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固史法”:宋元史笔文法理论之宗及其流衍——兼谈班马优劣论

宋前研究者们多将史汉作为史书来解读,迁固史法理论还仅停留在史笔论上。随着对迁固叙事笔法论探讨的不断深入,宋元学者对迁固文章结构法度的认识更为鞭辟向里,纷纷对史汉字法、句法、章法等予以显微阐幽。自宋元时期“迁固史法”“韩柳文法祖《史记》”等术语正式提出后,《史记》《汉书》遂成为古文家指导写作、读书方法的蓝本,上溯迁固下延韩柳的学文路径几成学文定法。而宋元班马异同专著的出现,也使宋前班马优劣论逐渐转向班马文章书写的比勘对照,由此产生了班马并提论乃至班马得失互见论。从实录到叙事,从史笔到文法,从笔法到风神,“迁固史法”肇始于宋前史学泛概念,至宋元正式成为文法术语,明清时期实现文法践履与更张,揭橥了迁固史笔文法理论在文学史上的奠基期、发展期、定型期乃至升华期。

汉代的易学与史学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易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陆贾、司马迁、班固、荀悦等著名史家深受易学的启迪和濡染,其史学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汉代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易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易学与史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汉代学术不断前行。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

从《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来看,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尽管如此,他却认为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两人对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者则是班固。

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

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差异是多方面的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 ,而由此促成的两人游侠思想的差异即是很好的例证。随着汉政府对游侠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 ,两汉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经历着从崇侠到抑侠的心理转变 ,马、班承此影响 ,在《史记》、《汉书》中虽然同为游侠立传 ,但目的迥异 ,他们对游侠的好恶及对游侠范围的界定亦存有差异 ,以至形成了两人不同的游侠观。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试论司马迁的学术整合思想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能以或道或儒一家标准去规范。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司马谈的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精神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对此前的学术思想一视同仁 ,兼收并蓄 ,进行了不同于董仲舒、班固的学术整合 ,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

《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对《史记》、《汉书》儒林列传文献的比较,总结出二传特点的异同:二传均"以经系人",但"五经"顺序不同;二传均重师承传授,但学术态度不同;二传叙儒生感情色彩不同;《史记·儒林列传》未言及毛《诗》、《左氏传》。本文还进一步探究造成二传特点异同的具体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司马迁、班固不同的思想价值观。

司马迁、班固“实录”精神异趣探源

司马迁、班固在著史“实录”精神上的异趣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身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 ,文化专制刚刚开始 ,“为尊者讳”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 ,司马迁尚能比较自由地著书立说。班固之时 ,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 ,人们在评事论政时顾忌颇多 ,“讳君亲之恶”已成一种时习 ,而班固著书又受到最高当权者的直接干预 ,这使得他在许多问题上只能趋于正统。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

《汉书·律历志》与秦汉天人思想的终极形态--以音乐思想为中心

《汉书·律历志》以音乐为本体,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天人思想体系。它把宇宙、自然世界以及人类整个世界,从社会制度(礼)到精神情感(乐)、从外在世界到内在身体,都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像人的个体生命一样鲜活灵动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中跃动的心脏,则是音乐。这既是一个完全艺术化的形而上学,也是一个可以落实到实用法则的形而上学。

司马迁与班固音乐史观的比较研究

司马迁《乐书》之可信部分简要记述了尧舜禹直至汉武帝时期的音乐历史,涉及音乐事项相对有限。而班固《礼乐志》则侧重记述了汉代制乐历史,其音乐史涵盖内容较为丰富。两部史书记载音乐历史相关内容反映出以天子为中心的社会政治音乐史观与以朝廷制乐活动为重心的雅乐史观的不同。其原因与史家的写作思路、文化思潮影响以及社会音乐生活变迁等因素有关。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作为史学大家 ,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 ,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 ,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 ,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 ,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 ,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班固对民俗的关注 ,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 ,《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 ,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 ,或“甲班而乙马” ,或“劣固而优迁” ,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 ,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

略论司马迁的隐逸观——兼及太史公与班固隐逸观的差异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退处士"并非指司马迁排斥隐士,而是司马迁、班固两人不同隐逸观的反映。司马迁对于古代隐逸现象的最早发生持谨慎态度,他褒扬隐士的志节,尊重隐士但不崇尚归隐行为,与班固的既尊隐又崇隐不同。这些特点跟时代风气、司马迁处理史料的方法以及写作手法有关,更取决于作者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汉魏屈原论争背后的文化逻辑

汉魏时期,学者们出于各人不同的立场和时代观念,对屈原的评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即选取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逸、刘勰等人的观点分为三类。透过屈原评论由极度的推崇转向贬责、再到中和的赞赏这一曲折转变,看汉魏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以及在时代大观念下,文学理论受到的影响。

论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

比较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颇有意义。两者都注重反映现实、褒善贬恶,追求写人传神、叙事精彩,赞同文学源于生活,提出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肯定屈原作品和汉赋,运用以文传人的立传方法与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相同之处体现出实录精神。两者不同之处是创作倾向的区别、文学源泉认识的差别、美刺理论重点的不同、评价屈原作品和史记之异。不同原因在于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状况不同、文学风气不同、两人思想认识不同。

论司马迁、班固的“实录”精神

随着汉朝专制统治的加强,社会上“为尊者讳”之风渐兴,使得司马迁、班固著史的“实录”精神存有一定差异。本文通过比较马、班两人记载高祖、惠帝、武帝、元帝等西汉尊者的不同笔法,指出司马迁敢于逆批龙鳞,针砭当世;而班固在《汉书》中为西汉尊者隐恶扬善的心情表现得比较明显,他在著史的“实录”精神上逊色于司马迁。

《史记》、《汉书》书、志序列比较研究

考溯《史记》八书，比较八书与《汉书》十志的序列，可见《史记》八书源于《尚书·八政》，《汉书》十志源于《史记》八书。八书、十志代表着不同时代的经济水平和思想认识。八书侧重当代承弊通变，忧国忧民，有肇起之功；十志侧重技术，丰富详赡，具发展之能，二者均为一代文化之大成。

汉代文史三大家的学术承变

汉代文史三大家:司马谈和司马迁、刘向和刘歆、班彪和班固,以其通达古今的学识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侧身于西汉前期、后期和东汉前期学术领军集团的前列。司马氏父子发凡起例,首创纪传体通史、传记文学之先河。刘氏父子考镜源流,开启了大规模校理著录图书文献的范例。班氏父子继踪前贤,包举一代汉史,成为后世正史的"不祧之宗"。三家学术思想,不仅父子相继,承变有序,又因时变迁,各显异趣,以其丰富的内涵,再现了两百年期间汉代政治演变、文史并进、经学转合的历史轨迹。汉代三大家的不朽成就,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推进与发展,影响至深弥远。

论汉代史家之乐府观

《史记》与《汉书》,是汉代最具影响的两部史书,其中有关乐府诗的述论,成为司马迁与班固乐府观的直接反映。司马迁的乐府观,主要表现为对"前乐府"功能的注重、对"古者诗"与"诗三百"的称美、对"前乐府"文本整理的重视三个方面。班固的乐府观,则重点表现为首次对乐府诗进行了概念方面的定义,并由此勾勒出了乐府诗原生态的民歌特性,确立了其文学地位与文学价值。尤其是其中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八字,更是成为后人衡量与检验乐府诗的一条准律,影响深远。

班马比较论纲:思想史的地方性视野——简论关中学术文化的精神气质及其影响

班固和司马迁是关中文化孕育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用自己终生的志业参与了根源于关中地理空间的长安文化的建构;班固和司马迁都继承了由屈原开拓的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精神,在各自的人生境遇中,他们表达出一种对浪漫主义内在矛盾的自觉及其超越的可能性;虽然班固和司马迁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有明显的差异,但共同的地方性视野促使他们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共同的问题意识决定了班固和司马迁的历史叙事具有某种神学本体论的意味。

马班夷夏观异同探究

司马迁和班固的夷夏观有异有同。在"夷夏之辨"问题上,马班都有"别夷夏"的观念,都以华夏礼义文化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并强调"德化四夷",但司马迁不斤斤计较于夷夏之别,而班固反之。在"夷夏一统"问题上,马班都主张夷夏一统,坚信各民族出于一元,主张各民族间应该和平相处,但在实现一统的策略上,司马迁倾向和亲、盟约,而班固则主张以羁縻之道应对。大一统的政治背景和独尊儒术的学术背景造就了马班夷夏观之同,马班夷夏观之异则与两汉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变迁以及史家个人思想的差异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