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的法律属性与控制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是应对“算法泛在”而创设的新型备案制度。基于破除算法不可解释性的现实需要、算法创新与安全的价值平衡、传统合规模式的加速转型以及扁平化问责的规则改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具有进一步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算法备案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于其法律属性的廓清,算法备案与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行政行为存在内容、结构及性质层面的显著区别。质言之,算法备案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而言,均无法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其法律属性应认定为程序性事实行为。基于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的控制机制应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内容敏感度、算法风险等级以及算法备案机关专业能力等因素,明确算法备案的适用范围;将民主性、合理性与严谨性作为形塑算法程序的价值理念;立足算法备案资料报送阶段、事中“责令改正”阶段以及事后执行罚阶段的内容与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救济手段。

地方性法规增设行政处罚的规范基础

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抽象事项已有规定时,地方性法规就具体事项增设行政处罚,包括完整增设与补充增设两种类型。对之进行合法性判断时,应根据地方性法规的规范效力推定立法行为合法,采取合法性推定的教义学方法。《立法法》第82条第1款第2项与《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1款共同构成地方性法规增设行政处罚的授权基础。《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无法支持地方性法规完整增设行政处罚,也不构成对地方性法规补充增设行政处罚的独立授权。地方性法规增设行政处罚,在不违反消极限制的同时,还应符合积极要件。地方性事务标准是地方性法规增设行政处罚的唯一积极要件,可从纵、横两个维度展开,区分为治理对象特殊性、区域特征差异性与治理能力差异性三个子标准。

行政训诫的法律性质和救济途径探析

作为日益常见的行政执法手段之一,有关行政训诫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能否适用救济的问题一直颇具争议。以行为的主观意图与实际法律效果作为判断标准,行政训诫本质上是具有负担性义务的法律行为,并且可进一步将其界定为《行政处罚法》中的教育措施。面对行政管理中可能出现的诸多违法情形,当事人除依法向有关主体申请行政复议外,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行为撤销与确认无效的规定,基于对个案的准确判断申请有效的司法救济。

破产管理人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之法教义学证成——兼评“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法院将管理人的处置行为认定为“管理人全面履行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并将履职费用定性为破产费用”的裁判观点缺乏证成理由。经法教义学检验后可知,管理人处置危废物行为无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建立涵摄关系。但处置行为属于管理人全面履行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而处置职责可以与《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九项建立涵摄关系。在法教义学构造论上,管理人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应是一种补充责任,而法院、债权人等主体可以要求管理人履行该职责。另外,法院将履职费用认定为破产费用的结论正确,但法律依据应为《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

行政行为的重新定位

在大陆法系国家 ,行政行为一直是行政法学和行政法的核心概念 ,但对它的定位却大异其趣。当前 ,我国大陆对行政行为的定位亦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在保留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功能概念的基础上 ,另外创设“行政处理”等概念来概括具有法律行为特征的具体行政活动 ,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事实上 ,对某个特定的行政行为而言 ,它通常既有法律行为的属性又有事实行为的特征 。

论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

只有行为人在实施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和责任条件,行政机关才能予以处罚,这就是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在我国过去的法律和理论上,对行政处罚多持结果责任的立场,只要客观行为违法即予处罚。根据宪法上人格尊严的要求,为了维护公民的意志自由、实现处罚的目的,行政处罚应当实行责任主义。我国《行政处罚法》应当确定以故意为原则的责任条件,再由特别法在具体情形中根据责任主义的要求,并考虑制裁有限性和行政效率等因素,对行政处罚是否允许以过失为责任条件逐一作出权衡判断。对于过失的认定,不应实行过错推定原则,而仍应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行政机关可以在行为人没有达到一般注意义务的要求时,考察行为人有无正当理由而作出认定。

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的行政法律地位研究

在对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法律性质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行政主体资格认定的法律标准,认为全国单项体育协会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属于行政主体的范畴;依据行政法理论,行政主体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事务的活动才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具有区别于非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行为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的全国单项体育协会依据《体育法》和《反兴奋剂条例》所行使的管理本项目的某些具体行为属于公共行政行为,在处理这些具体行政行为中全国单项体育协会当然地取得相应的行政法律地位,因此,当行政相对方对处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时,全国单项体育协会应当作为被告参与行政诉讼。

相对人抵抗权与中国的行政法治实践

无效行政行为因具有重大和明显的违法情形而自始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除了可以不受任何时间限制地通过申诉、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外,有权无视其存在,拒绝履行义务,必要时甚至可以进行正当防卫。鉴于我国有关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抵抗权的立法现状和存在问题,应该在今后的行政程序立法中,进一步确立和完善相对人抵抗权制度,并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明确无效行政行为的确认标准;(2)增加对侵益性无效行政行为的防卫规范;(3)建立确认无效的特别程序;(4)改革现行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程序。

行政事实行为概念考

行政事实行为是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而言的一类行政行为,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可能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造成实际的影响。从外延来看,包括行政机关的日常建设和维持行为、执行性行为、咨询和通告行为、非正式行政行为和违法的暴力侵权行为。

犯罪构成要件中的行政行为的界定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分属不同概念,犯罪构成要件中的行政行为应当要求合法性还是有效性,具有重要的讨论意义。该问题与公定力理论紧密相关,但围绕公定力是否影响刑事审判这一行政法问题而展开的讨论,有解释上的局限。相反,应当在明确行政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作用的基础上再进行推论。行政许可是正当化事由、行政处罚是预防刑要素(情节)、行政命令是“提示”法益危险的要素,即使这些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法,只要还没被有权主管机关确认违法或者撤销,就仍然可以相应发挥阻却犯罪构成的作用、征表特殊预防必要性更大的作用、提示存在法益危险的作用。所以,行政行为有效就可以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刑事诉讼中法官无义务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合法性也存在事实阻碍,并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是刑事审判的“先决问题”,因此法官不必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只需审查有效性,但应当重点审查行政行为是否确实具有相应的构成要件作用,以及是否存在相应的构成要件事实。

论抽象行政行为越权

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是行政主体行政规则过程中的越权,是以行政机关为单一形态的越权,是以超越行政权为主要特征的越权。抽象行政行为越权表现为超越事态管辖权,超越程序性的权力,超越上位规则设定事项的权力,超越行政禁止设定权。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越权者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

我国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包括过程介入、平等对待、获取信息、说明理由、事实论辩、适当处置、权益处分和救济选择等方面的程序权利。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法律保护必须形成一个机制:树立程序正义的价值准则、强化行政主体的程序义务、完善行政过程的程序规则、建立实体权利的程序检测机制。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之反思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虽然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从比较行政程序法视角和行政程序法在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中发挥的实际功能与其应有的功能关系之视角这两方面来看,仍然需要对其进行反思。借助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类型分析法为工具,以行政程序法所调整的行政活动类型以及行政主体在该活动中的程序角色为基点,选择行政决定、行政法规、行政规定为变项,可以将我国行政程序法建构成司法模式、立法模式和行政模式的行政程序法。而对我国行政程序法反思之重点就可以借助于司法模式的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模式的行政程序法的分析框架来进行。

论我国行政诉讼暂时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行政诉讼暂时法律保护制度主要包括诉讼期间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停止执行制度以及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制度。不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理解为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原告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应当采用书面方式,可以在诉前申请停止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也可以在诉讼开始后,法院裁判前的任何阶段提出申请。法院应当在听取诉讼参加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停止或不停止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裁定,裁定应当说明理由。停止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定没有溯及力,并且可以由法院撤销或者变更。法院对行政机关可以适用财产保全措施,先予执行的适用范围应当予以扩大。

行政行为、民众满意度与地方治理法治化——基于江西部分区县的问卷调查

本文采用规范-经验的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与案例分析,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法治政府的基本概念、内涵、本质等进行理论阐述,并围绕政府质量的测量指标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揭示法治政府的民众满意度状况,并试图解释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因素,进一步揭示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公民自身的法制意识,公民的法制意识体现在地方治理法治化、推进问责机制和简政放权的现代政府建构的过程中。地方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目标在于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支撑条件和制度环境。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要通过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政治过程的参与,更要努力推进阳光政府建设,通过加强政务公开、提高行政行为的法治意识等途径打造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

行政行为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一直是行政法学和行政法的核心概念,但对它的定位却大异其趣。行政行为概念的明晰,不仅是构筑科学的行政行为法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而且更是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的研究旨趣也正在于此。

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法要素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22号指导案例评析

除了具有人事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被立法明确排除在行政受案范围之外,其他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表达。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22号指导案例表明其对该问题的基本态度。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裁判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根本依据,如,"外化实施"、"行政职权行使"、"权利义务实际影响"等没有进行明确释明,理论界亦说法不一。作为一项体现司法公正与司法能动的制度实践安排,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判定,要走向成熟,需要明晰提炼其应具备的构成要素,明晰在司法实践中的逻辑思路。通过分析发现,"外化"因素、"行政职权行使"不应是判断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的必备要素,"权利义务实际影响"因素才是决定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的关键。

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新阐释

发轫于日本的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并非传统行政法学虚构的神话,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基本范畴。公定力意指除自始无效外,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即获得有效推定的作用力。行政瑕疵的不可避免性、行政纠纷的客观必然性以及纠纷解决的非合意性构成了行政行为公定力存在的社会基础;社会成员的秩序需求则是公定力存在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具有对世性的法律效力,行政行为公定力对不同的对象具有各不相同的要求。

论行政裁判中的请求权方法

我国当下行政裁判实践中,主要存在“行政行为分析方法”与“行政法律关系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民法上成熟而严谨的“请求权方法”可以引入行政裁判,通过行政法上“公法权利之甄别”、“请求权基础之检索”和“公法限制之审查”等步骤予以适用。当下的行政裁判上请求权分析方法还存在“规范缺失”、“视野偏狭”等问题,需要与传统的行政行为分析方法相对接,并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等考量因素,使其充实并完善。

论行政约谈的法律意蕴与救济

行政约谈是指行政机关为厘清真相并形成确信,预防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或纠正业已发生的违法行为,约请相对人到场并通过法规宣导、诫勉谈话、协商谈判等方式以获得相对人的协力之行政事实行为。行政约谈是将协商机制与契约精神引入行政执法场域的一种新尝试,研究行政约谈的法律问题必须对其展开类型化分析,行政约谈的类型化可以从其功能、目的、对象等不同的视角予以展开。行政事实行为属性决定了行政约谈的法律救济问题必须纳入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框架中予以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