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rison study on calculation methods of bending behavior of Chinese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s from 1912 to 1949

In order to study the calculation methods of bending behavior of Chinese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s from 1912 to 1949, tests on the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66 rebars from different modem Chinese concrete buildings, the concret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12 modem Chinese concrete buildings, and the concrete cover thickness of 9 modem Chinese concrete buildings are carried out; and the actual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structural conformations of modem Chinese concrete buildings are obtained. Then, the comparison on calculation methods of bending behavior including the original Chinese calculation method, the present Chinese calculation method, the present American calculation method and the present European calculation method i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riginal Chinese calculation method of bending behavior is based on the allowable stress calculation method, and the design safety factors are 3.55 to 4. 0. In term of the calculation area of longitudinal rebars of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s, without considering earthquake action, the original Chinese structural calculation method is safer than the present Chinese structural calculation method, the present European structural calculation method, and the present American structural calcul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structural safety assessments of modem Chinese rei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s.

“民国失业史”:民国史研究的新领域——《民国时期城市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1912—1949)》评介

《民国时期城市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1912-1949)》,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档案、报纸、期刊等200余种文献资料为支撑,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失业保险学、社会保障学等学科的理论,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1912—1949年中国城市失业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既有各个历史阶段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的纵向梳理,又有同一时期不同行业的失业及其应对措施的横向比较,对个别问题侧重选取微观个案,进行深度解析,注重典型性与整体性的有机结合,再现了民国时期失业的多重面相。从社会史、经济史维度拓宽了民国史研究领域,在学界尚属首次。全书论据充分,立论平实,反映了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实为民国失业史领域一部拓荒之作。

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实践与思考——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例

文章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对14 000余种民国时期文献开展普查工作的实践及经验为基础,介绍了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如分阶段开展普查工作、编目实践中增加著录字段等,进而提出需要重视典藏史、重视文献的破损定级,将文献保护作为普查工作的第一要务的观点,并要从多方面培养普查人员的民国时期文献鉴藏能力,结合馆藏史开发馆藏以推进后期的文献保护和开发工作。

民国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史料钩沉

新疆的高等法学教育始自1924年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6年至1947年基本是停滞的状态。1948年,《新疆日报》刊载《监察使署建议新疆学院设法政学系》的消息,《东南日报》转载《新疆日报》《新疆学院下学期将增设法政系,本年度不在外省招收新生》的消息。以上述报刊史料切入展开分析,文章指出1948年是新疆高等法学教育百年历程中长期为人忽略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方面,民国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在长达十年的停滞后重新起步,其艰难曲折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重要剖面,1948年的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反映了近代化转型下监察权对司法、教育的影响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的交互关系,呈现出特定时代与区域的特色。

浙江省立图书馆旧址巡礼

现存的浙江省立图书馆的馆舍旧址,主要有孤山路馆舍、大学路馆舍两处。孤山路馆舍中的白楼,与大学路馆舍是清末、民国时期专门建造的图书馆建筑,外型具有西洋风格,内部空间宽敞,表现出当时图书馆建设西洋化的观念。在陈训慈等历任馆长的辛苦经营下,浙江省立图书馆在馆藏资源、业务管理、推广事业、学术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不菲成绩,整体发展水平居国内领先地位。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数次钞补,及其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移迁经历,更是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历史乐章。

民国时期新疆屯垦与边疆治理研究

民国时期新疆屯垦在财政困难、国内灾害频发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下得以开展。其屯垦人员主要包括普通民众、部队官兵、官警人员等,通过开垦土地、引进先进技术、兴修南北疆水利,推动新疆农业发展,巩固西北边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发挥着屯垦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丰富了我国西北边疆治理的内容。

民国女性服饰社会性别色彩研究

文章旨在探讨民国时期女性服饰色彩的嬗变及其成因。通过分析民国时期的社会性别色彩理论、服饰色彩变化表征以及社会性别色彩变化的动因,探究了民国女性服饰色彩变化的社会文化意义。研究认为,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思想解放运动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女性的社会性别认同经历了从女性斗争意识的萌芽到极度渴望男女平权、追求男女平等,最后回归到女性的自我认同的转变,这些转变外化体现在女性服饰色彩和形制的变化上。

民国时期日本对上海渔业侵略的历史探究

民国时期日本对我国渔业资源的侵略不仅有渔轮大肆侵捕,倾销到上海鱼市场的直接侵渔,还有辗转浏河等其他港口运入上海,由鱼行代售的隐蔽侵渔方式。面对日本对我国渔业的侵略和破坏,国民政府采取与日本公使外交交涉、划定领海界线以及制定航行禁令限制日本渔轮等措施,民间也自发成立上海渔业仇货检查委员会等组织来抵制日本侵渔,然而国民政府采取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日本侵渔,各项政策执行的效果大打折扣,民间自发打击日本侵渔的行动亦收效甚微,日本侵渔变本加厉。

民国服饰文化浅析

文章剖析了民国时期服饰文化的独特风格、演变轨迹与社会价值,揭示了东西方思想交融下的多样化趋势及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变迁。文章详述了男士中山装、西装、长袍马褂及学生装,女士旗袍与袄裙等典型服饰,并探讨了它们在社会分层、女性解放及时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最后,文章强调了研究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性,提出文化传承、历史探究、设计创新等建议,以推动其研究与保护。

从大学生失业问题争论看民国教育的转型(1928-1937)

在新旧之间的民国,中间阶层由传统的绅士阶层过渡到了近代的智识阶层。在这转型时期,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并引发了学界,包括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在内的三种不同学科视角的观点争论。这种学术讨论促进了新教育的中国化:一方面大批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另一方面大学主动打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壁垒,积极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

明清民国时期女性墓志铭的“纺”与“脱簪珥”书写研究--以山右女性墓志铭为中心

女性墓志铭的书写定式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以男性为主导的撰写者们在追述不同女性人生的过程中,倾向于使用一些固定用语来建构符合社会期待的典范女性形象。在山右明清民国时期女性墓志铭中,较为广泛使用的是“纺”与“脱簪珥”两种用语,通过“纺”与“读”的文字共现隐喻女性墓主人的贤良和睿智,通过“脱簪珥”展现其慷慨、坚贞等美德。明清民国时期女性墓志铭中这些话语的广泛运用,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也体现了女性在个人财产支配和个人生活选择等层面的自主性。

民国时期四种稀见吉林地方志考释

从县志的著录与收藏、修纂者考、内容考三方面入手,针对馆藏[民国]《长春县志》、[民国]《农安县志》、[民国]《延吉县志》、[民国]《辉南县志》这四种民国时期稀见吉林地方志进行考释研究,目的是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地方文献活起来、利用起来,让地方文献造福一方。

民国时期(1912-1949)舞蹈发展的历史意义

民国时期(1912-1949)是中国艺术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中迸发出火花的特殊时期。在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一具有特别意义的时段内,它既衔接了近、现、当代中国舞蹈的发展,同时又是西方舞蹈文化、进步舞蹈文化与传统舞蹈文化相互交织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舞蹈活动进行研究,旨在探寻民国时期舞蹈艺术的自身发展规律在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互碰撞下,所呈现出的时代特点。

基于环境要素的民国时期黑热病流行危险分区

黑热病是一种新传入的慢性地方性传染病,在部分地区曾造成深远影响.该文综合运用Grapher时序分析、GIS空间分析、MaxEnt生态位分析等方法,探讨民国时期黑热病流行的时空特征、危险分区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民国时期,黑热病的流行频度为78.95%,集中流行于夏、秋季,并分别在1923年、1934—1937年、1946年形成流行高峰期.2)民国时期,黑热病几乎全部分布于长江以北地区,并在苏、皖、豫、鲁4省交界地带形成密集分布区.3)黑热病“长江北、类圈层”的适生范围,奠定了黑热病危险等级的地理格局,表现为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省份危险等级高,尤其是特危等级的江苏(含上海)、安徽、河南、山东和高危等级的河北(含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等省份.4)黑热病流行的影响因素中,河网密度(20.2%)、日照时数(17.3%)、海拔高程(14.5%)、最低气温(10.0%)等因素的贡献度最高.

浅析旗袍在民国服制影响下的演变及其当代发展

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服饰等级制度开始溃败。民国时期,颁布了3次服制条例,其中包含女性礼服及男性礼服的变迁历史,其中《服制条例》《修正服制条例草案》的颁布推动了旗袍的发展进程,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服制条例呈现最真实的民国服饰现状。民国服制影响下的旗袍演变过程及现代旗袍创新设计,是研究旗袍演变历史的现实意义,是对旗袍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山西新生活运动的双重面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迫切的民族危机和现代化压力深刻形塑着基层社会的治理发展格局。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与要求,接受赶超式发展理念指导、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与个人的运动式治理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治理路径选择。作为运动式治理的典型缩影,20世纪30年代的山西新生活运动同时呈现出“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的双重面向。前者指向治理范围与对象的“日常化”,表现为涵盖各类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生活革命”面貌;后者指向治理策略与机制的“运动化”,试图构建广泛社会力量“有为而治”的治理图景。然而,由于治理目标设定过高、治理主体革命意志不足、缺乏牢靠的组织基础及其有力的社会动员与治理能力,山西新生活运动在推行中逐渐扭曲失真,反而给民众生活造成困扰。山西新生活运动建立合理有序的现代生活、塑造现代国民的愿景终于破灭。

从乾隆到民国时期川式海味菜的发展研究

人们对清代以来川菜发展的研究中,很少有专门论述以海参、鱼翅、鲍鱼为代表的海产品食材在川菜中的发展。本文尝试分析乾隆时期以来,直到民国结束这200余年时间里,这些干货海产品在四川烹饪中逐步发展的过程。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使用干货海产品烹制的川式海味菜,不仅是川菜体系中必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有特色的系统,用以丰富和加深人们对川菜的认识。

怒江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文化研究

刀耕火种是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怒江山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在晚清民国时期,他们仍把山林当作自己的“生存之源,衣食之本”,世居深山峡谷,与自然环境世代为伴,通过原始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获取“衣食住行”生活资料,在与自然、族群的互动过程中,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稳定性,彼此和谐相处。在某种程度上,刀耕火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有限,是适应当时山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凸显他们的经济与文化水平的同质性。

装饰艺术风格视角下民国旗袍的设计探究

文章分析了源起于西方的装饰艺术风格对民国时期中国服装产生的影响,对比装饰艺术风格在西方流行服装上的表现与在民国时期旗袍上的表现,进而从装饰艺术风格的视角分析民国旗袍的廓形、图案等设计语言,了解民国时期旗袍独特的历史价值与艺术情操。

民国时期国立清华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历史考察

在制度设计上,国立清华大学学术休假制度是具有大学供给教师休养福利和投资教师发展双重性质的一种教师管理制度。在制度实施过程中,不仅休假教师人数众,教授级教师占多数,而且绝大多数教师选择研究、考察或攻读学位等学术导向的休假。学术休假制度大大提高了教师学术产出的数量,增加了中外学者交流的机会,加速了学科知识的发展和积蓄了学术发展的力量,为国立清华大学教师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