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Literary Appreciation from the Author's Life Experience View

Sainte-Beuv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theory.He demonstrated:" It's difficult to value one's works without studying the author."So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took Ernest Hemingway and his works as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how to appreciate literature.

符号叙事的主体自觉——歌曲《罗刹海市》传播现象与得失评析

刀郎歌曲《罗刹海市》在短时间内引发轰动式的传播现象成为中国2023年度一大文化现象。该歌曲采用符号叙事手法,具有令人称绝的符号文本与奇观化的符号意象,中国传统美学的反讽反喻之美、后现代美学的狂欢解构之谑,以及虚实相照、古今相映的间性叙事结构,体现了创作者的三大主体自觉性。该歌曲现象级传播的成因在于讲述了一个“个体的与群体的”故事,建构了一个“跨圈层”的意向性结构,编码了一个滑动于雅俗两极的低清晰度文本,并在“狂狷”与“乡愿”的决裂中高调彰显了人格尊严。从创作方法看,该歌曲在文本创作上存在缺陷,偏离了流行歌曲创作的常规道路,走入了极端境地,应当引起文艺界的注意和警觉。

省属地勘单位如何讲好地质故事——以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为例

地学科普对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翼理论”、传播地球科学知识、提升国民科学素养、推动地质工作全方位服务社会有着重要作用。翔实全面的地质资料是做好做精地学科普的基础。文章采用论述的方法,分析省属地勘单位开展地学科普工作的意义和优势,以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为例,介绍其打造科普品牌、开展科普创作和组织科普活动的成果经验,分析省属地勘单位如何通过开展地学科普履行公益职能、推动政府合作、服务市场需求,提出可行的发展建议,试图探索出一条省属地勘单位发挥地质作用,科技创新、科学普及两翼齐飞的发展之路。

讲好中国古代文学故事的进路与思考——从神曲《罗刹海市》谈起

流行歌手刀郎所改编的《罗刹海市》取材于《聊斋志异》,现已成为来华留学生乃至全球中文学习者有可能接触到的一个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引入流行歌曲讲好中国古代文学故事《罗刹海市》可成为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跨文化交际的具体案例。因而,从故事讲述方式、文化元素利用、思想内涵传递三个方面对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以提升传播中国古代文学故事的广度与深度。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中西文学的首次相遇:罗明坚《通俗故事》研究

《通俗故事》是罗明坚与其中文老师共同编写的一部汉语学习教材,其中30个故事选自中国古代类书、蒙学教材和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明末儒释道合一的思想文化倾向。文献中的四篇西方故事,则来自《伊索寓言》《圣经》《圣人故事》。本论文从《通俗故事》的底本研究、故事的编辑特点以及中西文学的会通研究几个方面对该书故事做深入考察。《通俗故事》中的《伊索寓言》首次在中国的登录,也是西方文学首次以中文形式在中国文学的出场,在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和翻译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电视理论节目通俗化表达路径探析——以湖南卫视理论节目为例

电视理论节目如何更好地彰显人民性,是新时代媒体事业必须应答的重大课题。以湖南卫视电视理论节目案例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用新创意讲好中国故事是理论节目创新的核心,用新故事传播中国故事是理论节目通俗化表达的路径。应牢记党媒使命,加强理论与实践相交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电视理论节目走向通俗化、大众化、时代化和国际化。

《三国演义》“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在欧洲的流变、改编与阐释

19世纪下半叶英、法、德等国对《三国演义》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进行了不同版本的翻译、解读、文学重构和文本阐释。该故事在欧洲的流变体现了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系统流传过程中的传承性、开放性和拓展性。在英语世界,汉学家艾约瑟、邓罗、卜舫济等人对该故事选段进行了选译和评论,该故事在英语世界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的流布具有较为稳定的传承性;在法语世界,法国汉学家巴维在《三国演义》译本中表现出对该故事中道教地位的关注,又在中篇小说《巫师于吉》中为故事建构了新的叙事框架,将其适配在世界文学的话语体系中,对故事中的生活细节进行了一些增衍,使故事呈现出更多异域风情。在德语世界,保尔·海泽在对“小霸王怒斩于吉”的故事情节改编中将德语诗学和文化语境嵌入中国故事,为之进行了独特的美学形式重构和文化内涵重塑。而德国汉学家阿恩特和当代汉学学者对《三国演义》故事情节的征引和阐释则体现了西方意识形态对东方的有意建构,其目的在于使中国故事符合西方话语语境的逻辑,从而确认并强化西方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在欧洲的流变、改编与阐释体现了中国故事融入西方文化语境需应对的矛盾,对研究世界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故事”在西方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呈现出怎样的文化价值的变异规律具有重要的启示。

女儿国的神话传说、史实记载与俗文学虚构

女儿国神话传说是我国流传广泛的神话传说之一。自汉代起,女儿国开始出现在正史记载中。对典籍中的女儿国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母系社会是女儿国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女儿国感生神话中蕴含着先民原始思维;古代典籍中对女儿国的记载,带有他者视域下的记录与想象的特点。南宋开始,出现了大量涉及女儿国故事的俗文学,实现了女儿国由神话传说、史书记载向俗文学虚构的转移。俗文学中的女儿国可分为西游女儿国、西洋女儿国、镜花缘女儿国。三类女儿国故事的共同叙事模式,展示了男性文人视角下的他者想象。

越南《皇黎一统志》与中国《三国演义》之比较

越南汉文历史小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通过越南历史小说《皇黎一统志》与中国历史小学《三国演义》的比较 ,不难看出 ,越南历史小说除了内容之外 ,它的创作思想和语言形式与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基本上是同源的。

“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

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它讲道理,但表达方法是寓论于史,并非以讲求哲理、规律为特色。因此,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历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告别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与阶级论史学迭居主流地位;20世纪末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呈方兴未艾之势,可能会由此走向整体史的新史学,因而社会史成为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过渡的中间形态。史学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表明,史学功能应当而且正在转换:由政治教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成果由大众分享实现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历史研究走近古人生活世界,史学作品贴近今人生活。为此,史学著作应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就此而言,社会史研究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要求会更高,并且需要继续克服居高临下的对待读者大众的态度。

历史的遗产:南诏国寻传蛮分布区城镇建设与治理考述

南诏国治下的寻传蛮,与今天中国、缅甸、印度交接地区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有族体上的历史源流关系。历史上,南诏在寻传蛮分布地设置政区、建立城镇,加强了对寻传蛮的治理,极大提升了寻传蛮群体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加大了社会财富的生产规模,促进了该地区的文明跃升和社会进步。

《廿一史弹词》与杨慎人生价值体系的自我调整

《廿一史弹词》作为杨慎在谪戍期间所创作的一部通俗历史读物,充分反映出作者在遭遇人生历练波折后价值体系之自我调整:精神信仰由孔孟之儒学向老庄之道学倾斜;价值取向由汲汲仕进向淡泊功名回归;具体行为由谨遵礼教向不拘小节转变。在实施整合过程中充分凸现杨慎在不同人生阶段价值体系的儒道互补原则。

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

泰国的小说史,一般认为始自19世纪末(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西方小说的介入。本文试图提出的观点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曼谷王朝一世王时期,中国《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等古典小说的移植开创了泰国文学史上小说文类的先河。

《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考察

《太平记》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大量插入三国故事的战争小说,通过调查《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可以描述《太平记》与中国三国故事的文献关系。就目前的文献根据,不能排除《三国演义》影响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断言有《三国演义》的影响。至少可以认为《太平记》的大量使用三国故事,说明中世时期三国故事已经较为流行,这是《三国演义》发生普遍影响的准备。

试论太平天国文献俗字研究的意义

研究太平天国文献的俗字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界定太平天国文献的用字性质;更好地释读太平天国文献;更清楚地认识部分汉字形体演变和发展的规律;更好地认识广西俗字与广西方言之间的关系;部分俗字的形体构意揭示了粤西的民俗状况及社会心理。

宗族大众化与洪洞移民的传说——以怀庆府为中心

北方宗族在清代普遍发展,就怀庆府来说,清代中后期进入大众化发展时期,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由于先祖资料的缺乏,民间社会在宗族文化建设中面临着巨大困境,于是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应运而生,因此这个故事只有放到宗族大众化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得到解释。

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可以发现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三国志通俗演义》天书、符水母题的佛道文化内蕴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符水和天书紧密相连,这种母题伴生式叙事,说明两者间存在某种内在有机联系。天书确为天上降临的佛经,此与外域传来的佛经至为相关。天书母题演变中逐渐增加了警告叛逆、天书为正统所用的意蕴。该小说成书的元末明初,正值社会上骗术横行,对天书崇拜进行反思批判的思潮大盛,这也影响到小说对得天书者结局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