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首次赴俄身份再辨疑——与张劲教授商榷

1921年6月至7月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这很容易让人认为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但已有研究成果,包括张劲教授文章所引证之材料,大多带有演绎的成分,尚缺少令人信服的确切史料。相反,却有不少材料能够反证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且有的材料史料价值极高。实际上,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共早期组织并不是一回事,却与维经斯基等俄共(布)党员在华组织的革命委员会高度契合。张太雷极有可能是柏烈伟领导的天津或北京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并加入俄共(布),后经柏烈伟介绍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并被远东书记处委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由于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严格来说他当然不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又由于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且青年团是党的一个事业机构,自然属于中共早期组织体系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者宽泛地说,张太雷是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资格的。

俄共(布)的建设与苏俄社会主义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和俄共(布)在苏俄要不要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空谈,指出其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一是主观脱离实际,二是教条主义,不恰当地乱套革命理论。经过思想工作和思想斗争,党端正了思想路线,通过了赞成苏俄同德国签订和约的决议,从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1921年春,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这一时期,俄共(布)强调党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使党能够正确地制定并顺利地实施新经济政策;俄共(布)还强调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积极的实践,促进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这说明,俄共(布)把党的建设与经济政策的转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同源异流:中共中央局建制源起及其与共产国际关系述论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此其组织设置不能不受到俄共(布)—联共(布)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局与中央分局就是参照和借鉴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建立起来的。中共中央局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在组织名称、设立目的、性质与职责、领导体制等方面有同质性,但同中有异,在是否设中央分局、立废存续情况、组织序列关系、实级还是虚级、副书记设置等方面又有别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此外,中共中央局与中央分局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工作得到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导和帮助。

论瞿秋白对俄共(布)协调工农关系经验的宣传及意义

俄共(布)农村政策方面的缺点引起农民的不满,俄共(布)为协调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争取广大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瞿秋白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学习他的这些思想在当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中共创建初期妇女干部队伍建设影响的历史考察和启示

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中共创建初期的妇女干部队伍建设有着深刻影响。一方面,中共党内妇女工作专门机构的建立健全,党内优秀妇女干部的大量涌现,以及妇女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工作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大力推动和帮助分不开的。另一方面,这种推动和帮助也存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总体来说,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中共创建初期的妇女干部队伍建设的影响具有明显两面性,需辩证看待,并加以全面分析。

一劳永逸净化俄罗斯——1922年俄共(布)驱逐知识分子运动

1922年,俄共(布)经过精心准备,发起了一场驱逐旧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场运动是布尔什维克党镇压反对派行动的必然延续,是苏维埃意识形态建设的组成部分,对布尔什维克党与知识分子正常关系的建立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驱逐运动以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为主要打击对象,70余名俄罗斯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优秀代表被迫离开祖国,而俄共(布)期望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并没有出现。政治上的不信任和长期的意识形态钳制,制造了苏联特有的"夜间人"现象。

列宁晚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列宁在晚年的政治实践中,出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观点、方法去协调和规范党内各种关系,促成俄共(布)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列宁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新发展和新飞跃,对于中国共产党明确新时代的建设要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列宁在带领党巩固领导权的实践中,从政治性、制度性、组织纪律性、战斗性等方面不断思索和大胆创新,构筑了良好运行的党内政治生活框架范型。列宁晚年的这些创见启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抓好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坚持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严明党的纪律,用好党内监督,加强团结与敢于斗争相结合。

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国早期革命者之间的联系——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背景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在东方寻找苏俄的朋友和支持力量,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俄共(布)目光东移,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寄托了越来越大的希望,对中国革命新动向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怀有极大的兴趣,先后多次派人以各种身份来到中国,了解革命的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为了加快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开展革命运动的步伐,共产国际执委会最终直接派出代表来华,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在成立初期的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从此,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完善监督体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列宁时期俄共(布)监督制度为历史考察

党内政治生态集中折射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工作作风,是衡量党的建设水平,关系人心向背和执政地位的重要指标。完善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民主监督体系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必要保障,是约束党内主体行为的必然选择,是推动发扬党内民主的有效路径,是维护执政党团结的重要举措。以俄共(布)"四位一体"监督制度的发展为历史借鉴,当前完善民主监督体系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就必须健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配套监督体系,营造民主监督与党内民主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坚持以完善的监督体系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升俄共(布)党员质量思想探析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面对执政风险,列宁以党的组织建设为着力点,采取四大措施提升党员队伍质量。严把入口:入党申请人必须经受三重考验,即艰苦环境锻炼、介绍人严格审查、预备期考察。淬炼品质:通过党校、报刊、党日等途径,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增强本领:通过规范化培训和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业务知识,提升党员管理水平和业务水平。自我净化:通过党员重新登记、动员党员到战争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等方式,及时发现不称职党员,并把他们开除党籍。

俄共(布)、共产国际与蒙古人民军的组建(1919—1921)

十月革命后,蒙古革命者很快组织起来,并派遣代表团秘密前往苏俄寻求援助。苏俄方面对于蒙古代表团的援助请求,经历了从谨慎应对到积极援助的过程。1920年10月恩琴白卫军进入外蒙古是苏俄态度转变的关键节点和重要原因。在苏俄的援助下,蒙古人民党游击队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1921年6月苏俄红军以追剿恩琴白卫军残部为由进入外蒙古,扶植蒙古人民党掌握政权并着手创建蒙古人民军正规部队。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为组建蒙古人民军设计的蓝本被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全盘接受并贯彻实施,至1921年9月,蒙古人民军正式组建起来。蒙古人民军的创建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外蒙古局势变化及其所引起的苏俄对外蒙古政策联动是关键因素,而这一事件也折射出当时苏俄对华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外交政策。

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对华机构

从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开展,共产国际、俄共(布)都进行了直接的领导、组织和帮助,并分别有着自己的对华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对华机构是依据苏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华政策的调整而设立的。在对华工作期间,正值中国大革命发展波澜壮阔而又危机四伏之时,他们积极参与对中共中央的指导和帮助,在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过去受史料所限,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华机构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大型文献档案资料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出版,为进一步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