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土早期天河石研究

天河石作为一种蓝绿色宝石,在中国有着较长的使用历史。本文通过梳理中国早期天河石制品的发现地点、分布范围、器类、使用与功能等方面的信息,对现有考古发现中天河石制品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发现中国对天河石的使用始于东北,在东北地区集中出土且长期存在,是一种典型的东北区域宝石品种,中国先秦时期天河石存在由东北向西、向南传播的趋势,该研究为探讨东北地区的玉文化内涵,并通过天河石文物窥视不同地区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提供帮助。

《帝王略论》中的先秦及秦朝帝王论

中国古代史论著作《帝王略论》卷一记录了李世民与虞世南对先秦至秦朝夏禹、秦始皇等帝王得失荣辱的讨论,在后四卷中也多次论及这些帝王的功过是非。这些论断对于贞观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玄武门之变被比作周公诛管放蔡的义举,贞观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先秦治世的悠长回响。

关注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吴家麟留给我们的思考

从形式逻辑普及到法律逻辑学研究,吴家麟始终注重发掘和运用中国古代逻辑资源。在其主编的我国第一本以“法律逻辑学”命名的教材——《法律逻辑学》的初版和修改版“引论”变化之中,更展现了吴家麟由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到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关注点的转变。该转变乃吴家麟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和法律逻辑学不断深入探究的产物。较中国逻辑史学家和法律史学家而言,吴家麟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的特色在于对法律工作者逻辑应用问题的专注,不仅探究了先秦邓析子、韩非子的法律逻辑思想,还强调了唐代判词制作中的逻辑应用。这对中国逻辑史研究开启应用逻辑视角,增强中国法律逻辑学文化自信,开展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出土《算数书》初探

通过分析《算数书》的体例和结构，对照《算数书》 与《九章算术》，并结合其他文献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得出以下结论：《算数书》是至少 有两个来源的撮编之书，它与《九章算术》没有直接的文本影响关系，它们在先秦可以追溯 到共同的来源，《九章算术》的主要方法产生于先秦，《算数书》是利用某种后来演变为《 九 章算术》主要来源的先秦数学著作或其衍生本的数学方法并结合下层官吏管理的实际而编成 的作品。《算数书》有助于确立先秦至秦汉实用算法式数学发展演变的历史。

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迁及其政策分析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商人分层呈多样化,素商、政商、儒商、黑商均占有一定比例,且素商居多。西汉后期至东汉,政商比例逐渐增大,且分层趋向单一化。这个趋势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前行,统治阶层在政策上的抑制或放任会随时影响到商业发展,继而影响商人的构成类型。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会对统治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下,商人分层也会随之改变。

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从先秦儒、道、医三家身体观基本理论入手,探索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先秦时期,在不同的思想背景和治学传统下,形成了儒家社会化身体观、道家自然化身体观、医家实体化身体观;儒、道、医三家身体观各有千秋,共同筑造了中国古代先秦身体观的理论大厦,这三者分别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施加了社会化、自然化、和实体化的影响;诞生在这一片身体观土壤中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社会伦理层面、万物自然层面及人体自身生命结构层面对当代体育文化有所补足。

在理念与仪则之间——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礼义与礼仪

本文探讨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礼义与礼仪的界定,分析了礼义与礼仪的含义与社会作用,并提出在现代社会中,礼义仍然有存在的意义,礼仪则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先秦两汉时期疫病治则治法浅析

先秦两汉时期,医家认为疫病主要具有发热、脏损、谵狂等证候特点,提出泻热、解表、存阴等原则,采用汗下、外治、火法等,总的思路为扶正祛邪。张仲景运用清热之法多兼利湿、养阴、凉血等,而后世则尤为强调清热解毒。秦汉时期实阴方法不多,后世对此有所发展,提出了养阴解表、养阴清热等法,吴有性、叶天士等坚持治疗疫病必重养阴的原则。下法主要用以攻逐病邪,有寒下、温下之分,可通腑、逐瘀、逐水等,兼有泻热之功。火法治疫有一定争议,但若使用得当可温阳、散寒、解郁,治疗多种热证。总之,这一时期奠定了疫病治则治法的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封、疆、界:中国古代早期对于域界的表示

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楚瓦文、简牍中所见的“封”(“夆”)乃是人工堆筑的土堆,其上或植有树木;“封”多沿着道路设置,用以表示其地域之归属;田地中的“封”则置立于田畔或阡道上,用于标识田地的归属。金文与秦楚简牍中所见的“疆”“畺”或“彊”,则是人为地划出的界线,它可以但并不必然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界”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却有具体的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用于表示“界”的地理事物主要有关、垣、离、格、堑、封、刊、坞、虎落、天田、立石等人为的地理事物,以及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

中国古代萨满昏迷中的药物问题

萨满教是中国先秦两汉社会一直存在的宗教现象,其主要特征是依靠昏迷技术与鬼神世界交通、招魂和治疗病人。在萨满昏迷当中,麻醉性的药物既是萨满的工具、巫医合一的标志,又是仪式象征和宗教崇拜物。中国上古社会可能存在药用植物的崇拜,乌头、附子可能是萨满昏迷中的致幻剂。春秋战国之后由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主流意识,萨满昏迷幻境所产生的神性遭到了官方“天命”的意识形态抑制,这造成了巫医的分离,并有可能影响到了萨满医疗技术的转向,但也扩大了昏迷药物的使用范围,促进了医疗技术的发展。两汉时期,医疗技术的独立发展可能是萨满昏迷药物渐至湮没的原因。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诗经》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诗经》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到各个时代占统治地位思想或主流思潮的制约与影响,先秦时代置于诗教的宗旨之下,汉代以后笼罩于经学的思想原则之下,二十世纪前八十年中先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后又完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评价它。因而生出很多问题,有的是伪问题,有的则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近二十年中《诗经》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的研究要进一步从各种旧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要强调学术规范。应该引入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并根据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关注点的转变,不断寻找新的情感契合点。根据以往多注重训诂和笼统述论的情况,应将《诗经》研究置于整个先秦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对不同体式分别研究,作断代的研究,按地域进行研究,对作者、作者类型、作家群进行研究,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研究。

从《墨子》看先秦时期的几何知识

利用《墨子》考察先秦的几何学知识不仅对研究中国早期数学史而且对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初成期的面貌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首先分析了《墨子》中有关文献所蕴涵的几何学观念和知识,指出它们的范围、性质和特点以及在墨家整个知识系统中的位置。然后利用这些结果和有关名家的文献及上古时代的数学文献等相参照,分析当时存在的几何学知识及其基本性质和特征,并说明当时发展出相互关联的两类几何知识——注重实际应用的算法式几何知识和注重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论性几何知识。后一类知识为认识古人如何从经验知识发展出抽象化、理论化的几何学提供了样本。先秦数学的多元化,与当时社会的激烈变革、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大环境密切相关,是先秦学术和思想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传统荣辱观述析

有价值的传统荣辱观思想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文化资源。对先秦和汉唐明清以来的有价值的荣辱观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经过批判地继承和新的诠释可以用来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初探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产生于先秦社会转型时期。尽管由于学派不同 ,但各派对廉政的认识几乎是趋于一致的。廉政必须解决好爱民、举贤和法治等问题 ,这是先秦诸子的一致共识。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达到了相当水平 。

傩文化、巫术神秘语境下“童子”扮相的属性与功能认定

两汉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带有神秘色彩的儿童形象:战国末期起出现"童谣"以言吉凶,到汉代则演化为亦真亦幻的"荧惑说";两汉宫廷傩仪中使用"侲子"驱鬼逐疫,以及大雩祭祀中启用"童子"舞蹈求雨等。这些神秘儿童形象的出现并不是孤立且偶然的现象,它们与阴阳哲学观念中将童子视为纯"阳",即象征着强劲生命力的理念有着密切关联。

畤文化考论

畤文化是秦王朝建立前后直到西汉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政治思想、礼仪制度和宗教取向 ,代表着中国古代郊祀制度的一个阶段和多样化倾向。不对文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评价 ,就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先秦、秦汉文化。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东北地区的生业初探

将东北地区的生业特征分为两个大的区域进行长时段的归纳,可以看到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采集和渔猎,到青铜时代开始,种植农作物和家畜饲养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南部地区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出现少量的农作物,当时可能也开始饲养家畜,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在燕山南北地区发展缓慢,而在辽东半岛南端地区则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业模式。到青铜时代,主要分布在辽河下游地区的高台山文化以种植粟等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也包括渔猎活动。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以种植粟和黍及饲养家猪为主,家养动物中牛和羊的数量较多,畜牧业开始出现。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燕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均呈稳定发展的趋势。这些特征的形成与当地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及更替状况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环境的制约和黄河流域地区以农业为特征的文化的影响有关。

先秦两汉医官制度综述

本文就文献中所能见到的资料梳理了先秦两汉的医官制度,涉及了医官设置、医官来源、帝王疾病医治等问题,并认为汉代医官制度的性质就是为皇室和官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