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隐约与重构:唐高宗封禅的历史书写——以《旧唐书》为中心

史家在《旧唐书》中记载高宗龙朔、麟德年间两次议定封禅的诏令时采用隐匿不书的书写范式,借此规避诏令下达后出现的天文灾异和自然灾害对封禅的影响,并重构封禅的起止过程,为统治者无视上天警示执意封禅提供合理化叙事。这种有所取舍的隐匿不书形成固定的文本体例保留在《旧唐书·高宗本纪》中,造成了与其他史料的记载差异。其后玄宗面对同样的日食警示时,史家将隐匿不书的手法应用到《旧唐书·玄宗本纪》中,以补全玄宗礼仪上的合理性。关注史料“没写什么”是研究封建王朝意识形态指导下历史书写的新视野,更能深刻反映历史记载的主观选择性。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试论唐高宗的“风疾”及其治疗

风疾(中风)是唐高宗疾病的总名,风眩(即"头眩")、风痺、脑廱是高宗疾病的具体名。也就是说,风眩(脑血栓形成)、风痺(脑栓塞)、脑廱(脑瘤)是高宗风疾的不同发展阶段。唐高宗的风疾虽采用减负疗法、"饵药"静养、避暑疗养、温泉疗法、针刺放血疗法等,有时是两种方法的巧妙结合,但终因贵为皇帝的高宗身体虚弱,且治疗方法受到限制,因而风疾一直在折磨他,使他"头重不可忍",并最终把他送到了生命的尽头。

敦煌唐代皇家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考述

《妙法莲华经》是在中亚、东亚、东北亚广泛流传的大乘佛教经典。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主要有三个译本,即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和阇那崛多、达摩笈多译的《添品妙法莲华经》。其中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是经过南北朝隋直到唐高宗时期的不断修订而成,所以没有署名具体的翻译者,在唐高宗咸亨仪凤年间(671-679),由皇家书手抄写,流通全国,成为其后所有抄本和北宋以来署名鸠摩罗什翻译的官私刻本的祖本。

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题,关注的是南北分裂结束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前提则是南北朝的政治统一不等于南北历史发展的完全衔接。这一命题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其对隋唐历史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论唐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

唐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前人或归之于典掌非人,或归之于内附突厥的叛变。其实,高武时期严重的边患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此时期牧地西南的吐蕃强大起来,北边的突厥死灰复燃,对河陇朔方有唐监牧地形成钳形合围攻击之势;频频进犯,杀掠人畜,监牧正常生产秩序完全被破坏。与此同时,唐与周边其他游牧民族的矛盾亦全面爆发,且屡败屡战,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马匹的过度消耗。再加上因边患而导致外部马匹输入的基本终止,高武时期马政的衰落也就势所难免了。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洛阳地区隋唐离宫遗址调查与考证

洛阳是隋唐王朝的东都 ,隋唐两代在洛阳城周围修建了许多离宫。通过文献考证和考古调查确定了这些离宫的位置和性质 。

初唐贞观君臣的文学观

初唐贞观君臣因叙史而及文学,批评齐梁文学为"亡国之音",其"轻险"文风有悖教化,无益有害。但他们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矛盾,在批评齐梁文风时,却受其影响在创作上深陷"轻险"中。他们认为文学抒发性灵变化无方,且有帝王好尚和文人才学的作用,文体文风之变成为自然的追求。

王勃被斥出沛王府考论

王勃被唐高宗斥出沛王府一事,相关研究对其来龙去脉探讨不多。本文从最基本的史料出发,比较新、旧《唐书》及《册府元龟》中的记载,认为《册府元龟》之记载较为可信,并由此认为高宗并没有亲见《檄英王鸡文》,而是有人挑拨离间,利用高宗对诸王争斗的敏感心理,有意将此事上闻,引起高宗对交构之渐的担忧,因而斥勃出府。虽然这件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考察王勃“浮躁浅露”的性格特征及其沛王府的供职环境,又可以看出事情其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唐玄宗时期的边防策略及其对幽州地方势力的影响

唐玄宗时期对契丹、奚两蕃采取怀柔政策,以争取蕃兵势力增强幽州节度在东北的防御实力,导致幽州节度下的蕃族势力扩大。同时因朝廷边镇互相制约需要,使幽州节度势力扩展获得了机会。在这两个因素影响下幽州节度势力迅速膨胀。

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沿革(上)

中华养生文化历经数千年,上古夏商时期食养、导引、针药养生萌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重视精气神调护;儒家守中庸,致中和,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黄帝内经》为养生理论奠定基础,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法于阴阳、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秦汉时期养生理论初步形成,《伤寒杂病论》重视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固护脾胃、饮食调摄,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气-阴阳-五行养生观;《论衡》提出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淮南子》倡导形、气、神兼养,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理论发展,《养生论》提出形神兼养、清虚静泰,《黄庭经》提倡积精保精、吐纳服气、存思内视,《抱朴子》重视玄道守一、积善累德、兼采众术,《养性延命录》兼融三家、认为我命在我、守静食诫,孙思邈融通各家论养生。宋金元时期养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程朱理学、金元四大家在食养、机体不同阶段养生方面提出新的观点。明清时期养生理论日趋完善,脏腑养生突显,药物养生渐进发展,综合调摄推动养生全面发展。近现代养生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促进养生事业日渐繁荣。通过系统梳理中华养生历史源流,体现了儒释道医四大流派养生思想及其衍化发展,以期为健康服务事业作出贡献。

转攻为守:唐高宗时期御蕃政策的嬗变

唐高宗时期与吐蕃冲突不断,唐军损失惨重,大非川之役后唐廷派遣姜恪领兵抵御吐蕃,通过考察姜恪当时的职衔,可以发现当时唐军的策略更倾向于防守;仪凤二年(677),陇右地区河源、积石、莫门三军的设立则进一步表明唐朝御蕃政策的风向转变,开始在重点区域设置镇军防御吐蕃。青海之战后则全面调整备边方略,转攻为守,在边疆地区实行屯田防守的方针防御吐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唐朝财政危机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因新罗的复叛所致。

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沿革(下)

中华养生文化历经数千年,上古夏商时期食养、导引、针药养生萌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重视精气神调护;儒家守中庸,致中和,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黄帝内经》为养生理论奠定基础,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法于阴阳、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秦汉时期养生理论初步形成,《伤寒杂病论》重视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固护脾胃、饮食调摄,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气-阴阳-五行养生观;《论衡》提出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淮南子》倡导形、气、神兼养,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理论发展,《养生论》提出形神兼养、清虚静泰,《黄庭经》提倡积精保精、吐纳服气、存思内视,《抱朴子》重视玄道守一、积善累德、兼采众术,《养性延命录》兼融三家、认为我命在我、守静食诫,孙思邈融通各家论养生。宋金元时期养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程朱理学、金元四大家在食养、机体不同阶段养生方面提出新的观点。明清时期养生理论日趋完善,脏腑养生突显,药物养生渐进发展,综合调摄推动养生全面发展。近现代养生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促进养生事业日渐繁荣。通过系统梳理中华养生历史源流,体现了儒释道医四大流派养生思想及其衍化发展,以期为健康服务事业作出贡献。

唐代容府的设置与岭南五府格局的形成

唐初高祖、太宗两朝,在岭南地区的统治是层层管辖的"统府三分格局"。高宗朝乾封年间,岭南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巨变,容州、邕州升为都督府,与桂府、广府、交府并立,在此前后,龚州、崖州、驩州等三个都督府罢废,于是原有的"三分格局"瓦解,新的"五府格局"被建立起来。伴随着容府的设置,其附近地区原"蛮獠"之地,纷纷建立州县。而容府地处的容江通道一带,"蛮獠"之乱也逐渐平息,岭南陆上的南北交通大道遂畅通无阻。

论王维“盛唐正宗”地位及其与汉魏六朝诗歌传统之关系

王维在诗歌史中实居于"盛唐正宗"的地位,其创作个性不如李、杜诸家之突出,但却兼有盛唐诸家之特点。王维的诗歌创作处于汉魏至初盛唐诗歌史发展的主脉上。其基本的渊源,一为"弥工建安体",即承陈子昂以来复古诗学之实绩,并因此而上溯汉魏诗风,主要表现在对古诗散句体制、汉魏慷慨抒情、长于叙事等方面的学习;一为"盛得江左风",即欣赏江左人物风流的士族文化趣味,并在此趣味上取舍六朝诗风。总之,从诗学渊源及其相关的文化传统来看,王维诗风是汉魏与六朝的文化传统与诗学传统的结合,这种结合也造成王维诗歌风格上华绮与朴质相兼的奇妙的结合。

高祖至睿宗时期奚族与唐朝的关系述论

唐代是奚族发展、壮大、较为活跃的历史时期。奚族与唐朝的关系复杂,不容忽视。高祖时期,奚族与新建的唐朝为敌,奚唐关系以战争为主;太宗时期,奚族归附于唐,唐在奚境设立饶乐都督府,对奚族进行间接的管辖,奚唐之间呈现相对和平友好的状态。高宗至睿宗时期,奚族时有侵犯之举,奚唐关系颇为紧张。

皇帝制度的另一面——以高宗龙朔二年的两道制敕为中心

皇帝制度之下,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此权力通常也称作"皇权"。在唐朝的制度中,法律的制定之外,日常皇权是通过"王言"来实现的,"王言"就是皇权的日常表达式。那么,作为皇帝本人与皇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通过龙朔二年的两件诏书,这里展示皇帝意志遭遇挫折的过程,试图揭示皇帝制度的另一个面向。这对于认识皇帝制度的丰富性,无疑是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