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代是统一下的大分裂时代,也是酝酿着统一基因的大分裂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三阶层结构;通过变法图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在重民思想的影响下,民众支持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分封制、宗法制等制度的变革,阶层的上下流动成为维护政权安全的历史选择;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领土安全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新的形态,战败国以土地换和平成为新的诉求;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催生了弭兵运动,成为古代历史上追求共同安全的伟大尝试;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塑造了密不可分的安全共同体。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它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当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注入丰富的历史养分。

《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阐述了《待访录》在清末中国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待访录》作为一个抗议专制皇权的民权寓言出现在清末中国的思想界,以杭州与温州瑞安为中心向广东、上海、四川、湖南等地传播,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处 ,都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 ,但是两者在侧重点、具体内容、思想资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梁启超等突出救亡 ,力图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现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国民 ,以挽救民族危机 ;陈独秀等鼓吹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希望造就一代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新青年使社会走向现代。两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相异 。

“社会精英的报刊”——从传播学论戊戌维新报刊

本文借助现代传播学理论,梳理了戊戌时期维新派创办的报刊,对其传播的信息流作了考察,认为它们突出了政治、经济、文化和西方最新科技信息的流布,对启发民智、开通风气、形成共识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奠定的报章文体在近代报刊史上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兼评百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考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 ,在不少论著中深刻反思变法的全过程 ,提出了许多有别于世人的观点。他认为变法本身没有错 ,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将他们的变法主张贯彻下去 ,除旧而不布新 ,变法而不变人 ,再加上光绪皇帝无权、守旧官僚反对 ,就无法使变法获得成功。这些看法对梁启超在 2 0世纪初年乃至终身的思想观点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百多年来 。

熊希龄历史评价与定位

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激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与唐才常。 他是《湘报》的创办者与主持人。他的“洋人不可与之开衅”的主张不应当片面加以指责。 他在民国初年担任财政总长所经手的大借款是不得已而为之举措，也是唐绍仪内阁全体成员 的一 致决定，不应当由他一人承担责任。他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乱命上副署，虽是他难 辞其咎的人生一大污点，却也是有原因和苦衷的，在指责他时也应当多一点理解。他晚年脱 离袁世凯而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与抗日救亡，这是他人生最为闪光的一面，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

戊戌地方制度改革与维新派的地方政治思想

戌维新运动中,光绪帝下令裁撒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反映了维新派试图通过"委重督抚"加强地方权力,并提高行政效率的政治思维;而湖南省在变法中创设的南学会和保卫局,都反映出维新派试图通过地方议会和地方自治改变督抚专政,让新式绅商掌握更多地方权力的政治用意。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的地方政治主张,都是以政治权力下移为核心。

张荫桓:戊戌变法的幕后策划者

张荫桓虽由捐纳出身,却凭借其过人的才干在官场中步步高升,由驻外使节而成为朝廷重臣,并受到光绪皇帝的信赖。他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影响光绪,促使其倾向变法,并向其推荐了康有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维新派的重要密谋。维新运动高涨之际,他频繁地被光绪召见,协助其进行改革决策,并积极地推行新政,对变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免遭物议,张荫桓策划新政总是居于"幕后",但还是未能逃避杀身之祸,成为因变法而被处死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对戊戌文化现代意识的理性思考

戊戌文化是生存于维新变法时期,以维新文化为核心内容,以突出救亡图存为主题的,可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文化相对抗的具有资产阶级文化萌芽性质的一种新文化,属于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转型文化。作为转型文化,它的价值表现在: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完成了中国文化由传统的学术价值定位到社会政治价值定位的再造;采用激进的反传统手法,在变法图强的旗帜下推进中国新知识阶层的群体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但由于种种因素和原因,戊戌文化也存在着诸如粗陋与肤浅间杂、恋旧与求新并存、过重的尊君色彩等无法克服的缺憾。

义和团时期的载漪

载漪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认为学习外国的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戊戌变法,均属秕政,光绪帝已失天下人心,应予废立。主张杀洋人,杀教民,与外国开战。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时代淘汰。

论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影响重大。其维新变法的主张及生利分利、振兴实业、货币、利用外资等经济思想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就是对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现实影响。

论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体制改革

19世纪末 ,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高举救亡图存和维新变法两面旗帜 ,掀起戊戌变法运动 ,其终极目标是富民强国。虽然变法维新昙花一现 ,但它在中国社会近 (现 )代化进程当中却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历史意义不容忽视。特别是戊戌变法中的核心内容——政治体制改革 ,更是影响深远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学术播迁及其影响——以王闿运和皮锡瑞为始末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地域间学术播迁以王闿运主讲四川成都尊经书院为开端。以其学生廖平为中心形成了今文经学蜀学派。康有为受廖平的直接影响,形成了其公羊学思想体系,并以此授徒,形成了今文经学粤学派。康有为的思想又通过梁启超和谭嗣同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同时,皮锡瑞上承王闿运今文经学,并通过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和廖平的公羊学影响,又通过主讲江西南昌经训书院,促使江西学风的转变。这使他不仅成为湖南今文经学最后一位大师,而且成为清末以湖南为中心的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术播迁反映了咸同以来士绅势力发展的新动向,同时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伯鲁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贡献与其历史地位

在清末戊戌维新运动中,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宋伯鲁作为"言官",在民族危机刺激之下,时刻以救亡图存为己任,顺应时代潮流,组织创立"关学会",提出变革政治制度、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时务官报等建议,并与守旧官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得戊戌变法的措施得以推行。他的维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他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思想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陆羯南与戊戌变法

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陆羯南为代表的日本民间国粹主义者,反对明治政府的脱亚入欧政策,主张建立中日联盟,以东方国际体系来对抗西方国际体系。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改革为契机,陆羯南积极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展开工作,对戊戌变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黄遵宪与张荫桓政治交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均曾持节出洋 ,谙熟西学 ,在维新运动中积极倡导变法 ,有过十分密切的政治合作。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皇帝推荐《日本国志》 ,举荐黄遵宪 ,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构建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维新派 ,为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形成的较完整的西学观、教育观、国家观以及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 ,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全面进步 。

戊戌时期维新派女子教育思想论要

本文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关于女子教育的观点如下:女子接受教育是女子应该享有的人生权利,是强国智民的重要途径,女子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具有普通知识的贤妻良母型的新型女性。这一教育观具有浓厚的封建保守性,但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和近代女子教育的开始。

戊戌变法前后的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探析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文坛上曾出现过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前者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后者以严复、王国维和周氏兄弟为代表。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戊戌变法前的文学无用论,从实用的角度看待文学,把文学看作一种工具,认为无用即无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文学的理论。而戊戌变法后的文学无用论则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它本身就是目的。文学虽非实用却自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因此,本质上不但不是否定文学的理论,而且是一种更深刻、更彻底的肯定文学的理论。

洋务教育和戊戌维新教育思想与近代中国学校体育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统治阶层部分人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中国在科技方面已落后于西方;要摆脱内外交困局面,必须走自救兴国之路。洋务运动及维新改良运动就是这种自救兴国之路的具体体现。国人在富国强兵、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掀起了一场近代工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之浪潮,这对中国近代教育思想以及近代学校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