度、个人准备、语言适应及生活习惯,这7个因素对农民工的社会认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具有不同背景的农民工,城市适应存在以下显著差异:男性农民工在个人准备上高于女性;年龄大的和已婚农民工,在个人期望、人际关系、向往程度、个人准备、语言适应、生活习惯等方面高于年龄小的和未婚的;有多次打工经验的在个人期望、人际关系、个人准备上高于第一次打工的;打工时间长的在个人准备、语言适应、生活习惯上高于时间短的;收入高的农民工在人际关系、融入感、个人准备上得分高,生活习惯上得分低。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2013年重庆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探测性因子分析方法,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至少包含社会网络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职业融合等五个方面;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合总体水平偏低;制约农民工家庭进一步融入城市的主要是职业和经济因素;家庭月收入等多重因素对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具有影响作用。

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农民工留城定居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单身的要比已婚的留城意愿高;配偶在城市的要比两地分居的高;流出地越穷的地方,留城意愿越高;自我阶层认同越高的,越倾向于留城。

进城农民个体劳动者去与留的实证研究——对武汉市进城农民留城态度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蕴含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转变为城市人口的意思,因而对进城农民去留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主要从个人、城市社区以及农村社区三方面探寻了影响进城农民个体劳动者的留城态度的原因。调查结果表明,有较大比例的进城农民个体劳动者有留城倾向,个人和城市社区中有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留城态度。

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与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

近年来,作为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手段,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虽然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仍存在争议,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考察农民偏好迁移至哪类城市。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民以家庭为重的社会现实,将推拉理论、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整合到社会心理学家Lewin的行为分析框架,提出我国农户的迁移行为公式。理论分析发现,农户的城镇迁移偏好是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乡村联系和城市融入等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CGSS2010的2 355户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民迁移的目的地分为"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等5类,考察了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现状及其指标特征,并在多重共线性和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以多项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民倾向迁移至哪类城市与其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选择向小城镇迁移的农户相比,拥有较多乡村社会资本的农户更偏好迁移至县城/县级市,而不愿意去更大规模的城市定居,表明乡村联系对农户城镇迁移具有一定拉力;年龄较小、健康状况较好、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较高、有成员长年在城市务工以及流入土地开展规模经营的农户,更偏好向地级市迁移,表明地级市已经成为市民化能力较强农户的理想迁入地;健康状况较差、子女个数较多、承包地面积较少、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农户,更乐于向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移民,表明境况较差的农户反而期待去大城市闯荡一番。整体而言,土地流转能够推动城镇化,城市工作经验会让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只有资源禀赋差、生存压力大的农户仍有"大城市梦"。因此,为了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政府首先应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减弱进城务工人员与乡村的联系;其次要加快地级市的发展,让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先行市民化;最后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加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和地级市的吸引力,以消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

流动人口、非正规就业与大城市发展

流动人口快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以农民工为主的大多数流动人口并没有获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从就业形态来看,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严重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在未来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城市的发展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为了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变农民工为市民,相应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

在现代商品经济冲击下,中国近代以来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旧有的乡村自然经济和生活方式日益遭到瓦解,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和乡村到城市谋生,这种社会现象引起文学的关注。从五四到30年代,出现描写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的作品,这些作品从经济、社会动荡和民族与阶级压迫的角度探究农民离乡的原因,叙写他们的城市遭际和心路历程。抗战爆发使描写乡村破败和农民被迫进城的文学暂时中断。建国后的30年里,严格的户籍身份制度和社会管束,堵塞了农民进城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后户籍制度的松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边缘与贫穷,使大批农民以民工的身份大量涌入城市谋生,他们是城市生活方式和文明的追求者、城市建设和社会需要的劳动力,又是城市的底层和牺牲者。当下文学对作为城市外来者的农民工进行了大规模的描写,形成了独特的人物形象系列,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新时期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以重庆市合川区为例

为探讨现阶段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对"生计脆弱性"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户分为三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评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综合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并利用重庆市合川区入户调查数据,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纯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最高,外出务工农户次之,当地非农就业农户最低;缺乏完善的养老保障和农业发展落后是纯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原因,外出务工对外出务工农户生计脆弱性存在双向影响,当地非农产业的脆弱性是导致当地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制定改善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相关措施需要充分考虑农户类型的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的逻辑、功能与政策分析

伴随着农民工举家迁徙出外打工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与日俱增。相对于其父母的弱势而言,他们处于更边缘化境地。怎样才能使他们健康发展从而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受益者而非利益受损者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是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价值诉求,因此从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的逻辑入手,探讨了他们融入城市的功能并提出政策上的建议。

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战略思考——基于武汉市农民工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对城市而言可能滋生着"动乱",孕育着社会风险;对农民工来讲则伴随的往往是痛苦和无奈。无论从理想考虑,还是从现实而言,农民工都应该是"和谐地"融入城市,而不应是"机械地"融入城市。影响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关键障碍是制度歧视与供给不足;深层次障碍是利益分歧与冲突。实现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目标,既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好、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更要未雨绸缪,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思考,促进农民工自由而全面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调查与思考——以江西省广丰县农民工为样本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中国生产力大军的主要力量。对江西省广丰县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生产、生活方式更具城市化。他们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但仍面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很难跨越的障碍,导致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社会要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信心,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特殊国情下产生的年轻群体,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新鲜血液,是影响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做好这个年轻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他们自身的全面健康发展以及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必须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现状,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规律、新特点、新方式,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多角度地开展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西安市农民工体育锻炼状况及影响成因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西安市农民工体育活动的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对体育有一定认识,其进行体育锻炼的困难主要是无人组织、没有时间、无人指导、无场地、无精力、缺乏经费。需要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农民工的体育锻炼,政府应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法规建设等方面对农民工的体育进行必要的管理。

农民工的城市感知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换言之,农民工能否自觉形成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并完成从社会生活、行动到社会心理的市民化,不仅与社会制度、政策和农民工的城市物质生活状况有关,也与他对城市及城市居民的认知与评价有关。概括而言,农民工的城市知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农民工对城市区位的感知印象、对城市居民的感知印象,以及对相关的城市制度、管理体系的感知印象。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感受,即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对城市的认识,并影响着他们对城市心理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和障碍有很多,大众传媒也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现有研究过多地关注大众传媒对于农民工影响的表层效果,而忽视了对于适应过程的意义建构与生活实践的理解。本文提出,由于城市适应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概念,因此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全景式要素进行研究,并意欲从关注其进城前后受大众传媒包括新媒体影响的各种城市适应指标变化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与生存实践这一过程事件。

我国城市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

文章详细分析了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及其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机制和价格机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城市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