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神农本草经》成书考

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问世,有关古书成书的讨论越发热烈。结合新的理论观点,借助出土与传世文献的综合分析,同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神农本草经》成书过程、文本状貌更为细密的探究成为可能。该书是以早期本草类文书为基础逐渐生成的,这反映出早期药物学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目前所知最早的《本草》古书出现在东汉后期,之后的魏晋南北朝300余年,本草著作蓬勃发展。其间《本草》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其一,书名众多;其二,出现同书异本、同名异书现象;其三,《本草》的整理和研究著作不断涌现。这对于《本草》作为“经”的确立、定本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朝梁陶弘景整理的《本草经集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文本。《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是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其经典化历程展现出士人对技术类文本所持的一种尴尬态度和折衷处理方式。

中日汉籍出版中的“鳌头本”

明代万历年间,在福建、江南地区的民间书坊中兴起一种特殊的“上栏鳌头”出版形式,在民间日用类书、医书、字书等书籍出版中风靡一时,但不久后却因为书坊间的模仿与无序竞争走向消亡。这种在中国昙花一现的书籍文化于17世纪东传日本,被改造成符合日本传统汉籍阅读习惯的“内中国(经典),外日本(注释)”的样式,得到了汉学家和书肆的广泛接受与模仿,又因为便于汉学家将自己的授课讲义依附于汉籍文本传播,在江户时代后期产生了大量衍生的“鳌头注”,随后引发了“犹虱着衣”的嘲讽,这种矛盾真实地反映了汉籍文化在域外传播的复杂性。近代以降,“上栏鳌头”这一版刻形式又被重新利用,成为日本国民接受近代启蒙教育的新形式,古老的东亚汉籍文化适应了近代出版节奏。

从书籍史的角度看汉代儒经的制作、流通与阅读

经,本意为织布机的纵线,织布时纵线不变,引申为恒常之意,儒经指蕴藏儒家恒久至道的文字著作。儒经中的仁义思想成为汉代士人反思秦政的有力武器,自武帝起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儒经的制作、流通、阅读贯穿整个汉代。制作儒经的材料以竹简为主,以木板、帛、石碑为辅,无实物留世的儒经由先秦遗儒口述重新写定,国家利诱士人消费儒经,形成有组织的儒经生产机制。汉代官学教育保障儒经的广泛流通,皇族和豪族的藏书为儒经的传播流通提供实物支撑,允许民间自由藏书的政策使儒经的阅读群体扩大。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族、以功臣为代表的豪族、以小势力地主为代表的寒族是汉代儒经的主要读者,阅读儒经成为其安身立命的时代要求,儒经经义渗入汉代的各类制度,内化为汉人的精神风貌和日用习常。

《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考述

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在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吐蕃文献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焘不仅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时大量取材于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而且在注文中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正文予以补充,同时李焘还充分利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官修史书予以校勘,从而确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史实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庋藏与作伪——清代宋元旧本《史记》的流转

《史记》流传至明清时期,尤重其版本,这与当时臻于极盛的藏书风气密切相关,从官藏到私藏,宋元旧椠颇受追捧。明清鼎革,江南藏书大量散出,毛氏、季氏等所藏珍贵宋版《史记》也在不同藏书家手中流转。清末杨氏海源阁“四经四史斋”、刘氏嘉业堂“四史斋”所藏宋本《史记》命途多舛。为了迎合藏书家以攫取巨大利益,书贾大量伪造宋元本《史记》,而其作伪方式也是层出不穷,伪造名人印鉴、剜补牌记等最为常见,明代翻刻宋元本《史记》常常以此冒充旧椠,其中“嘉靖三刻”(金台汪谅本、震泽王延喆本、秦藩本)以及游明翻刻元中统本最受书贾青睐。而“百衲本”《史记》在宋元刻本难存全帙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一人倡之,多家模仿,成为清代一种独特的藏书文化。

隋唐五代日月食记录

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日食、月食记录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勘误和统计分析。研究了这些记录的文献来源、时间分布、覆盖率和记录特征。这一时期记载了实际可见日食的65%和月食的28%。

《水经注》所记“鸿隙陂”研究

古代陂是淮河流域主要的水利设施,它兼具灌溉,水产养殖和调蓄洪水等综合效益。鸿隙陂最早见于《汉书》的记载,两汉时,它属汝南郡,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后代文献中有关鸿隙陂的记载十分混乱:《水经注》中存在明显的佚文;《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又与《水经注》相矛盾。《水经注》与《隋志》的记载并无重大分歧,通过补正《水经注》的记载,并结合对古遗址分布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鸿隙陂的地理位置,应在息城至新蔡线以东,汝水、慎水与淮水之间的地区。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经过几代学人的精耕细作,在小说作者、版本考证、文体与类型的探讨、文本的解读、小说史的编纂、小说理论的阐释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以及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不但有新的学术领域和问题的出现,已有的学术结论也需要重新审视。本栏目将陆续推出几组论文,对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小说批评、小说创作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深入探索。王齐洲教授的论文《〈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探讨了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认为《汉志》和《隋志》虽不是文体分类,其中却有文体因子。二志都强调其所著录的小说作品提供了民情风俗和百姓对政教的意见,具有民间性、通俗性、琐碎性特点,但都没有强调故事性和虚构性,与现代小说观念颇有差异。傅承洲教授的《清代才学小说是否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对当下流行的才学小说类型概念提出了异议,认为从才学小说概念形成过程和小说类型构成要件的角度考察,《野叟曝言》、《蟫史》、《燕山外史》和《镜花缘》四部小说并不能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四部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均不相同,很难归入一类。炫才是文人创作小说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能成为小说类型的构成要件。几位学者都对古代小说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也许并不是定论,但定会对古代小说研究者有所启发,对古代小说与小说批评的研究有所推进。

朝鲜早期史书辨析

通过对朝鲜早期史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和内容的详细的统计和考证可以发现古籍中所提及的“古记”、“乡传”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史书,而是早从三国时期就出现的数量繁多的史书的通称;这些史书又可分为专门史和通史两大类,其中通史系统源远流长,在三国、统一新罗和高丽初期历经三次大规模改造;“旧《三国史》”是否是三国综合通史的问题目前只能存疑。

从《雪桥诗话》历史书写看其对国家盛衰的思考

八旗作家杨钟羲《雪桥诗话》的写作特点之一就是以诗纪史。《雪桥诗话》以诗歌本事为中心,进而勾勒出清朝历史的发展进程。八旗诗歌是清朝历史真实、生动、深刻的记录和书写,其中杨钟羲对清朝历史的看法,表明他对国家盛衰因由的思考。

西周中晚期册命金文所见“五邑”新探

西周中晚期册命金文中的"五邑"并非"五个邑",而是一座位于岐周东面漆水流域的城邑。"五邑"建制有三:一是军事统帅太师、师及辅助管理军事人员走马、驭人的官员;二是行政官员邑人及管理甸人、水利设施的官员;三是以祝为代表的神事官员。三类官员以太师、师为核心领导者,其下属或行政官员一般由太师、师举荐。西周中晚期"五邑"既可加强岐周、丰镐军事防御,又是西周重要农业区。

隋文帝死因新探

隋文帝杨坚之死 ,传统看法是被其子杨广弑杀。本文通过考证分析认为 :文帝在花甲之年纵欲过度是其身体虚弱、患病、死亡的根本原因 ;太子杨广对其父皇爱妃陈夫人的非礼行为及为政权和平顺利交接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 ,引起病危中的文帝的极大愤怒、怨恨和猜忌 ,是文帝于 64岁时气愤至极而死的直接原因。

清代才学小说是否构成一个小说类型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经过几代学人的精耕细作,在小说作者、版本考证、文体与类型的探讨、文本的解读、小说史的编纂、小说理论的阐释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以及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不但有新的学术领域和问题的出现,已有的学术结论也需要重新审视。本栏目将陆续推出几组论文,对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小说批评、小说创作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深入探索。王齐洲教授的论文《〈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探讨了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认为《汉志》和《隋志》虽不是文体分类,其中却有文体因子。二志都强调其所著录的小说作品提供了民情风俗和百姓对政教的意见,具有民间性、通俗性、琐碎性特点,但都没有强调故事性和虚构性,与现代小说观念颇有差异。傅承洲教授的《清代才学小说是否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对当下流行的才学小说类型概念提出了异议,认为从才学小说概念形成过程和小说类型构成要件的角度考察,《野叟曝言》、《蟫史》、《燕山外史》和《镜花缘》四部小说并不能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四部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均不相同,很难归入一类。炫才是文人创作小说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能成为小说类型的构成要件。几位学者都对古代小说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也许并不是定论,但定会对古代小说研究者有所启发,对古代小说与小说批评的研究有所推进。

《隋书·经籍志》“总集”概念辨析

现今仍有许多学者对《隋书.经籍志》总集多有收录某些作者的个人作品集存有争议,如"毛伯成诗一卷"、"江淹拟古诗一卷"等;清朝的大学者姚振宗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中也对"毛伯成诗一卷"、"百国诗四十三卷"等作品集何以被编入总集存有疑问。对此,文章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序与《隋书.经籍志》总集之小序所述进行比较,并对《隋书.经籍志》总集中的多个作品集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隋书.经籍志》总集的概念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的概念,与我们现在所理解之总集的概念有所不同;后两者的"总集"是单纯的总而集之,而《隋书.经籍志》总集是"选而集之,而后总为一类成为总集"的观点。

从“前三史”看汉代酷吏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其成因

司马迁与班固一前一后分别在各自的史学巨著《史记》和《汉书》中为西汉酷吏做传,突出表现了酷吏为政尚威、执法冷酷的形象特质。随后范晔又将东汉一朝的重要酷吏写进《后汉书》中,其笔下的东汉酷吏形象除具有执法严苛等所有酷吏的共有特质外,较之司马迁、班固笔下的西汉酷吏形象在为政风格和个人操守等方面还呈现出较多的变易性。汉代酷吏形象的历史演变与两汉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东汉儒学的兴盛、统治者的好尚以及史学家的吏治思想有密切关系。

《诗经》中的褒国褒姒述论

三代时期的褒国是南国领袖,控制着秦蜀南北与汉水东西水陆大通道,深得周室重视,互为婚姻,从“太姒至于褒姒,可云世婚”。《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等不实之辞,皆来自西周王室内部斗争的胜利者周平王一派。周平王为了减轻“弑父篡位”的罪责,不遗余力地将污水泼向褒姒,以达到丑化其父周幽王的目的,为其杀父上位寻找借口。在《诗经》的影响下,从《国语》《左传》直到《史记》,逐步建构起了“褒姒灭周”的史学与文学文本体系。

论正史与历史演义小说:以隋唐题材为例

纪传体正史《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所记录的隋唐题材历史故事,为隋唐题材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隋唐题材历史演义小说"依史以演义",存在六种情形:抄缀史籍,稍加润色;依史演义,扩充成章;剪裁合并,连缀成篇;据其一点,生发想象;偷梁换柱,背离史实;随意虚拟,自由创造。正史为历史演义小说的题材渊源和艺术源泉,但历史记录与小说叙事不可等同,史籍遵循实录原则,小说创作凭依想象、创造,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写作方式。

《山海经》“暂显于汉”探析

《山海经》流传史上的"暂显于汉"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与其魏晋时的"寝废"状态形成了明显对比。《山海经》之"暂显于汉",主要决定于两汉以其为内容可信的地理典籍。两汉与西域交流、谶纬之学兴盛等时代因素也为《山海经》在当时广泛传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刘歆的校订对于扩大《山海经》在两汉传播亦有贡献。

论唐代山东士人与《晋书》《隋书》的修撰

《晋书》《隋书》是唐初官修的两部正史,而山东地区的士人在这两部正史的修撰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山东地区自先秦以来一直是文化发达地区,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汉文化在此非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相反仍在继续发展,而江左、关陇两大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文化上略落后于山东地区。因此说山东地区先进的文化促进了该地区学术的发展,并使得该地区学者的学术水平居于领先地位,进而为《晋书》《隋书》的修撰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