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中的国际共运因素论析

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论题的密切联系,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中共重视借由对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典型个案的镜鉴、对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多维影响的反思、对欧洲左派及其知识分子所谓社会主义失败论的辩诬,系统论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功过等核心论题。如此理路,既为由外而内地审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的重大历史问题,也为创设一种由此及彼的历史以及理论的省思路径,据以达成“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发展诉求,彰显出中共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此举对新时代系统总结中共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具有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回顾与展望

党的历史决议是党内重要文献,不仅具备显著的政治功能,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从着重于政治功能与意义的阐释,到加强对决议起草历史细节的梳理与方法论意义的揭示,逐渐呈现出多专题、多角度、多方法交叉融合的总的特点。梳理、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情况,使之呈现出清晰的学术脉络,有助于我们观察和理解学界如何认识“党总结自身发展历史的历史”,有利于深化对党的历史的进一步探讨,进而推动全党全社会对党的历史形成更加科学的认知。

国际因素考量与中共历史决议书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心

中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非源自外发性的国际肇因,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局势的担忧、对重大历史问题评价的猜忌、对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指责以及对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期冀,为起草工作既提供着由外而内的异域视角,亦提示着由此及彼的阐证路径。中共及时回应关切、郑重表达立场、反复阐证观点,饱含着对评价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相关原则、方法、观点的深刻思考,同时也有效推动了对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的功过等三大核心论题的“论证、阐述和概括”。中共此举,既有助于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更有利于建构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崭新形象,为助益于成功书写党的第二个重大历史决议,以及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奠定重要政治基础。

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新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走进“改天换地”的历史阶段,新中国史与百年党史相连交织。新中国史的叙事原则、方式、内容,确立了正确把握新中国史焦点问题、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新中国史叙事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历史分期、如何书写“新时代”、如何坚持唯物史观。理解新中国史的核心在于正确对待新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曲折失误、正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正确应对新中国现实实践中的风险挑战。新中国史中铸就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延展,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交织重构。新中国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发展完善的历史,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成就了百年大党的伟大事业。

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经典之作——重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共中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称第二个历史诀议)。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经历了筹备酝酿、明确方向和进一步完善三个阶段,着重分析和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二年党的历史的主流与本质、如何正确看待成就与错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等重大问题,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等。回顾历史,面向未来,必须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在总结历史中开辟未来。

传承与创新:中共百年党史上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表述比较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对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进行了总结。1945年《决议》集中批判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突出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上的主要贡献和历史功绩,开创了中共中央通过历史决议总结党史的范例。1981年《决议》既继承了1945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表述和主要观点,也对1945年《决议》有待完善和存在局限的内容作了充实和修订。2021年《决议》吸收和继承了前两个历史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论以及贯穿其间的基本精神,并对前两个历史决议的某些具体结论和史实作了进一步补充和修订。这三个历史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表述在整个决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表述的传承与创新反映了中共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认识自身历史的不同维度和深度。

邓力群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力群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邓小平和胡乔木的领导下,邓力群积极推动决议的酝酿准备,直接参与组织起草工作。决议通过后,他出色地完成了传达贯彻决议精神的工作,并且受中央委托,以决议精神为指导,组织编纂《当代中国》丛书,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开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

第二个“历史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审视和总结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经验和应然举措。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科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开启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