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的尊崇与颂扬——《沈清传》与中国文学

《沈清传》是韩国三大古典名著之一,是“孝”文化的经典之作,在韩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孝”在韩国深入人心,孝女沈清为救盲父牺牲生命的感人故事在韩国家喻户晓。本文以儒、佛、道思想解读《沈清传》之“孝”文化,并比较中韩孝女形象的嬗变,考察《沈清传》与中国文学的关联。通过分析认为,《沈清传》的“孝”文化,虽然具有本土特色,但更多的是受来自中国“孝”文化的影响。中韩同属汉字文化圈,“孝”体现了两国人民共同的道德文化观念,“孝”文化有助于弘扬人类精神文明,这对中韩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以及当代社会优秀“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孝行故事在18世纪欧洲的传播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学西传的兴起,中国的孝道观念在18世纪借助《中国经典六种》等著作逐步传入欧洲,成为“道德伦理之乡”形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韩国英在1779年发表的《中国古今孝道》中将中国孝道系统地介绍到西方,引起德国教育家、诗人普费弗尔的关注。通过对孝行故事传播与改写的研究可以发现,普费弗尔从中国孝行故事中看到了“孝”的精神感召力,继而在四首叙事诗作品中塑造了作为孝道榜样的中国人群像。这反映了启蒙时代德国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也反映了儒家孝道观念对欧洲的影响。

明代人物画、笔札中的乞丐文化形象论析

乞丐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之一。在明人创作的绘画和笔札中,乞丐除了具有贫贱的一般形象外,还具有孝亲、忠义和罪犯等特殊文化形象。孝亲乞丐的故事见于多部明人著述,其孝行是被刻画的重点。明遗民的著述中记载了多位忠诚于故国的乞丐;明代笔记小说中也有记录一些身具拾金不昧、乐于助人和见义勇为等品德的义丐。有些乞丐为求生存而从事敲诈勒索等违法活动。及至晚明,有文献记载丐首和乞丐团伙的严重恶行。明人对乞丐一般形象的刻画与书写主要是出于怜悯或厌恶的心理;对孝亲、忠义等形象乞丐的书写主要是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乞丐有组织犯罪对社会产生巨大危害,也是明清律法对乞丐“采生折割人”施以重刑的主要原因。

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神话中具有"母性崇拜"倾向,在社会转型至父系社会时,"母性崇拜"倾向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孝道系统中发扬光大。孝道赋予了母亲在男性子嗣面前拥有权威的合理性。中国女性正是在"母亲"的角色中冲破了重重伦理压迫,在家庭伦理及由此波及到的社会政治"中心"区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隐性权威"的身份。但实质上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即使是母亲也脱不去"他者"的印记,母亲的权力不是女人张扬性别主体性的权力,而是父权权威话语的代言。中国文学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表征。

元代通过女性彰显孝文化现象探析

孝文化在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体系中成为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元代孝文化中出现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她们是怎样彰显孝道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有哪些?本文将选取一个独特的视角,逐一解读元代孝文化中女性形象,并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宋江“大孝”质疑

宋江不养亲,不尽人子基本义务;不敬亲,不行人伦之礼;不顺亲,多行忤逆;多以尽孝之名,行利己之实。宋江实在是一个不肖逆子。揭示宋江的不孝,意在揭示宋江伪诈的性格特征。他明明是一个逆子,却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大孝子。宋江之所以如此,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分不开的。

论孝的起源与归宿

"孝"的起源和归宿问题成了学术界一个被遮蔽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去蔽和澄明有助于孝道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与选择性。"孝"的起源和归宿正是"孝道"中的"道","孝"源于"道"的异化并最终归于"道"。老子的《道德经》很好地解决了"孝慈"等伦理道德的本体论问题。从精神的发展史与内在逻辑看,"道"在客观现"象"的过程中经历了伦理、教化、道德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孝"随着"道"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功能。伦理阶段的"孝"与"道"合一,教化阶段的"道"异化为"孝"与"不孝",道德阶段的"孝"最终又复归于"道"。

祝寿图像的文化艺术价值

祝寿图像作为一种人生礼俗极为常见和极具生命力的传统美术类型之一,其文化的选择与艺术价值既是根植于民俗文化沃壤之中,也于与敬老、孝道的传统在根基之上。这种图像兼具实用性、仪式性和审美性于一体,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应用的普遍性,以及其长期在被不同社会阶层关注和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受到重视的程度而言,可见国人的生命意识、渴望长寿、企盼福寿康宁的心理诉求。事实上,这种图像绝非一些人理解的仅仅用于人伦日用中,就艺术价值而言,很多祝寿图像不仅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民俗、社会和文化等综合价值也非常突出。在社会繁荣时期,或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或者太平盛世,或在深受孝道伦理影响的地域,祝寿图像更是祝寿礼俗中不可缺少的美术样式。尽管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长河中,包括祝寿图像在内的人生礼俗图像一种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但其作为一种特点文化生态下生成的图像样式的存在价值,以及对于其他不同艺术载体的影响等方面还是值得梳理和阐释的。

忠孝二元立体造型:小说戏曲视角下伍子胥形象流变

伍子胥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人生经历比较复杂,他身上包蕴着忠与孝的对立和统一。伍子胥故事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采用不同的文体对其进行加工创作,历史家侧重记载真实事件,历史家视野中的伍子胥和历史人物最接近;文人笔下的伍子胥形象浸透着儒家人文理想的底蕴;平民大众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塑造伍子胥,他们更倾向于敷衍伍子胥的传奇故事,将其英雄化、神化。兼之不同时代的人们忠孝观念的差异,致使历代人们对他忠孝与否的争议颇多。以时代先后为序,以忠贞孝义为主线,以小说、戏曲文体为切入视角,可以呈现自先秦以降伍子胥形象的流变轨迹,展示人们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

传统男女双寿图像的意象构成与孝亲风俗

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祝寿活动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它体现出孝子贤孙们对寿主的感恩之情、孝养心愿和福寿祈愿。祝寿图像是传统孝亲风俗的视觉载体之一,是一种传承有序的民俗艺术形式,而其中的男女双寿图像更是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对男女双寿图像的意象构成和民俗文化意蕴进行分析,有助于考察华夏民族的祝寿礼俗,进而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数字化传播:承载仁孝文化图形的新模式

当下我国孝文化图像的传播形式落后、展项匮乏,既不利于孝文化图像的保护传承,更不能形成良性产业化保护机制。现阶段,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多媒体、宽带网络以及APP智能客户端的应用,数字化技术在孝文化图像的保护与传播方面日益凸显其应用价值。本文回顾孝文化图像数字化传播设计的内涵,分析我国孝文化图像数字化传播设计现状,厘清孝文化图像数字化传播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明确孝文化图像数字化传播的设计原则,最后提出了孝文化图像数字化传播设计的对策。

新型“孝文化”影像：传统伦理道德转型的乌托邦想象

21世纪,在媒体场域大融合的背景下,积极发扬传统文化,回归本土文化的社会要求下,新型伦理道德价值观影像随之诞生,中国通过影像全方位、多维度地传播孝文化的精神内涵。受到当今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影像除了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外,也被赋予其代表时代性的新型价值文化理念,深入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伦理道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乌托邦想象,从而构建美好家庭、和谐社会。

宋代后妃的孝悌观念及其图像表现

"孝"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品格中的核心范畴,在气势撼人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以孝治天下"的两宋,历时三百余年,既无汉代王氏之患,更无唐代武、韦宫闱祸乱,这与士大夫政治及严守孝道的后妃群体密切相关。宋代后妃群体的孝道,在图像方面即有明显的体现。大体而言,宋代后妃图像从冠饰、面妆、礼服、座椅等方面,真实展现了大宋皇室礼仪制度中蕴含的后妃之德及孝道伦理。在创作手法上,既学习继承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吴道子之体,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孝感市孝文化名城品牌形象的传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塑造城市品牌成为推动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方略。孝感市孝文化城市品牌形象的传播,要以孝文化作为孝感城市的核心文化与灵魂,实行分阶段分步骤的战略实施差异性宣传,运用CI系统,进行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多维传播渠道的宣传,从而使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假天真抑或真性情——婴宁形象之我见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塑造的"婴宁"形象向来备受争议。婴宁爱花成癖,敢说敢笑,天真烂漫,亦憨亦黠,又孝顺懂事。本文通过对婴宁名字由来的探讨和多重人物形象的分析,力求解开婴宁是假天真抑或是真性情的谜团,呈现一个较为完整的婴宁形象。

清代民间年画慈孝图像的功用价值探赜

清代是年画发展的高峰期,受国家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政策引导,年画慈孝图像呈多元化发展。对慈孝理念来说,这些图像具有恒常性传播的功用,能够融通艺术审美与社会生活,并促进传统慈孝礼教与民俗生活互动,因此有效地维护了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归属。

清代士绅家族对女性的道德形塑——以女性忆传为中心

明清通俗文学中,悍妇、淫妇比比皆是,而官方记载中,贞女节妇数量之大,超过了前代的总和,这些被旌表的女性有的只留名字,有的则以其父、夫指代——某某女、某某妻,有事迹留存者则只见其遭遇之惨烈悲苦,难以窥知其心态,显得空洞虚假,士人为自己家族女性所做的忆传则为我们提供了观照文人心态及士绅家庭女性的真实样本。在这里,贞女节妇及一般贤妻良母是如何养成的,文人如何以表彰贤良的方式撰文纪念他们的妻妾、以使家族中其他女性受到感召从而自觉顺从男权体制对她们的期许,贞孝节烈者各种极端行为之后的个人隐衷,家族荣誉对女性的道德绑架……都被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来,清代女性被形塑和自我形塑以及成为男权制下道德偶像的过程都得到了细致而真实的呈现。

《太平记》中的武士形象——以“忠”和“孝”为中心

在《太平记》中,楠木正成和楠木正行二人作为"忠臣"的典范被世人所熟知。此种武士形象的形成除源自于《太平记》本身对二人的描述以外,也与《太平记》对后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本文将不限于日本南朝方的武士,同时也跳出特殊的"君臣关系"的框架,以《太平记》全文所描述的武士整体为考察对象。在考察方法上,以《太平记》原文中所出现的"忠"和"孝"这两大关键词为切入点,着重留意作品是如何以"忠"和"孝"这两大概念来对武士进行具体描述,进一步论证"忠"和"孝"对武士的重要性,由此考究出《太平记》所描述的武士形象。

郑州华南城二路金代砖雕壁画墓发掘简报

2014年8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华南城二路基建工地发掘了一座穹顶六角形金代砖雕壁画墓,由墓道、封门、甬道及墓室组成,墓葬穹顶外形呈塔式结构。墓室穹顶略呈弧形,其下为砖雕斗拱,墓室墙壁壁画为行孝图。墓葬顶的塔式结构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丧葬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山东淄博市大邢村清代壁画墓

大邢墓地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商家镇大邢村东北约100米,面积约万余平方米。2001年发掘清代墓葬5座,是一处家族墓地。其中M2为三合土壁画壁。墓葬方向190度,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全长7.8米。最南部为墓道,南端有台阶。墓门为仿门楼建筑,用青砖和瓦砌成,用一块白色大石板封堵。甬道前部平直,后部外斜。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整体由三合土夯打而成,墓壁厚0.6米,直壁,券顶。填土中出土"顺治通宝"、"康熙通宝"各1枚。墓室内壁画布局规整,保存较好,距墓底1.5米高处的黑色宽带和细线将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南北壁分别墨绘牡丹、梅花、喜鹊,券顶则主要绘卷云纹。下部墓门绘武士图,北壁绘家居图,东、西壁各绘三组孝子图。整个墓室壁画色彩鲜艳明快,绘画技巧娴熟,色彩以黑、红、褐为主,内容多样,有花草、人物、书法等,延续了浓厚的汉文化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明清时期的丧葬习俗、绘画艺术等提供了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