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合同所必需规则的扩张适用

合同所必需规则与告知同意规则构成企业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两大支柱”。由于合同所必需规则无需取得个人“同意”,其理应成为企业的首选。然而,作为平台企业的一种日常经营行为,个性化营销却被欧盟排除在合同所必需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且该立场为我国学界所普遍认同。从实际看来,限缩解释立场是规则借鉴背景下一种错误的“路径依赖”:其一,合同所必需规则具备独立的适用地位,适度的扩张并不会导致告知同意规则的“消融”;其二,限缩解释路径既不足以从信息自决理论中推导而出,亦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目标相违背。借助比较研究及案例分析,可以类型化方式对合同所必需规则的扩张适用路径予以具体阐明。作为争议的核心,个性化营销场景之于合同所必需规则的适用可通过合同目的和比例原则的考量予以单独证成。

医疗机构数据合规义务的法理探究与实践规则

在健康医疗大数据时代,医疗机构数据合规不仅是一种创新性的医疗数据治理模式,还是加强患者个人信息保护与规范医疗数据资源合法利用的重要方式。在执行医疗机构数据合规义务时存在医疗数据非类型化保障、医疗机构数据合规技术风险和合规技术能力不足等障碍。构建医疗机构数据合规体系应坚持知情同意、正当目的等基本原则,明确医疗机构在数据收集、数据脱敏、数据储存、数据利用等环节的流程与规范内容,打造事前风险识别、事中场景监督、事后风险应对的数据合规机制,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督,确保医疗机构数据合规义务的规则得以有效执行。

论股权转让私法事实与退税请求权规范的法律涵摄

私法事实及其经济效果的发生是税法规范进行评价的前提。在股权转让的私法事实中,若纳税人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合意调减股权价款的,业已变动了作为所得税缴纳依据的私法事实及其经济效果,然而纳税人能否就此请求税务机关退还部分税款,则应当以是否符合退税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为判准。但拘囿于现行税法尚未就纳税人请求税务机关退还多缴税款之情形与规则予以明确,在税收法定原则的掣肘下,股权转让价款调减之私法事实是否能够经过税法规范的评价导引出纳税人的退税请求权不无疑义。究其实质,由于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存在期待利益和归属利益二分的经济利益形态,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退税请求权规范)中的“应纳税额”应当与何者发生涵摄关系在理论上并不明朗,且缺失针对股权转让价款减少后退税的具体构成要件,双重缘由共同导致私法事实与税法规范的涵摄出现梗阻,致使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是否应当享有退税请求权并无定论。职是之故,应坚持经济实质主义的立场,立基于所得税规范关注财产变动和归属利益的经济实质,着眼于股权转让私法事实中权利变动和归属利益移转之向度,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理论模型的框架下,通过实质课税原则的运用和对私法上不当得利原理的镜鉴,导引出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的退税请求权。藉此,兹以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的退税请求权之证成为例,通过对税法规范的法律续造,探明税法规范与私法事实相互涵摄的内在机理,由此将可以避免因制度供给的不足和文义解释的模糊而带来的与私法事实之经济效果相背离的税法评价,进而推进税法规范与私法事实的良性互动,引导实践的正确走向。

个人信息保护法下企业用户信息合规管理研究

近年来,企业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屡有发生。为规避违规成本、保持声望,企业需积极推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合规措施。首先要完善用户协议,明确规定信息使用范围,以确保用户知情同意。对于重要信息,采用加密技术,同时在传输过程中注意去识别化。在内部管理方面,建立多层次的制度,包括权限控制、员工培训和监测报告。同时,企业应遵守相关法规,定期审查政策,确保企业在法规框架内运营。

税收法定原则之内涵与进路

税收法定原则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是民主法治理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就需要以理顺该原则发展脉络为前提,进而明确其本质内涵在于对征税权在规范的基础上达到有效控制。现阶段,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着现实问题,横向授权立法上表现为比例失衡、内容宽泛、转授权情况普遍;纵向分权立法上表现为地方机关立法权限狭窄、无实质立法权、行政机关主导税收立法。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落实应当在梳理理论发展、明晰本质内涵、剖析现存问题的前提下,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实现对授权立法的有效规范,合理扩大地方立法权限。

封闭型公司股权让与担保涉税问题研究——以应税事实认定为依归

股权让与担保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税负劣势,成为市场主体适用其作为融资手段的阻碍。为解决股权让与担保的税负劣势,由担保人、被担保人在达成股权让与担保合意之初即向国家统一的股权质押登记平台备案登记。同时,税务机关在核定应税事实时,将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当事人作为一个“特殊利益团体”,以整体、联系的视角对该团体引发的所有经济事实、法律事实,进行综合认定。

场景理论对网络隐私政策中告知同意原则的突破

在网络隐私政策中,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适用告知同意原则。然而,告知同意原则在具体适用时存在以下困境:在告知方面,个人信息自决权悖论显示了告知与控制的不可能性,其在实践中也无法期待充分告知,并且隐私政策适用格式合同路径导致信息处理者利用告知规避责任。在同意方面,个人信息权益的双重属性导致同意受双重规制,因此个人无法完全自由同意。此外,同意模式不周全易导致同意效力瑕疵,并致使初始同意风险延续至信息共享及流转的第三方,僵化的告知同意原则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根据海伦·尼森鲍姆教授提出的场景理论,文章认为可以细分网络场景,尝试构建网络隐私政策中符合“场景一致”的判断标准,动态辨识个人信息,确立风险评估准则;以此区分不同场景下信息处理行为的免责效力,对告知同意原则进行合理修正,进而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

论在线诉讼背景下的民事司法程序原则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民事司法提出了显著需求。在线司法/电子诉讼在比较民事诉讼法学视野中并非新鲜事物,我国的制度与实践供给在国际比较中表现十分突出。在线司法在我国发展迅速,这主要体现于专门互联网法院的建设和普通法院对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司法外的各类纠纷解决机制也都引入了在线机制。为了呼应传统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基本原则,电子诉讼条件下应当重申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内容即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在法院主导程序进行的原则下,当事人同意构成电子诉讼中突出的例外要件,其合法性、正当性与具体判断规则是争议与论证的重点。司法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整合原则在电子诉讼背景下得到广泛关注。在发展一站式多元解纷的进阶方案的同时,仍应重视法院裁判与调解的关系。无论时代挑战如何,实现正确裁判与保障正当程序仍然是民事司法不可放弃的核心目标。

紧急救治权的适用困境与纾解进路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0条首次明确了紧急救治权的触发条件,为司法审查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条件下医方救治侵权责任提供了制度支撑,但仍存在紧急救治权的主体存有争议、紧急情况界定模糊、不能取得患者或者近亲属意见界定不明、紧急救治权的责任规则未明确等适用困境,导致紧急救治权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比例原则的引入可以为紧急救治权的适用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将“三阶说”作为审查工具,按照“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的顺序对医方紧急救治行为进行审查,以此判定医方救治行为是否具备正当性、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最小必要原则的审查

最小必要原则实践上的审查结构不完整,学理上的审查内涵有争议,其完整的审查框架尚不明确。为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的实施效果,应清楚最小必要原则的完整审查框架。基于现行规范的释义,最小必要原则属于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体现;基于欧盟法上最小化原则的追溯,必要性审查与比例性审查对个人数据的处理作了全面、精细的考察,具备坚实的欧盟法实施基础,亦契合中国的实定法依据,有较强的借鉴价值。按比例原则“全位阶”的操作架构,吸收必要性审查与比例性审查,最小必要原则即形成完整的审查框架,且在比例原则“目的—手段”关系下,最小必要原则可展开规范审查,其规范的步骤包括“事实描述”“目的正当性考察”“手段有效性、‘最小’损害性及比例性考察”三大环节。而告知—同意原则可确定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与收缩空间。

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论阐释

无论税制设计如何完善、税法规则如何复杂,偷逃税、避税、税收筹划始终是税法运行实践中无法消除的事实,也是各国税务机关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税收征收究竟是以形式还是以实质为标准,始终是税法领域存在争议的话题。实质课税原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十分相似的路径。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肇始于德国的经济观察法,还是经日本学者升级后的实质课税原则,二者在税收立法中的确立最初都是源于反避税的需求,都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而对当时税法进行修改的结果。从实质课税原则在英美法系的演进过程来看,实质课税原则经历了被否认到被允许的过程。由于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实质课税原则主要通过法院的判决被确立,这与大陆法系通过税收立法确定实质课税原则存在明显的区别。从实质课税原则的产生背景来看,反避税是实质课税原则在两大法系税收立法或税收司法实践中产生或确立的直接动机或最初原因。法律实质主义和经济实质主义在税法中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法律实质主义应当运用于“法律关系”的形式与实质不一致的情形,而经济实质主义应当运用于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不一致的情形。只有将法律实质主义和经济实质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应对纷繁复杂的各类税收问题,使税收的经济性与法律的权威性相契合。尽管实质课税原则在两大法系中有着不同的称谓,理论和实务界对实质课税原则的内涵和功能定位存在诸多分歧,但从实质课税原则的诸多争论中可以发现,实质课税原则并没有被全盘否定,而是实现税法上税收公平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技术性、手段性原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补充,其目的是要求纳税人按其实质的税负能力来纳税,最终实现税负的公平分配。需要注意的是,实质课税原则适用于税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但并非适用于税法运行各环节的全部领域。

癌症筛查中的医学伦理问题探究

癌症筛查是实现癌症早诊早治的有效手段。与临床医疗行为类似,癌症筛查存在医学伦理问题。根据当代医学伦理学自主、不伤害、有利和公正的四大基本原则,构建癌症筛查的医学伦理问题分析框架,对由癌症筛查技术本身直接引发的筛查受益与风险等实质伦理问题以及应用过程引发的知情同意、自主性、隐私性、分配公平性、社会包容与歧视等程序伦理问题进行探究。重视伦理问题,规避伦理风险,将提高癌症筛查受益,促进人群健康,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

论实质课税原则适用的中立性

一般认为实质课税原则的作用在于遏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保障国家的税收利益,然而现在亦有纳税人或法院主动援引来保障纳税人利益的情形。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均为反避税条款,不免在实际使用实质课税原则时倾向于国家税收利益。从税收债务、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和征纳关系的和谐性角度出发,实质课税作为一种法律原则不应当有明显的偏好倾向。需要秉持谦抑态度,坚持法律实质优先,正确使用实质课税原则,兼顾国家和个人利益。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个人信息被称为“站在大数据顶峰的宝石”,“告知—同意”原则是保护个人信息权的黄金原则,却在实际适用中面临困境:“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难以界定,信息保护和信息利用之间的动态平衡空间难以建立。这就导致“告知”的结构性缺陷和“同意”的认知性缺陷。在现行法律框架中,根据“告知—同意”原则的价值基础,采取两分法将信息处理行为分为涉人格尊严的行为和无涉人格尊严的行为,以此作为“告知”与“同意”不同适用程度要求的标准,在解释论的立场为破解“告知—同意”原则的适用困境寻求出路。

网络平台显示IP属地的法律分析

2022年以来,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主流互联网社交平台纷纷上线新功能,对发言用户的IP属地予以显示,该举措引发社会热议.在《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信息管理规定》正式实施的背景下,将深入分析IP属地与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关系、“告知同意”原则、最小必要原则、同意例外条款等争议焦点背后的逻辑.针对网络平台显示IP属地的实施情况,提出政府、互联网社交平台、公民个人3个层面的建议.

知情同意原则在网络隐私政策中的适用路径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利用给人们的信息隐私带来了巨大的威胁。知情同意原则是信息收集者采集信息主体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而网络隐私政策是互联网企业实现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告知—同意”效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网络隐私政策实际披露情况的研究,发现知情同意原则在网络隐私政策中存在知情原则缺位、同意原则虚化及用户事后权利难以救济等问题。对此应建立以分层同意、风险评估为导向的动态知情同意模式,优化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体系,采取行政监管、公司治理与行业自治结合的治理结构。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轻税于民”的税收宗旨

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制建立与发展历程,不论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经济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始终坚持“轻税于民”的宗旨。说明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始终不渝。轻税于民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发展壮大的根本经验,对我国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预防视角下人脸识别技术法律规制优化

将人脸识别技术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是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应有之义。国家任务应从后果控制转向风险预防。由于个人的风险认知困境,商业场景下的人脸信息采集知情同意原则形同虚设。公共安全场景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采集人脸信息的“免死金牌”,亦反映出风险预设的片面性。要解决上述问题,应确立以“场景、风险导向”补充“目的必要性”的人脸信息使用的风险预防理念,并构建人脸识别技术风险规制框架。

税收法定原则下的行政立法:容许性、类型与范围

税收行政立法的设定不仅推动着实质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而且关乎着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基于税收法定理论和对现行立法的实践观察,行政立法被税收立法体系所容许。根据权力来源的不同,税收行政立法分为职权立法和授权立法。我国适宜采用宪法性法律+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的授权立法模式。税收职权立法范围限于授权立法以外的执行性法规。基于发挥行政立法的优势,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范围应限于特殊税种新设试点、税收优惠细则、紧急征收关税、税法实施细则。财税部门颁布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不得逾越法律法规,不得影响公民权利义务,并需严格控制其发布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