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能力建设探究

新修订的《立法法》赋予了设区的市以立法权,此次"赋权"逻辑可以概括为是基层治理语境下的一种表达。作为现代法治建设中的秩序维系的需要,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获立能有效地应对地区治理困境,为权力正确运行提供约束力和制度保证。而立法能力是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的前提,同时也是设区的市做好立法工作的核心和关键。由此要求设区的市立法能力建设要加快进程,通过优化立法资源配置,明确立法主导能力,提升立法项目选择能力,增强法规草案起草能力,完善立法后评估能力等举措,迅速提升立法能力与水平,为设区的市立良法、施善法打下坚实基础。

2015年度中国地方立法评析——以地方性法规为观察对象

2015年度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全面贯彻中央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本省、市工作大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为发挥立法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实践。把加快立法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立法与改革决策衔接,促进社会热点、难点和民生问题解决作为立法工作的重心,重点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安全、权益保障、法治政府建设等方面的法规制定活动,取得较大成绩。总体来看,地方人大立法各具特色和亮点,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譬如行政机关主导地方立法现象依然存在;立法的地方特色有待进一步增强;立法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不够;区域立法合作相对较少;创新性立法仍显不足。展望未来,我国地方立法应在强化人大立法主导、加快立法体制机制创新、增强立法的地方特色、推进立法能力提升和加强人员队伍建设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新时期地方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当前,我国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逐渐虚化、弱化,阻碍了人民意志向国家法律的转化。基于此,结合十九大、十八届四中全会和《立法法》关于人大主导立法的相关内容,提出完善地方人大主导立法的路径设计:厘清人大主导立法的内涵和要求,增强信息获取能力,健全立项机制,健全法规起草机制,加强主导立法的意识和能力。

立法协商机制及其改革:基于广东经验的实证调研

立法协商机制是保障立法活动规范有效的一种工作机制,也是协商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进一步提出加强立法协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广东立法实践经验表明,注重通过立法调研、法规多元化起草、发挥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立法听证与立法论证、广泛征求法规草案意见、立法前和立法后评估进行立法协商,立法协商工作整体呈现从自发协商到自觉协商、从局部协商到全面协商、从形式单一协商到形式多样协商、从程序式协商到务实性协商的转变。当然,也存在专题协商少、互动式讨论协商少、利用新媒体方式协商少、规范性协商少、反馈协商意见少等不足。为此,可按照"一个原则、五个机制"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完善立法协商机制:一是坚持立法协商的政治性,牢牢把握党领导立法的根本原则;二是坚持立法协商的主导性,完善人大开展立法协商的主导机制;三是坚持立法协商对象的广泛性,完善公众在立法协商中的参与机制;四是坚持立法协商内容的公平性,完善重大利益调整的论证咨询机制;五是坚持立法协商方式的多样性,完善立法机关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机制;六是坚持立法协商成果运用的实效性,完善意见采纳运用反馈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与实践——2016年中国立法学研究会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于2016年11月19至20日在中山大学召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与实践"为主题,集中讨论了党领导立法的实践经验、人大主导立法的体制机制、地方立法的理论与实践、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等问题,对推动我国立法理论与立法事业发展及立法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会议发言中的主要观点进行综述。

论人大主导立法的适格主体

围绕人大主导立法的现有研究大都将人大视为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质点",而没有充分意识到"人大"内部的复杂结构关系。官方对于人大主导立法的主体认知基本上穷尽了"人大"概念的所有可能所指。此种过于宽泛的认知方式反而导致了立法权的过度沉淀,造成了对主导立法之主体的不当界定。功能适当原则解释了立法权沉淀的原因,但该原则本身应当受到民主正当性要求的制约。人大主导立法首先应当发挥"有立法权的人大"自身的主导作用,在后者之中又应当首先发挥全国人大的主导作用。完善人大主导立法需要统筹考虑各方面主体之间的关系。

党领导立法的逻辑与意义

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首先就体现为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引领和主导。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方略下,“党领导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法治关系的最集中体现,是破除“党大还是法大”伪命题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路径。党领导立法,既要符合现代政党政治与立法关系互动的法治原理,又有其独特的政治意涵、确立方式、组织机制和实现形式,还要面临党与国家立法机关、党领导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党领导国家立法与党领导党内立规等诸多关系的处理。

人大主导立法的可能及其限度

"人大主导立法"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社会主义立法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立法获得正当性与权威性的必然条件。观察近40年的中国立法发展,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人大立法权、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的虚置弱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过程中"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状况。重塑当代中国立法的正当性基础和公正性品质,寻求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立法效率与法律实效的协调,必须从行动上回归我国宪法法律文本的各项规定,维护有立法权的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然而,由于人大立法能力的实然状况以及诸多体制性制约因素,追求"人大主导立法"不能过于理想主义。有立法权的人大对立法过程的主导只能是逐步在具体层面、特定环节和一定限度内实现。

执政党与人大立法关系的定位——从“领导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立法学阐释

本文以考察执政党与人大立法关系为主线,以加强我国执政党的立法职能作为出发点,首先阐述了中国执政党与人大立法关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然后分析和总结了西方政党与立法关系的规律和特点,最后结合从"领导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从理论上对于当前我国执政党与人大立法关系的定位与重构加以探讨。

新中国成立70年党领导立法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立法变迁的实质就是社会环境、立法改革等多要素协同变迁的历史。党的转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所带来的执政任务、执政能力的变化和发展;立法改革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代表的立法者、立法制度本身的转型和完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党领导立法的变迁。在党领导领导立法多要素协同变迁史上,根本坚持的地方,即坚持党对立法的领导;也有不断发展变化的地方,即契合时代变迁的转型。

人大主导立法之辨析

人大主导立法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体制的核心要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立法法》新修订之后,实现有立法权的人大对立法过程的主导遂成为各级立法工作的基本目标与中心任务。当前,在思想认识上对人大主导立法还存在诸多误区,立法实践中对"谁来主导人大立法""什么是人大主导"以及"人大如何主导立法"等问题还存在困惑。鉴于此,有必要对人大主导立法的认识误区进行理论纠偏,对"人大主导立法"从概念内涵、主体和对象上进行科学界定,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实现人大主导立法的若干路径。

党领导立法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

在规范分析层面,党领导立法的语境是在党的机构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之后的事情。我国现行《宪法》的制定开启了党领导立法的话语和实践探索。经由对党的规范性文件的分析,党领导立法的特点和规律得以突显。这些特点包括重申党领导立法必须坚持的原则不变;党领导立法的结构体系和格局更加具体;党领导立法的工作思路的变化为完善党的领导勾勒了基本路径。党要引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依法立法的方向;同时支持人大在立法中发挥主导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立法之维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传统人民民主理论的新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式立法民主的内涵和外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首先应通过民主立法的过程得以承载和展现,其“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也主要是通过法律规范体系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得以彰显。在立法过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制度依据,通过“人大主导立法”实现立法主体的最广泛民主,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价值取向引领实现立法工作的全方位民主,通过以立法形式解决人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实现立法内容的全覆盖民主,通过立法公开、全民讨论等程序实现立法规划、法案起草、审议表决等立法过程的全链条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