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乾隆宝藏币的推行看清朝治理西藏地方货币政策的转变

清王朝初期对西藏的经济治理主要采取怀柔绥辑的态度,由此出现西藏市场大量流通尼泊尔银币的情况。随着两次廓尔喀战争相继发生,清王朝自上而下意识到贸易—铸币—外患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开始重视西藏的货币问题。随着乾隆皇帝对西藏基本经济情况了解的深入,逐渐转变战争初期禁止藏、廓贸易与西藏市场流通尼泊尔银币的策略,并敏锐地察觉到在西藏建立正规币制的重要性。在西藏发行乾隆宝藏币是清王朝对藏货币政策加强管理的重要举措,集中体现了国家主权以及乾隆皇帝与在藏大臣的国家观念,此铸币的推行,强化了西藏民众的归属意识与国家认同,亦促进了西藏经济向内地的延伸与发展。

清末新政中的保甲整顿与乡镇巡警建设

近代警察制度的移植是清末新政中国家治理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而县级以下乡镇巡警的建设亦是清末警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的制度更迭之中,新式的乡镇巡警制度建立也并非一蹴而就,一贯被目为低效无用的保甲制度在此间又被重新强调。整顿保甲而为巡警之先导,在当时也是乡镇巡警建设的一种折中办法,传统的旧制度资源在新的历史环境之下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调适。乡镇巡警的创设,使得国家权力对于基层社会治安控制的触角得以进一步延伸,参与基层乡镇警政建设的地方士绅在警权扩张的过程中也实现了绅权的扩张,这或许又会形成与官权的另一种内在紧张。乡镇巡警制度的创建和推行也正是现代国家治理在中国生成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经验对当下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清新政时期中央与各省关系初探

晚清新政,包括洋务新政、甲午新政、20世纪初年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四个互相联系而又逐步递进的过程。在晚清新政的过程中,清政府最初以下放给督抚事权的方式推进改革,最后又力图通过集权来加强中央权威。所以,晚清新政的历史,就是中央与各省不断调整关系的历史,也是中央权力与各省权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还是晚清中央集权体制不断衰弱的历史。总结这一历史,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将是十分有益的。

清朝民族政策解读

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康熙皇帝是清王朝民族政策的奠基人。清王朝在内外蒙实行支持黄教、满蒙联姻、分而治之的政策;在西藏实行支持喇嘛教,册封达赖、班禅,派遣驻藏大臣等政策;在新疆设置伯克城主,派遣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政策;在南方民族地区设置土司,实行“改土归流”等政策;很好地解决了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的关系,建立了一个长达近300年之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

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是历代王朝及政权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古代治边方略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中,较为重要的是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地缘政治方略、博弈谋胜方略。论内容充实及完善的程度,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领先于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后者的治边方略,又存在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关系。

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支出与财务监管

清代中央政府在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投入和财务监管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构成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又一方面重要内容,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以档案资料为据,就清廷对西藏的财政支出政策、项目、数量和特点,以及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的财务核查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介绍。

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

为贯彻"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等治边思想,历代中原王朝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边方略。本文研究了历代中原王朝实行的和亲、盟誓、教化、互市等治边方略,考证了这些方略的来源、形式、施行方法及其用途,并分析了这些方略实行后的效果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清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发生了带有时代印痕的演变,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政治、军事等职能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的转变也是重要因素。清代财政先是中央过分集权,后是地方过度分权,二者均为时势之必然产物,又对财政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及启示

晚清中央政权自身的衰落导致了湘系、淮系、北洋系地方势力的崛起;财权、兵权、外交权下移,使中央政府丧失了政治权威和统治能力。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证明,平衡与协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佳选择。

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科举制度述略

清朝在西南设有土司的省分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同时给予了政策上的优惠。表现在:童试中,对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给予特殊照顾,并保证他们的入学名额不被挤占。乡试中,给予土司应试资格,并从"鼓舞宜亟"的宗旨出发,分配云南、贵州、广西等"小省"的乡试中额,为改土归流后的某些地区专门设有录取名额。会试,则采取分省取士的方式,确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每科都有录取的进士,达到"广收人才"的目的。清政府的这一做法,对发展土司地区的教育,进而促进民族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财政与国家治理:清代非常时期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更张

“非常时期”是相对于“正常时期”而言。非常时期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更张,更能体现国家的财政治理能力。清代前期的非常时期具有“间歇性”特征,主要是清朝入关后的“开国”时期以及清代前中期的三藩之乱和白莲教之役时期,财政政策的变动以赋税的加征、举办捐输,调整起运、存留比例为手段。清代咸丰年间以降,大多处于非常时期,由于军费、赔款、外债以及自强新政的推行,导致严重的财政难,在“就地筹饷”“就地筹款”的税收政策导引下,地方财权渐次扩大,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财政”渐次形成,导致了税捐的乱征、财政的外销以及中央财权的削弱。

从思想主张到政府决策——晚清“自开商埠”决策过程研究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 ,“自开商埠”思想便已在魏源等人的言论中初露端倪 ,但当时多数国人对此尚难以认同 ,致使魏源等人的主张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找不到知音与同调。《北京条约》签订之后 ,中外交通益加频繁 ,“商战”呼声高涨 ,思想家郑观应、陈炽等人明确提出“自辟商埠”的主张 ,朝廷为对付边疆危机 ,在“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传统国防战略的指导下 ,主张将自开商埠政策用于越南等“藩属”国家 ,成为中国自开商埠的前导。甲午战争之后 ,受日本全境对外开放的影响 ,加之偿付赔款需广开财源 ,在朝野上下的极力主张和维新运动的推动下 ,自开商埠终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 ,付诸实施。

晚清咸同之际税关间的关税纠葛及其调解

晚清咸同之际,由于筹饷权的下放,地方财政渐具形态,作为中央财政重要来源的关税收入,也被纳入以地方军务为中心的财政单元之中。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不同地区的税关在追逐关税资源过程中,产生如税源分割、税款支配方面的种种纠葛。这种带有地方本位意味的各地税关之间的利益对立,凸显出新的历史情境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松动的迹象。

论清末邮传部的人事管理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审视清末中央政府的人事管理,有别于长期以来学界出于政治史的诉求而对该问题的涉及。以邮传部为例,在其所存在的五年多时间里,主要问题有四:一是以丞参为主体的中下层官员群体的膨胀,以至于人浮于事,机构难以简化,在今天看来,定岗问题即精简机构设置是人事管理的关键;二是汲引私人,这与私荐有关;三是内争纷繁,传统的派系区分难以涵盖整个全貌;四是专门人才的借调与考试。

清末政府励农政策与农会之兴

清朝末年,面临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农业生产的衰微,清政府谕允饬令各地遍设农会,希图利用民间力量与官方力量共同振兴农业,摆脱国用匮绌的窘境。同时,实业救国人士的倡导、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吁请、上海农学会学术研究团体的创设等,对政府敦本重农、批饬成立农会组织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清末农会肇始于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随后,其他各省相继创办,并开展了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创办农业学堂;开办农业试验场;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陈列所;植树造林以及农业调查等一系列农事活动,发挥了"整理农业之枢纽"的作用。清末农会无疑是一种具有近代组织制度特征的新式社团,但实质上又是一种受到官府监督、绅商控制的尚不成熟的农民团体,其在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维护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从汉“番”隔离到开山抚“番”——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述论

清政府治理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是实行设立“番界”,把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隔离开来,既严禁汉族移民进入“番地”,又防止少数民族侵扰汉族移民。随着汉族移民开垦土地进程的推进,清廷不断调整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逐步进行“番地”开发。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与日本侵略引发严重的边疆危机,为加强台湾海防,清政府实行开山抚“番”政策,进一步加快台湾开发的进程,使台湾山地少数民族地区也被完全纳入大一统中国治理体系之内,成为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浙江地方新政筹款

清末,为筹办各项地方新政,广泛的筹款活动在各地普遍展开。由于其征收来源复杂多样,征收主体极为分散,在为地方新政开辟了财源的同时,它也开启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契机。浙江省在这一时期的筹款围绕着教育、警政事业,收入来源以各类地方认捐为主,兼及各类官方补助,直至清代结束,也未形成一完整的收支规范,对这一活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具体的、地域性的角度审视清末新政改革下地方各利益群体的冲突格局。也部分地解释了晚清"民变"迭起的深层社会原因。

论清初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清朝重新统一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出于稳定边疆形势、维护领土完整的施政目的,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其中,大一统观念是清朝制定民族政策的思想基础,极力淡化华夷观念是清朝民族政策的指导方针,"德足绥怀,威足临治"是清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因俗而治是清朝制定和实施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手段。

清与元明中央政府治藏宗教政策的差异及成因分析

西藏自元朝正式纳入中央王权统辖后,元明清三朝为谋求对这一地区的稳固统治,均采取了"因俗而治"、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来为其统治服务的宗教政策。然因时代和政局的变化,三朝在具体措施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文章从不同统治主体与理念、西藏地方周边和内部不同情势等方面分析清与元明朝在治藏宗教政策上形成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