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营者管理权的滥用与规范进路

数字时代平台经营者的角色定位已然由市场工具人向组织化的管理者转变,具有自律管理的法定职能。然而,平台经营者营利主体与管理主体的身份复合造成其在缔约与履约的过程中暗藏难以被有效识别且规制有限的权利滥用。主要原因在于:平台经营者的私主体面相与行为公共性的冲突、管理规则的私法自治与缔约商谈环境缺失的冲突和管理行为受原则性规范引导与包容审慎监管。为维护良善的平台商业生态,平台经营者应肩负起角色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二十条的规定,细化企业社会责任。在程序层面上,构造平台服务的选择渠道,强化平台用户话语权。在实体层面上,管理行为需要接受司法审查,行权措施应当符合禁止权利滥用规范。

新《公司法》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的展开

面对公司立体式发展而产生的权利扩张现象,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引入了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旨在解决子公司诉讼能力丧失问题并提供有效救济。当子公司遭受内部或外部侵害,子公司与母公司均不能或怠于起诉时,母公司股东可以提起双重代表诉讼。在双层制下需要向子公司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单层制下则由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当前的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将母子公司的控制关系限定于直接或间接的全资母子公司,应当将其适度扩张至绝对控股母子公司及部分相对控股母子公司,并在前置程序中增加股东请求回复规则。同时,对于母子公司控制关系中隐藏的权利滥用问题,股东双重代表诉讼与其他公司法律规范存在衔接适用的空间,应当注重制度联动效应,以防止母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或者母公司中小股东滥用诉权。

不自证己罪原则于行政程序之适用——以欧陆法为考察中心

假如于行政程序中得强迫公民提交犯罪证据,并在对其进行的刑事追诉中使用,不自证己罪原则便不过一纸空文,是以行政程序领域亦有适用不自证己罪原则之必要。至于适用之方式,相较而言,证据运用禁止的方案最能够平衡兼顾国家行政利益的保障与个人不自证己罪的自由,可作为我国未来法制改进之借镜,但首先应明确证据运用禁止的效力范围。

利益平衡机制下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目的】立足于利益平衡机制,实现地理标志保护体系中不同利益格局和体系下多元主体间的均衡。【方法】对相关法条进行规范分析,深入探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权力的竞合与冲突产生原因,剖析利益平衡机制在地理标志保护中的适用规则。【结果】在地理标志利益关系中,地理标志合法使用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地名商标权人和地理标志合法使用人、地理标志合法使用人与特定区域外市场竞争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结论】我国须重构地理标志保护模式,从立法层面将地理标志从证明商标、集体商标中分离,给予3种标志同级保护,将地理标志保护地域范围明确为自然区域并构建以地理标志专门法为主、商标法为辅的地理标志保护体系。

儿童色情制品单纯持有行为入罪化之检视

通过刑事立法规制儿童色情制品犯罪责任链“顶端”的制作行为和“中间”的传播行为,基本已获共识,但处于责任链“底端”的单纯持有行为的可罚性则存在疑问。主张单纯持有行为入罪的可罚性根据包括市场理论、引诱理论、倾向理论和隐私理论,通过对入罪理由的检视和反思,可以发现单纯持有行为与儿童性虐待之间的规范性因果关系模糊且不确定,将其入罪可能导致刑法面临“越界”风险和“过载”风险。通过行政处罚及相关配套措施规制单纯持有行为,可在坚守刑法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的同时,预防和阻止儿童性虐待行为的发生。

电子商务平台自律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实施自律管理时可能为促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平台内各类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有必要对其自律管理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平台经营者的基本管理义务是其基于侵权责任法、合同法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平台经营者通常还会通过平台规则细化、强化其管理措施,故大多数精准化管理活动是其行使合同债权的表现。在依据格式条款相关规定审查平台规则效力时,既要维护平台内经营者在获取数据等方面的主要权利,又要尊重平台经营者的自治空间,允许平台经营者基于公平原则平衡消费者、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网络侵权责任规定、违约金规定、禁止权利滥用规定以及诚信原则是审查平台经营者的具体管理措施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依据。在依据上述规定进行司法审查时,须注重平台内公共利益的维护。基于诚信原则,平台经营者在指定提交证据的合理期限、建立证据采纳的统一标准等方面负有程序性义务。

《民法典》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评注

《民法典》第132条明确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该条既是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应遵循的原则,也可以帮助界定权利滥用行为(可充当其他规则的要件)的意义;但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在既有具体规范之外,因应实践发展需要,孵化独立、具体的补充性禁止权利滥用规则。判断是否构成权利滥用的核心考量因素可以概括为三项:行为人享有权利,且有行使权利的外观;权利人滥用权利,即其行使权利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或者违反公序良俗;权利滥用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其中,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在私法上最为重要,主要包括不合比例地过度行使权利、矛盾行为或者背信行为以及违反公序良俗行使权利等情形。补充性禁止权利滥用规则的一般法律效果是权利限制和权利丧失。在现行法下,权利失效问题基本上可以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下解决。

论“善意原则”在国际环境权利行使中的适用——以国际环境争端解决为视角

“善意原则”兼具“道义”与“规范”双重属性,支配着国际环境法义务的设立和履行。基于超越国界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频发性,“善意原则”在相关各方的国际环境权利行使方面表现为“禁止环境权利滥用”,强调各方权利与义务间的协调及相关利益冲突的合理平衡。同时,由于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以及为了有效实现国际环境治理的需要,作为一项国际环境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善意原则”广泛适用于国际环境争端解决,要求相关各方合理且善意地行使国际环境权利,通过确立国际环境权利与义务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确定各国际环境法主体行使其环境权利的界限,使相关各方的环境权益保持合理的平衡,为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庭裁判相关国际环境争端提供价值尺度。

论我国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双重限制模式

在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的利益衡平中,信息主体的删除权存在限制不足的问题。当删除权的行使与公众知情权、言论自由等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或与信息处理者的利益损失显著失衡时,我国删除权的限制规则存在规范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删除权的限制规则采双重限制模式,其中删除权的形成限制以比例原则为指引,删除权的行使限制以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指引。通过借鉴GDPR和BDSG中的删除权限制规则,运用解释和类推适用的方法对我国删除权的限制规则进行完善。

关于合同僵局的破解之道

合同不能履行、债务不适于强制履行、履行费用过高等场合,债务人虽已构成违约,债权人本有解除权却有意不行使,背离诚信、公平及禁止权利滥用诸项原则,合同存续下去,债务人仍负给付义务乃至违约责任,显失公平。此种合同僵局应被破解,方案可有几种,如违约方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解除合同时应予支持,或者赋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一但提起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或仲裁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即应确认,或者借鉴有关立法例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合同僵局的案件多数不符合情事变更原则的成立要件,也是德国民法上不能履行规则和不可合理期待规则所无力全部解决的,还是持续性合同可以不提理由地解除(终止)制度无法取代的。至于因为境外的立法例无此制度,来否定中国法就不得创设该制度之论,在法理上欠缺依据。

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构想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不尽人意的现状,有必要参照司法救济程序和域外的行政救济实践,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行政复议中的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有其特定的含义、特征和适用规则;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并不违背现行宪法和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宗旨,也不会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相反,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复议申请权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制度化构建

专利权滥用指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却违反了专利权设置之目的的行为。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对消减专利权的外在范围设置与专利制度推动科技发展的内在价值追求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但禁止专利权滥用一般性原则的不当使用可能造成对权利的"滥限"。对该原则的制度化应从不断完善法律规范对专利权范围界定以及确立禁止专利权滥用一般条款适用的程序这两方面展开,以保障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更好地实现其功能价值。

高校学位撤销权的法律规制

学位既是专业知识的等级证明,又是社会个体学习和学术研究经历的记载和评价,同时还具有社会荣誉的属性。由于学位条例等对撤销学位规定的过于原则,加之学界对学位撤销的类型化研究不足,导致对学位撤销的法律定性认识不统一。学位存在因学籍不成立、学术不端、未达到培养标准和违反社会道德或学术荣誉等多种原因而被撤销的情形,上述撤销情形对应的撤销权具有三元属性,即教学管理权延伸出的撤销权、学术评价权力延伸出的撤销权和基于学术荣典而产生的撤销权。教学管理权延伸出的撤销权属于纠错性质的学位撤销,学术评价性撤销权和学术荣誉褫夺性撤销权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废止性的学位撤销,属于学术惩戒的范畴。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难以作为学位撤销权的有效约束标准,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外,学位撤销应当受到比例原则和不当联结禁止原则的约束。

规制民事诉权滥用的程序法视角

诉权滥用是民事诉讼中客观存在的权利滥用行为。尽管理论和司法上对待诉权滥用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是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有关规制诉权滥用行为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民事诉讼法应当在规制诉权滥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为此在原则到制度的若干层面进行必要的改革。

再论股东压制救济的公司立法完善--以《公司法》修订为契机

《公司法》为少数股东提供诸如股权回购、查阅权之诉等单项权利受侵害的救济措施,第20条“禁止滥用股东权利规则”也为股东侵害救济提供一般条款。但在复杂的公司治理面前仍显不足:一般条款未能对侵害股东复合型利益、合理期待利益等股东压制情形提供兜底性保护机制;诸如司法解散之诉等切断矛盾根源手段尚不能适用。以此次《公司法》修订为契机,可以将“股东压制”的概念引入《公司法》第20条,作为“滥用股东权利”的下位概念,并将“股东压制”导致的公司人合性障碍治理失灵列为提起司法解散之诉的法定情形之一,予以终局性救济。如此,《公司法》第20条“禁止滥用股东权利规则”的内涵得以完善,且股东压制的救济机制更为有效。

诚实信用与权利滥用——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九一年台上字第七五四号判决评析

诚实信用和权利滥用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一般具有指导及终极裁量的功能。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九一年台上字第七五四号判决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和权利滥用原则在法律适用上的规范功能,对于原则具体裁决功能的发挥起到开创作用。探讨诚实信用原则和权利滥用原则的内容和相互关系,对于法律解释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冲突为视角

权利冲突的实质是社会主体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的冲突。而现行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是“非黑即白”的禁令救济方式,这忽视了冲突的利益协调,有悖于效益原则,不利于纠纷的根本解决。因此,应引入补偿法则,由善意一方对对方利益予以补偿,实现冲突权利的共存,寻求权利的调和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协调知识产权权利的冲突。

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律规制

现代科技发展前后延续性日益明显,社会公共利益甚至是人类整体利益均需要知识产权的公开推广,垄断性与公开性之间的矛盾、专有行为的滥用等已经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以反垄断法来平衡两者关系是极为必要的。

论民法之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权利和权利之间都有一定的界限,过度行使一项权利,会导致滥用,而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因此,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受到一定限制。权利不得滥用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其基本内涵、功能和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在立法上构建我国的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探讨尤为必要。

论知识产权滥用的界定

与物相比,创造性智力成果有着更强的公共属性,因此滥用知识产权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也有着更大危害。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的前提是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知识产权滥用的属概念是权利滥用,系指与设权目的相悖的权利行使行为。与滥用其他权利的行为相比,知识产权滥用的特殊性在于其发生概率更高,因为知识产权具有边界模糊且对象可替代性较低的特点。因此,知识产权滥用是指权利人利用知识产权边界的高模糊性与对象的低可替代性,在智力成果权领域以阻碍创新的方式或在商业标记领域以导致混淆的方式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此外,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界定还需区分知识产权滥用、无权(越权)行为、知识产权正常行使、知识产权垄断等概念,避免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