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从到创造:社会企业获取组织合法性的路径与策略——基于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

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制度观和战略观,探索社会企业实现组织合法性的路径及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纵向追踪社会企业佳信德润的整个创业过程,从动态角度探讨该企业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组织行动和策略,可以发现,作为一家社会企业,佳信德润在初创期和起步期,不得不服从外部制度压力,采取遵从环境等被动策略,以获取规制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则采取创造环境等主动策略,以提升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并通过建立联盟、公开讲述、获得第三方认证、推动行业发展等方式获取认知合法性。

平台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的正当性与合理限度

近些年来,国内外在平台经济领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垄断行动,尤其是欧盟出台的《数字市场法》和我国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备受关注。基于平台经济竞争的鲜明特点和数字平台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强化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又决定了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合理的边界和必要的限度。美国和欧盟等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上的差异性反映了国际竞争的现实情况,我国需要从国家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策略做出理性选择,以促进我国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论行政复议的适当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是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被申请行政行为的两个审查标准。适当性审查与行政诉讼合理性审查表述不同但内容一致。合法性审查是形式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是实质合法性审查,因此,适当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构成了一种从“从形式违法到实质违法”的双阶审查方法。在形式合法性已经确认的前提下,针对被申请行政行为的内容,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从合目的性、结果可接受性和利益权衡三个面向作适当性审查。

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碳绩效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数据,探讨公众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碳绩效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度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碳绩效水平,在进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通过两条路径对企业的碳绩效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即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异质性检验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碳绩效水平的提升作用,在地方环境规制更强、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明显,且对不同产权性质的国企和非国企都发挥了显著影响。

企业ESG表现有助于稳定供应链合作关系吗?

实体经济中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及产业链外移问题引起了当下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是当前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以2009—2021年A股实体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表现对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对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可以增强客户关系稳定性,但对于供应商关系稳定性的增强作用较弱;企业ESG表现带来的信息优势、资金优势、产品优势与合法性的跨链溢出效应是其增强客户关系稳定性的重要机制。企业ESG表现不仅会通过客户稳定性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还会促进供应链上客户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企业ESG表现在供应链中的具体作用,为进一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供了理论参考与经验借鉴。

自然人犯罪案件刑事合规的理论证成及其适用限度

自然人犯罪案件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仅对自然人展开刑事追诉的案件。自然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合规仍然具有预防犯罪价值、社会公共利益价值,符合合作规制理论;刑事合规对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干预具有正当性依据;对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减免亦符合刑事法原理,因而自然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合规能得到理论证成。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尚处于发展阶段,司法实践中单位犯罪的范围被明显限缩,对自然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合规亦有其现实理由。但上述做法只在企业对自然人犯罪具有犯罪学意义上的影响力且同意合规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且合规的实施必须遵循比例原则,自然人刑事责任减免亦须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限度。

与鲨鱼共游:合法性视角下边缘互补者竞合感知对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

竞合是平台市场的关系基础,但平台主参与竞争会打破原有的市场配置,处于弱势地位的边缘互补者可能会加剧陷入生存泥沼。如何在与平台主竞合中寻找生存突破口,成为边缘互补者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基于306家用户基数排名在后50%的中小型边缘互补者的调查数据,从合法性视角分析在与平台主竞合的关系中边缘互补者如何实现价值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在认知合法性的介质传递下,边缘互补者对竞合关系的主观感知对个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创造均存在正向作用;进一步,在社会政治合法性的边界影响下,边缘互补者的竞合关系感知会促成更多生态价值的产生,但抑制个体价值的产生。研究发现在补充了平台竞合关系文献的同时,对边缘互补者推进战略决策、实现生态共生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服务化如何驱动绿色创新——知识整合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

绿色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服务化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化获取价值与资源,促进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构建服务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服务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知识整合、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揭示服务化驱动绿色创新的路径及边界。基于252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对绿色创新与知识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整合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组织合法性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以及知识整合与绿色创新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合法性正向调节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深化服务化与绿色创新研究,并为促进绿色创新提供指导。

国际投资仲裁使用先例的合法性分析

国际投资仲裁庭使用先例的合法性争议产生于传统国际法渊源的实证主义前提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际要求之间的根本张力。国际投资仲裁庭普遍使用先例的实践在高度分散和临时的仲裁庭之间创造了一种非正式的对话。当一系列合理一致的裁决逐渐累加,且其对如何解释条约条款和国际习惯规则的说明具有说服力时,先例就获得了一种集体的规范权重,无论传统学说的教条如何,这种集体话语都具有其自身合法性,构成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可适用的独特规范资源,有利于稳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合法性,协调国际投资仲裁使用既判裁决与传统国际法渊源学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作为否定性概念的“公民不服从”——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思想

“公民不服从”守护的是共同生活的底线,而非某种积极向往,因而是否定的。它不是法律体系的局部性要素,而是法律体系否定地自我指涉的悖论性结构;它与多数原则之间的张力并非源于政治决策形式上的逻辑矛盾,而是源于不同生活形式的实质对抗。法律体系与政治系统的自我革新无法消解公民不服从带来的疑难,二者共谋的权力内在循环机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法律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产生于社会交往,对交往权力的捍卫是哈贝马斯化解合法性危机、消解公民不服从问题的关键。这一关注社会整体与局部辩证关系的思想突破了实证科学范式的限制,推进了公民不服从问题的研究深度,但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暗含的无政府主义要素仍处于自相矛盾之中,无主体的匿名交往则将使其丧失社会斗争维度。

“为何”与“如何”——对荀子秩序问题的反省

如何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重建理想的秩序,是荀子和先秦诸子面对的共同课题。在荀子那里,“治与乱”问题呈现出“为何”与“如何”的思考:“为何”是探究根源,“如何”是寻找方法。这构成理解荀子政治哲学的根本线索。荀子将乱的根源指向“欲多而物寡”的矛盾,故唯有确立以圣王和礼义为核心的政治国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止争去乱。在理论上,“如何去乱”所涉及的政治秩序的实现和稳定向来都是“正当性”的评价对象,对“如何去乱”问题的回答便不能仅止于提出一套国家制度和法则规范,还必须提供道德上的证成,而荀子对此并没有完成“正当性”的相关论证。

“自由国际秩序”的正义性缺陷与合法性危机

“自由国际秩序”是一种源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逐步扩展至全球的国际秩序。从权力视角来看,“自由国际秩序”具有等级性、价值观一元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在经济、政治及安全层面分别形成了“马太效应”下塑造的经济霸权、“价值一元化”的政治霸权、“二元化”的排他性安全霸权,体现了分配正义缺陷。从东方主义话语视角来看,“自由国际秩序”作为西方世界的知识话语体系,在话语层面形成了一种霸权垄断,体现了参与正义缺陷。总的来说,分配正义和参与正义的缺失是“自由国际秩序”合法性危机的来源。“自由国际秩序”在维持其合法性基础的合法律性、利益分配及参与程度三个基本要素方面存在不足,由此造成当今“自由国际秩序”面临逐渐走向失序的危机。

社会企业的动态合法性构建——基于雅恩健康的案例研究

社会企业近些年在我国不断创立,但总体仍处于发展不完善状态,如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获取合法性是社会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社会企业类型繁多,就商业企业转型的社会企业而言,可以优先选择与员工、顾客等微观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化战略获得合法性。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企业专注于不同方面的合法性,在创始阶段,社会企业努力通过群体社会化来获取关系合法性,以追求价值上的认同感。在成长阶段,社会企业专注于通过任务社会化来获取市场合法性,使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在成熟阶段,社会企业通过组织社会化来获取社会合法性,以解决可持续问题。通过一项单案例阐释在社会企业发展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社会化策略在其获取合法性中的作用。

乡村文化振兴中地方民营剧团的合法性构建与核心竞争策略

地方民营剧团作为公共文化供给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助力乡村文化治理、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地方民营剧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体制嵌入、行政嵌入和社会文化嵌入等多重嵌入现象。地方民营剧团的发展就是嵌入社会系统之中,不断汲取和整合各种资源,累积政策合法性、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筛选并确定核心竞争策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争取地方政府支持、打造精品品牌剧目、培育戏曲演出人才、实施差异化市场竞争策略,是地方民营剧团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中实现快速发展的有效举措。

三维框架下非政府科技奖的认同困境与出路——以科技社团奖励为例

认同是科技奖励系统的动力机制,以全国性学会为主的一流科技社团奖励代表着中国非政府科技奖励的较高水准,但外界对其认同程度远不及政府科技奖励,因此限制了科技社团奖励作用的发挥。结合以认同为基础的组织合法性理论,从奖励地位、奖项设立、奖励评审及效应几个方面比较分析国家、行政部门、科研人员和其他社会公众对政府科技奖励与科技社团奖励的认同度,发现不同主体对两种奖励之间的认同度存在互斥与互补并存的非均衡特点。这反映出政府通过法律认同层面的设奖主体地位压制、行政认同层面的设奖权力限制以及社会认同层面的制度高压与功利诱导挤压了科技社团奖励的生存发展空间的问题。基于此,可以加强非政府科技奖励的协同性、社会性、价值性和有效性以提升其外界认同度,进而扩大科技社团等社会力量在科技奖励中与政府互补与共治的空间。

“权宜之计”抑或“合理之举”:清末民国大学预科制度存废的论争

大学预科制度系清末效仿日本为应对进入大学生源质与量均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由于大学预科多由各大学独自办理,其课程及教学能较好地对标大学相关专业本科的基础知识要求,故在民国之后更是获得了“合法性”地位,相当时期内开办大学预科不仅合法而且合理,为各大学所青睐,即使在《壬戌学制》颁行后没有了合法性,却依然“蓬勃发展”。但大学预科属性不清,尤其是它与大学的关系问题,早在民国初年便成为引发北大预科风潮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大学本身布局不合理,势必造成大学预科设立区域的不公平,导致各地教育发展差异不断扩大,且影响中学教育的发展。但大学预科相对于普通高中的课程及教学而言,其对于大学本科教育基础知识的“精准对标”,确实又更有助于大学教育的专业发展。何去何从,对于大学预科制度的存废一直存在争论,即使是在1930年废止令发布,论争之声并没有完全消失。

治理环境再造:理解技术化背景下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一个视角

近年来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技术应用不断深入,其实践效果通常是以一体多面、整体局部差异明显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技术治理的内在变化与政府治理逻辑的根本性变革均引人关注。从中观层面看,技术使政府治理向形式简化、责任共担、监管渗透等方向转变,并导致超越传统科层制的制度控制、条块权力调整的结构重塑、合法性转移的价值置换等结果。基层政府所处的治理环境由此发生了全面的颠覆与革新,正面临着灵活性受限、自主性下降、正当性模糊等困境。技术改革的积极推进应适当考虑基层政府的技术适配性,通过对一线治理主体赋能来加强和引导技术治理,从而实现持续性基层善治。

隐形之罚:犯罪附随后果的法治化重构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发展至今,依据之广、数量之多、波及人员之众,早已超出预期。目前,该制度面临的正当性质疑主要包括:种类繁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对象泛化违反罪责自负原则、条件随意违反特殊预防目的、后果严苛违反罪刑均衡原则、自动开启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对此,建议坚持保安处分的定位进行法治化重构,即按照罪刑法定原则重构规范根据,按照罪责自负原则剔除间接后果,按照比例原则取消轻罪附随后果,按照预防再犯目的建立前后实质关联,按照再社会化要求创新复归社会通道,按照司法终局原则畅通权利救济程序。

第三人代缴税款的逻辑证成与制度构建研究

第三人代缴税款或能化解“先税后证”形成的僵局,或是税收法定下双方合意实现交易目的的结果,在有助于财政目的实现的同时并未影响税收公平分配功能的发挥。由于税款缴纳依其性质可代为履行,第三人代缴税款可以借鉴《民法典》第524条第三人代为清偿的制度和理论,舍去“合法利益”这一构成要件,将大量的代缴税款行为纳入第三人代缴税款规制中。以“目的合适说”构建第三人代缴税款制度,代缴税款后第三人享有“求偿权”而不是“代位权”;代缴税款前后的债权性质从公法性质转为私法性质,从社会功能型转为非社会功能型债权,第三人不享有专属于税务机关的税收优先权。第三人代缴税款制度具有回应税费承担条款争议和衡平纳税人权利之功能。其应在“以纳税人为主、第三人为辅”的纳税人主体意识基础上采用“设定技术”进行税法建构。同时其在民事领域的运用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