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学会体育教科书编辑出版活动探析--以《体育图说》为中心

广学会是1887年由来华英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于上海发起建立的出版机构,在清末时期出版了囊括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历史等多个主题的教科书籍,该会也凭此融入彼时“西学东渐”的热潮之中。其间,广学会先后出版发行《幼学操身》《体育图说》《女学体操》三部体育教科书,不仅对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启蒙和发展起到了接续推动作用,而且均具有滥觞发轫之意,价值巨大。以《体育图说》的编辑出版活动为研究中心,对于展现清末时期西方在华出版机构于教科书编辑出版方面日渐式微、中国近代体育教科书编辑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状况,具有见微知著的重要意义。

王世贞《苏长公外纪》版本源流考

《苏长公外纪》是王世贞编纂的关于苏轼事迹的资料汇编,涵盖其文谈、诗话、行状等,其中所载史料对研究苏轼具有重要价值,且对《百斛明珠》《玉局文》等亡佚之书起到辑佚作用,又能够厘正四库本《说郛》、乾隆三十七年(1772)本《蛩溪诗话》之异文,校勘价值亦不容忽视。万历九年(1581),王世贞曾期望徐孟孺刊梓,实际是否刻梓未可知,但确曾成书,凡十卷,今佚。后经璩之璞、汪廷讷与杨益豫等多次校刊,得广其传。现有十六卷本、十二卷本与十五卷本三个系统,十六卷本删减较多,质量不佳。万历二十三年(1595)燕石斋本为今存最早的十二卷本,由璩之璞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借得抄本,增删校勘,次年刊行。万历二十四年(1596),汪廷讷覆刻燕石斋本,更“璩之璞校定”为“汪廷讷校定”。崇祯二年(1629),陈之伸以燕石斋本为底本刊入《宋四大家外纪》中,增删调整,成十五卷,虽有正误之功,但内容删减不少。清末杨益豫以汪刻本为底本进行校刊,虽校正燕石斋本,新讹误亦有不少。总体来看,燕石斋本问世较早,且质量最佳,次为清刻本,他本又在清刻本之下。

清人《汉书》题跋考辨——以版本为中心

清代书目题跋类著作中存在诸多关于《汉书》的记载,这些记载对研究《汉书》版本及其流传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清代仍处于版本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加之限于所见及学识等诸方面原因,清人所言《汉书》版本等信息多有疏误之处,如不加辨正,难免以讹传讹。通过选取可资考订的相关典型误例加以考辨,以期更好地利用这些前贤成果。

南京图书馆藏清刻孤本《花历百咏》考论

清刻本《花历百咏》并未失传,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海内孤本。南图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能够订正此书和刻本的许多讹误。此外,南图本保留了被和刻本删除的六篇序跋,考察这些序跋,对了解作者翁长祚其人交游、《花历百咏》的成书过程及刊刻动机具有重要意义。南图本系由泽存书库主人陈群采购于民间,但并未受到重视。此书为闽人翁长祚仅存于世的别集,对于了解清代闽地物产、气候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应当得到更多的研究。

清代孙温绘全本《红楼梦》的“情本体”家具陈设研究

清代孙温绘全本《红楼梦》的家具空间是“生情”“传情”“共情”的情感化的美好生活情境,反映曹雪芹的“情本体”思想。本文结合绘本图像和历史文献,阐释孙温绘本的“情本体”内涵,探索空间营造方法,分析当代家具作品对于“情”的表现,目的是构建“情本体”室内空间陈设的理论框架。该研究除了体现孙温绘本蕴含的家具文化价值外,还有利于在传统家具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应对AI图像生成技术与文化价值的择取和生成、中外家具文化融合导致的文化的“断根性”问题等因素的冲击。

张弼《东海集》版本考

张弼别集《东海集》是了解其生平为人与艺术活动的主要参考文献。《东海集》版本大体有两大系统,其一以正德十三年(1518)张弘至刻本为源,现存多为其补版后印本,又有周文仪本与日新堂本两种正德间翻刻本存世;其二以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张世绶刻本为源,以康熙三十六年嘉会堂增补重印本收篇最多,道光间又有张崇铭修补重印本。

弥足珍贵的康熙本《大清一统志》

天津图书馆珍藏的康熙本《大清一统志》是清王朝入关以后编纂最早的全国性的一部方志，是目前海内所藏篇 幅最多、版本最早的一部孤本方志，国家图书馆所藏不及天津图书馆所藏的六分之一。本文从该书的编纂始末、 原书风貌、史料价值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和阐述。

林辰先生年谱

出版家、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林辰先生曾历任多家出版社编审,虽经尽坎坷困苦,而学术热情与编辑出版的干劲持续不衰。先生五十岁复职,既主持编辑整理出版大量明清小说,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和创作,同时举办多次明清小说研究会议,扶植中青年研究者、团结国内外同行,成为公认的北方著名出版家和明清小说研究家,为我国明清小说整理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辽宁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卓著。

《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

《清实录》修纂先据档案等原始史料编成稿本(底本),然后缮成正本(小黄绫本)呈审,再据呈审本缮成各定本(皇史宬尊藏本、盛京崇谟阁尊藏本、乾清宫御览小红绫本、内阁实录库副本以及国史馆缮写副本)。在满、汉、蒙古文诸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是先据满文档案纂成满文本实录,然后再译成汉文本实录,最后再据汉文本译成蒙古文本实录,但康熙以后的史料大都来自汉档和汉籍,史臣亦日渐丧失精通满文和蒙古文的能力,因此从雍正所修《清圣祖实录》始,满、汉文本之间的纂修顺序颠倒了过来,即先据汉文档案纂成汉文本实录,然后再分别译成满文本实录和蒙古文实录。这一改变,反映了汉文作为清帝国共同语言地位的确立以及清朝汉化进程的加深。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

试论清代古籍版本学的成就

清代是古籍版本学的繁荣时期。文章从同书异本研究、善本观、版本学家和标志性成果等方面论述了清代古籍版本学的成就。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编审制度的变迁述论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编审制度经历了由"编著一体"向"编著分离"的变迁过程。编审制度变迁之目的在于规范编辑职业,增强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制度变迁提高企业绩效。

清刻本图书的价格与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法,对清刻本书名页上钤有的"木记"材料及清代前期、中期和晚期的清刻本书价进行分析,并对书价与物价、俸禄、工价、米价等进行比较,归结出清刻本图书价格在清代的总体走势。

汉译《几何原本》的版本整理与翻译研究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分析了《几何原本》整理与研究的历史意义;对《几何原本》进行了细致的版本梳理,揭示了主要版本的递变关系。以《几何原本》卷一"界说"为例,与拉丁语底本进行翻译比对。研究表明,无论是语义还是文体,汉译《几何原本》的"界说"基本上做到了用切近而自然的对等语再现了原文信息。利玛窦和徐光启用古汉语重构了西方古典几何学的逻辑推理和公理化体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清末京师大学堂编译书局与学校教材的关系刍议

清末内忧外患的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教育革新,废科举、兴学堂、倡实学的浪潮逐渐高涨,新式教材的建设也随着各级各类学堂的大量涌现而迫在眉睫。为有效提高学校教材的编辑质量以及加强对思想意识领域的控制,京师大学堂设立了编译书局,开启了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编写教材的政府行为。

《西厢记》明清刊本演变述略

本文综合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择取《西厢记》传播史上影响较大的八种版本,从其文本形态、版本特征的描述中,凸显明清《西厢记》刊本演变的大致历程。大致而言,残页本、弘治本年代较早,传奇因素的渗入并不明显,还基本保留了元杂剧剧本体制。徐士范本依循传奇体制刊刻《西厢记》,此后以传奇体制刊刻《西厢记》成风,只有凌濛初本、毛西河本在努力回归《西厢记》的杂剧体制。依循传奇还是回归杂剧,不少《西厢记》刊刻者颇感茫然,于是又出现一些既保存有元杂剧体例特征,又带有传奇因素的混合型刻本,如王骥德本、金圣叹本。

乡党圈层中的古籍保护运动:晚清民国郡邑丛书的编辑与刊印

晚清民国时期,各地的文化精英阶层内出现了保护乡邦文献、编辑郡邑丛书的浪潮。丛书编辑方式主要以地方修志局、私家藏书楼、公立图书馆为文献来源,甄选稀见古籍精校精刊,单种文献出校记、序跋,丛书常另附总目,以便读者使用。编辑活动带有浓厚的地方圈层色彩,由乡绅邑豪发起并主导,通过乡绅出资或乡党募捐完成集资。民国时又出现了政府牵头组建编委会的新形式,实则是乡党关系的变体。印刷方式仍以传统雕版技术为主,进入民国后,石印、铅印等新技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

宋元时期书院刻书活动广受学界重视,历代书目及今人著述多引述并讨论"宋元书院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较早并有系统地总结了书院本的基本情况,但是问题也不少。细检现存的宋元书院本,详辨宋元刻书的史料,可以订正其讹误、补遗其缺漏。在此基础上,学界同仁有必要重新思考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

以宋本为核心的杜诗篇目总量探讨

本文以二王本(宋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以宋代传世杜集为主体,结合清代及当代学者整理的重要杜集,对杜诗存量进行统计分析,力图呈现杜诗总量的形成过程。杜诗传世主体为二王本之正文,后世陆续增补杜诗40余首。但在二王本正文中的杜诗,也有20余首未被之后的宋本杜集收录。杜诗总体变量基本在补遗作品的认定取舍间波动。分门本(宋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分类本(署名宋徐居仁、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和刘批本(宋刘辰翁批点、元高崇兰编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形成了清本和当代杜集的基本格局。当下认可的杜诗应为1455首。

清儒三家《诗》辑佚成就述略

清代三家《诗》辑佚工作分为三期: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陈氏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分别代表了清初及中叶的研究成果,清末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为历来搜集、研究三家《诗》的集大成之作。研究这三家的辑轶工作应尽可能联系当时的学术背景,考论诸家著述的成因、得失和承传关系,为清代三家《诗》集佚史理清脉络,并为后世的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