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适用统一的路径和方法分析

在成文法体制下,法律适用统一是司法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该原则的实施关系到成文法体制语境中,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主要有三种路径:行政性路径、法律性路径以及学理性路径。这三种路径的作用机制和效用各有所不同。尽管行政性路径和方法直接、高效,但基于司法行政化本身的结构性弊端,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该路径应当调整、限缩;在法律性路径中,救济程序中的上诉审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充实,通过设立法律审强化其法律适用的统一;学理性路径和方法是今后应该大力充实和发展的方向,但这一方向面临着学术与司法实践大环境的调整且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组建和运行规则

董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有利于降低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引致的代理成本。新《公司法》已经引入审计委员会,但需填补审计委员会组建的规则,以保障审计委员会发挥预设的监督效果。审计委员会成员资质是审计委员会组建及履职的基本前提,包含独立性和专业性两项要素。独立董事是审计委员会客观公正监督的逻辑起点,应从任职全过程视角评判其是否具有独立性,同时涤除其获取信息的障碍。专业性要素应根据新《公司法》中审计委员会兼具财务和业务监督职责作扩张解释,即不再局限于财会知识,而是一种保障公司良好运行的能力。此外,还需要同步调整选任职工董事和独立董事的前置程序,削减控股股东对选任职工董事和独立董事的绝对控制力。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对数字时代新需求的回应

数字时代带来了犯罪形态的显著变革、诉讼主体的更新可能和新兴权利的现实影响,从而给刑事诉讼提出了应对这些变化的新需求。在《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应当在遵循开放与审慎并重的基本立场、衔接《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吸收刑事司法领域其他规范性文件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这些新需求作出回应。在制度层面上,应当从技术应用的规制与人的主体地位的强化、辩方力量的补强、数字权利的有选择吸收三个方面展开,实现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修改与完善。

新文科背景下法学课程资源的建设——以《民事诉讼法》为例

新文科背景下,法学课程资源建设应当打破法学各部门法之间的壁垒,注重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秉持思政育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开放、共享课程资源,关注前沿问题,侧重培养实践能力。就《民事诉讼法》课程资源建设目标不够清晰、建设内容不够全面、建设方式不够创新、建设评价不够健全的问题,应当明确课程资源建设目标,从提升师资水平、提高教材质量、贯彻案例教学、整合实践资源等方面优化课程资源建设内容,通过多方主体参与、提升信息化水平,创新课程资源建设方式,同时完善课程资源质量评价体系,评估建设实效。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痛点及其应对

新质生产力是以高品质创新和高效率运用为核心的生产力形态,现阶段,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仍存在诸多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诸多痛点。为了解决这些痛点,司法机关应当牢固树立知识产权保护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知识产权司法理念。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采取相应对策。实体法层面的对策包括:避免将惩罚性赔偿当做补偿性赔偿适用,准确理解和适用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坚持体系化思维对待商业数据的法律保护,加大专利、商标无效宣告力度,加大权利无效抗辩和权利滥用抗辩的适用力度。程序法层面的对策包括:对涉互联网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坚持互联网思维;积极适用行为保全制度提高保护的即时性和实效性,加大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大力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为了将这些应对措施落到实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知识产权标杆性判决,为各个地方法院提供审判指引。

新商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税法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

税法作为一门重要的商科课程,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社会培养税法专业人才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然而,随着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企业亟需具备数字化分析处理能力以及知识技能跨界的复合型税法专业人才,但传统的税法课程已无法与新技术、新商业要求相对接。因此,试在分析和总结了高校税法课程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课程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团队等方面探索和实施新商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税法课程建设,对复合型、交叉融合型化的税法专门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科学技术进步法落实情况的中国各省份新技术新应用立法前瞻对比研究

目前中国学界对地方科技立法层面关注较少,对地方立法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的实际情况缺乏系统了解和把握。因此,围绕各省份对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落实情况,从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现状及法律环境出发,着眼于研发、应用、推广、激励和监管5个方面,对比分析地方性法规在新技术新应用的立法模式、章节设计、立法内容等方面的差异和特点。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的地方立法已经充分意识到新技术新应用立法的重要性,并尝试通过制定或修改科技创新条例予以规范。其中,普遍采取促进型立法模式,统一将新技术新应用问题作为科技创新的一部分放在综合性立法中,但章节设计缺乏系统性,条款数量较少、位置分散,问题意识淡薄;相关条款呈现出不同的立法侧重,关于新技术新应用的规制内容各有特色,但存在推广激励不足、法律责任真空等问题。建议各地应尽快加强新技术新应用立法,完善促进型立法模式,结合本地实际探索专章或专门立法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固化研发、应用、推广、激励、监管的实践经验,调整监管体系,明确违法结果,推动本区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关于新型毒品案件的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新型毒品案件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出现,挑战现有的刑事法律体系。为解决新型毒品案件刑事法律适用中的多重难题,通过对改进毒品性质的推定方法、优化贩卖数量的推定标准、调整纯度折算方法、明确情节严重性的判定标准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旨在提高刑事法律适用的效率和公正性,实现对新型毒品案件更科学、更合理的法律适用,以此为相关人员提供实践参考。

高校刑事诉讼应用型实践课堂教学改革探研

高校刑事诉讼应用型实践课堂教学改革是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前提,是高校实现内涵式发展、推动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发展路径,也是满足新时代人才发展需求的基本路径。目前,高校“刑事诉讼法”课堂教学存在教学内容偏重理论知识的浅层次解释、知识输出方式过于单一、考核方式过于固化等问题。基于此,高校要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实现专业教学与职业需求、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为社会培养更多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

我国反垄断法纵向垄断协议安全港制度的完善

在反垄断法中,纵向垄断协议行为具有鲜明的特性,其调整方法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安全港制度便是一种特殊的调整方法。我国修正后的反垄断法增加了安全港制度,但留下了一些空白。正在建构的安全港制度混淆了其与一般豁免制度之间的关系,偏离了安全港制度的目标和效率。在我国,构建独立的安全港制度这个任务能否完成主要依赖“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如何建构。建构内容只能以简化程序、证实行为“不会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为中心展开。基于此,在内容上,“其他条件”既需要完善实体性条件,也需要细化程序条件。

行政诉讼中新生滥诉问题研究及对策

我国《行政诉讼法》于2017年进行大修,并于2019年新增更加利于维护公共权益的行政公益诉讼相关的法律条文,这表明我国行政诉讼法能够与时俱进,及时回应实践中出现新问题并通过立法形式对其完善。但是这两次修改并未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行政滥诉问题。本文从行政滥诉产生的背景开始介绍、明确“其定义及其构成要件;接下来分析滥诉产生的依据并结合实践提出规制行政滥诉的宪法、行政诉讼法等法理依据,并给出“完善法律条文及立案登记制”等相应举措。

新行政法的兴起与未来发展趋势--以行政协商为视角

在立法与执法过程中,法律始终结合民众需求进行着必要的创新改革,因此,新行政法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治理理念的变革,行政协商作为一种协商和沟通的方式,在行政法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文章重点关注行政协商的作用和意义,旨在为新行政法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汽车上的应用及成型工艺进展

本文综述了国内外碳纤维材料在汽车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此外,还提出了碳纤维材料在汽车轻量化方面的发展前景,并对高压树脂传递模塑(HP-RTM)、预浸料压缩成型(PCM)、模压成型工艺(SMC)、注塑成型工艺(LFT)等不同类型的快速成型工艺进行了分析。随着碳纤维复合材料成本的降低和成型工艺的改进,在轻量化日趋成为新能源汽车重要的技术路径下,碳纤维复合材料将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汽车工业上。

风险社会视角下反垄断法预防功能的制度实现与理论适配

风险社会理论给各部门法律制度带来冲击,反垄断法契合风险社会理论的前提要件与实质要义,因而需要寻求法律制度的变革与调适,以发挥预防功能来应对市场尤其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风险行为。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正是通过对制度的调整与新增以强化其预防功能。除却具有预防功能性质的经营者集中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外,反垄断法还应在信息交换的预防性规制、反垄断领域的“守门人”制度和执法机制的革新等方面寻求制度衍生与拓展。反垄断法要发挥预防功能还需要对风险预防的构成要素进行理论回应,尤其是对不确定性与证明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当然,反垄断法预防功能的发挥需要借助比例原则和成本收益分析等工具把控其适用限度。

提示申请行政许可责任的理论基础及其规范建构

行政许可保护公共利益的功能目标、依申请性所内涵的公法权利保护内核、政府管制属性的行政法制约取向及加强部门法衔接、统筹国内外法治和指导当前执法与司法实务的需要,均从规范逻辑的不同角度对设定行政主体提示申请行政许可责任提出了要求。同时,地方立法与执法方式创新的成果、境外立法例的成熟经验、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为其提供了现实支撑。从本质上而言,行政主体提示申请行政许可责任是规制性行政指导,具有独特的规范价值;以其可期利益的客观反射性为前提,可以分别明确行政相对人不听从提示和行政主体不当履行提示责任的法律后果。在此基础上,以是否规定责令改正的法律责任为标准,划定行政主体提示申请行政许可责任的适用范围;从主体、对象和条件三个角度出发构建其适用要件体系,并具体设计其履行方式。

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适用程序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实践的比较考察

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通过各地的试点探索而得以逐步兴起。通过对国内社会观护制度的立法沿革和50余地社会观护的实践情况的梳理和对比发现,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初步确立的社会观护制度存在适用对象狭窄、专业性实施主体缺位、前置程序缺失、实施程序正当化不足、观护措施层次性不足、社会参与角色和路径尚待明确等问题。对此,构建社会观护适用程序应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个别处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分级衔接原则,同时应从社会观护的适用对象、决定主体、实施主体、强制报告机制、社会调查制度、听证程序、转处分流程序、分级措施、恢复性司法、变更与终结等方面加以进一步完善。

我国网络搜查存在问题及对策

网络搜查是学者对网络犯罪侦查过程中各种侦查取证行为的一种统称,从性质上讲,网络搜查属于强制性侦查行为。我国网络搜查,在立法上存在相关法律规定滞后,全国性单行法律、法规缺失等问题,在实践应用中存在启动随意、边界不清、缺乏外部监督等问题。借鉴域外国家经验和做法,我国网络搜查之立法完善应从基本原则和适用程序两方面着手,而要完善网络搜查实践应用,就要严把网络搜查启动关、遵循“特定性”要求、严格遵守程序规定、完善“同体”审批机制。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 推进司法鉴定制度建设

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制度做了如下修改:纠正了"鉴定结论"不准确的提法,还原了司法鉴定之本质;删除了"人身伤害的重新鉴定或者精神病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的规定,理顺了司法鉴定体制;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确立了鉴定意见的传闻排除规则;增强了鉴定人参与诉讼的权利保护;增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使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有望实质化。这些修改是司法鉴定程序立法的重大进步,然而鉴定人权利保障体系尚有待健全。

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的性质界定及程序解构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将强制医疗纳入了法制轨道。由刑事司法程序处理精神障碍患者的强制医疗问题既遵循了国际通行做法,又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有助于实现公正、安全、人道和效率多元价值的平衡。虽然立法机关选择了渐进式的实践探索路径,但研究者不应满足于粗线条式的程序设计,应围绕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化的主线,在启动程序、临时安置、审理程序、执行程序和检察监督等问题上作进一步细化以完善现有的条文规定。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

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单独的一节进行了规定,这是技术侦查法治化发展的里程碑,对于人权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从此,技术侦查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取得了合法性,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材料具有了证据资格,有关的法律程序也进一步健全;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也存在概念模糊、适用范围单一、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问题,在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混乱、滥用,从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概念,正确界定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的关系;规定技术侦查合理的适用范围标准和严格的适用条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被告人的知悉权、质询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