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制度下有效法律援助辩护的现实检视与理性回归

认罪认罚制度下强调有效法律援助辩护,旨在保障受援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效果不甚理想、指定辩护服务尚未达到预期水平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仍较为突出,相关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援助辩护实践因素、立法规范因素以及司法观念与诉讼制度因素。为实现认罪认罚制度下法律援助辩护的有效性,在实践供给方面,需要强化法律援助律师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及跨区域协作机制,调适辩护定位并优化司法观念;在规则续造方面,应当健全获得法律帮助权规定、有限允许侦查讯问的律师介入、保障值班律师权利顺畅行使,并明确量刑建议生成机制;在制度依托方面,可从判断标准、程序适用和法律后果三个层面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效辩护制度,从而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质量。

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基于实际控制人视角

企业控制权配置是解决经理管理防御的有效手段,还是导致经理管理防御的重要根源?本文以2013年至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影响。利用全样本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和委派董事比例越大,实际控制人的监督效应占主导,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越弱;股权制衡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和经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制衡度的特征变量发挥其制衡作用,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越弱;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应通过调整企业控制权配置中的控制度与制衡度的特征变量,以达到控制权对经理人激励和约束的双重效应,从而减少经理管理防御行为,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实证研究报告

对五个省看守所的调研发现,总体上看守所实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文本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看守所相应的职责,比如保障律师会见权、讯问在看守所内进行、对三个月以下的短刑犯执行刑罚等直接与看守所相关的条款,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循与适用。另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来看,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现有成效只是良好的开端,许多间接相关的条款,比如保障民事权利、法律援助等,甚至是看起来与看守所执法无关的条款,比如录音录像、非法取证的固定取证等,都有必要继续研究,拓展看守所的相关功能,创造条件予以适用,真正、完整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与文本规定。

责任保险人参与赔偿模式的路径选择

抗辩与和解控制模式,虽可以控制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保障保险人利益,却不免"异化"为保险人通过保险合同不当干预被保险人的手段,严重损害被保险人乃至第三人利益。而抗辩与和解义务模式,在美国保险公司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服务团队、法官衡平裁判的环境下尚有困境,面对制度移植中的立法成本及"同质性"规则下保费的提高,对我国责任保险制度而言显然并不适合;台湾地区"保险人参与权"模式既避免了被保险人因"被代理"抗辩与和解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开通了保险人"参与"之路径,消除"遥控"的弊端,又明确了保险人滥用参与权之后果,完全可以借鉴,并进一步做体系化的设计,形成我国责任保险人参与模式的路径。

新刑事诉讼法下的侦辩关系研究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辩护权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需要正确理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及会见通信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值班律师制度的结构性分析——以“有权获得法律帮助”为理论线索

值班律师制度法律帮助职能的立法设计与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有效参与及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应然要求存在结构性冲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明确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进而引导值班律师供给侧制度改革,而非一概以“辩护人化”了之。基于实践需求,一方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以考虑明确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构建无效法律帮助程序的制裁机制,弥合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职能与律师有效参与需求间的功能悖离;另一方面,“刑事辩护”全覆盖应为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并存的二元体系,保留值班律师提供初步、及时法律帮助的功能特性。值班律师制度理论来源于“有权获得法律帮助”,是对“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理论发展。在辩护权利规范运行体系相对完善的背景下,应更强调国家法律援助的义务,实现辩护权利“质”与“量”的双重保障。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完善值班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二元划分的法律援助体系,实现律师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平衡。

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订:以律师为视角的评判

《刑法修正案(九)》对原《刑法》第309条的扰乱法庭秩序罪做了修改,在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讨论中,这一修改是争议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引起了律师界的高度关注。在梳理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订过程中,如以律师为视角,学界可以发现扰乱法庭秩序罪修订中存在的问题,这就需要对修改以后的扰乱法庭秩序罪的罪体要件进行刑法教义学的分析。

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

平衡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生命权与自由权优先于会见权、会见的秘密性与谈话内容的难以证明性是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理论根据。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界限是:只有在会见可能妨碍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或者可能给他人生命与自由带来紧急危险时,才能适当推迟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合理限制为标准,我国新《律师法》不受限制的会见权之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严格限制会见权的规定均值得检讨,我国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制度亟待重塑。

越南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在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问题上仍存在较多顾虑。而在司法环境和基础条件与我国相似的越南早已引入律师在场权制度并在司法实践中运行多年,其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为解决刑事侦查阶段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有必要构建律师在场权制度。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强制辩护制度的构建--以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为视角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法律援助缺位、辩护权行使难度大、辩护意见不受重视、法律规定粗疏且操作性差等,亟待加以完善。以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为契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主要路径在于建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强制辩护制度,加快强制辩护的法律修订,以明确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裁判文书说理的要求、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异议权利的行使等事项,并提供相关可操作性诉讼规则指引。

物业服务合同抗辩权的行使与限制——兼评《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的解释》第5、6条

物业服务合同中,业主动辄以物业服务不符合要求为由行使抗辩权,拒交物业费。因物业服务合同的特殊性,抗辩权的行使存在许多弊端,如妨害小区业主的正常生活、妨害物业公司的正常经营、损害小区环境等。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5、6条对业主抗辩权的行使与限制作了规定,对于平衡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利益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但仍有必要适当强化对业主行使抗辩权的限制,如对合同主体抗辩的限制、业主单个行使抗辩权的限制,应当规定只有达到一定数量的业主同意才能行使抗辩权;通过业主委员会来行使抗辩权,将业主行使抗辩权的行为作为业主团体共同决定的事项。同时,物业公司对欠费业主行使抗辩权时,必须确保已交物业费业主的利益不受损害,不得对欠费业主停水、断电或停止小区公共服务。应当通过完善物业费收取公示制度、完善欠费催缴程序、发挥业主委员会的催缴作用、引入督促程序等,来进一步完善物业费收缴制度。

刑事辩护中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

在刑事辩护中 ,当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意见发生分歧时 ,一般以为律师不应违背委托人的意愿做出有损其合法利益的辩护。然而 ,当律师认为委托人的主观意愿违背了其本身的客观利益时 ,律师应当如何选择这一问题在法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文章首先指出 :现实生活中对律师和委托人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理解 :完全委托模式和诉讼代行模式。在列举了美国法曹协会和日本律师联合会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有关规定后 ,针对日美两国对刑事辩护人职能和地位的认识差异开展了比较分析。最后 ,作者提出刑事辩护和律师应当开展有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活动 ,尊重委托人的选择和主观意愿 ,并通过主动的接触和沟通与委托人建立充分的信赖关系。在辩护律师与委托人在辩护方针和策略上出现矛盾时 ,辩护律师应当加强对委托人的理解 ,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委托人。当然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如委托人的精神残疾、死刑案件等 ) ,允许辩护律师凭借自身的判断为委托人提供妥当的辩护服务。

预先设置防卫装置行为的刑法审视

预先设置自动防卫装置在何等条件下成立正当防卫,理论界研究不多,观点不一。因预先设置自动防卫装置具有特殊性,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此等行为才能成立正当防卫,具有合法性。惟如此,才既可以保障公民在特定情况下享有正当防卫权,又不至于使得私权过于膨胀至无边无沿,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秩序的维护。

律师法庭辩护涉及义务冲突的几个问题

律师维护司法公正的义务与律师维护被告人权益的义务之间存在矛盾。律师对法庭负有真实性义务 ,这主要是指他不得有意识地向法庭提供伪证。在我国法律制度中 ,律师独立于当事人 ,他可以而且有时应当发出不同于当事人的声音。但是他应当事先告知当事人 ,允许当事人另行选择辩护人。为了保障律师权利的行使 ,应当赋予律师庭审辩护言论的豁免权 ,其庭审言论不受民事和刑事追究 。

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自由与边界

律师庭外辩护言论自由是刑事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内容,但学术界却习惯将其放在庭外言论的广阔视域加以考察,模糊了焦点。律师庭外辩护既是辩护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又是审判公开的必然要求,且与言论自由有着交叉重合。庭外辩护言论有其理论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以司法公正之名对其施加限制实质上是妨害司法公正。经考察英、美、加、澳、德等主要国家和地区,普遍经验是在原则上保护庭外辩护言论,只对有害言论作适当规制;以西方规则主张限制庭外辩护是对西方规则的误解。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中作为辩护权的内容属基本人权,不应限制或剥夺;而作为言论自由的内容,应依"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加以规制。为限制裁量权滥用和选择性执法,建议应当按"禁区""安全区""过渡区"结合的模式来建构具体规则。

辩护律师执业纠纷仲裁制度的构建——完善执业权利救济机制的另一种思路

辩护律师执业难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痼疾"。近年来,国家层面的一系列举措初见成效,但并非"治本之策"。低效乏力的同体监督、息事宁人的行政协调、缺乏制裁的处理结果以及"运动式"的治理方式等无助于构建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长效机制。律师的执业权利不同于诉讼权利。执业权利侵权纠纷本质上是发生在不同法律职业群体之间的特殊纠纷,应当建立专门的执业纠纷仲裁制度。为了确保仲裁的权威性、惩戒的威慑力以及救济的便捷性,还应当推进政法委与司法行政机关合署办公,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人事管理制度,并建立律师执业纠纷解决网络平台。

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律师豁免权探析

本文试从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制约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主张尽快赋予我国律师的刑事辩护豁免权,从而更加充分地体现刑事辩护的真正价值,切实有效地保障人权,实现国家的刑事司法公正。

论辩护律师的申请权及其法律保障

具有独特属性的申请权是法律赋予律师进行刑辩工作时可以行使的一项重要权利。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辩护律师申请权有着存在的理念基础及制度原因 ,有必要对于该权利的如何实现及怎样保障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并提出完善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律师拒证权制度之建构

在两大法系典型代表国家,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均享有拒证权。律师拒证权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我国现行立法在此方面存在缺陷,从建立法治秩序的需要出发,我国有必要建立这种制度。文章就如何在我国建构律师拒证权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