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活动研究

西南联大时期是雷海宗学术活动的高峰期。在此期间,他出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享誉全国;他参与创办编辑多份刊物,尤以《战国策》及其副刊最为突出,由此形成轰动一时的“战国策派”;他关心时政,发表大量时政文章,由书斋型学者逐渐转变为时政型学者。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沈从文与“战国策派”关系考辨

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文学研究界:1949年,他因"战国策派"的身份而受到不公正对待;1980年后,却又被诸多研究者排除在该流派之外。虽然沈从文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形态史观"、"英雄崇拜"和"五四运动"的评价诸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在思想、创作层面又有着很多相通的地方。他不但是《战国策》的一个比较活跃的编者和作者,同时在"国家至上"、"文化反思"与"生命崇拜"等问题上,也与这一流派成员的核心理念有着诸多内在一致之处。在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应该被看作是"战国策派"的一员。

文化形态史观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

在20世纪40年代,几位中国学者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外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中以雷海宗为首的战国策派颇具影响,从而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到5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仍在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探讨世界历史,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

20世纪30-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受欧洲的文化形态学说的启发,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力图建立一整套独立的对世界及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及规律的认知体系,他们把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研究,同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清理,雷海宗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雷、林还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坚定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些主要的思想观点,被视为“战国策派”文化形态学理论的核心理念。

简论墨子兼爱说中的友善价值观蕴涵

墨子的兼爱说产生于兼并战争频发、人民水深火热的战国时代,其以"兼爱""非攻"为思想核心,引导置身乱世的人们培养一种视天下之人为亲人的博爱胸怀,树立济世忘我的献身精神,以引导人际关系更加和谐友善地发展。这与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友善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有着诸多的一致性。重温墨子的兼爱思想,不仅有助于唤醒人们内心深处日渐麻木的爱的情感,极大地丰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思想内涵,而且有助于推动现代国际秩序下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交往伦理规则的形成。

论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

依据墨家学说主旨、队伍组织、从事工作,特别是社会作用的不同,可将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发展分为兴盛(公元前444年至公元前381年)、衰败(公元前381年至公元前311年)、转型(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250年)、重兴(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21年)四个阶段。兴盛阶段,墨家着力游说诸侯、传播学说、制止攻战、助弱国守城;衰败阶段,墨家学派分化内斗,三派弟子活动转型;转型阶段,"谈辩派"后学热衷于空言思辨,"说书派"后学被视为与儒家同类,"从事派"后学对"任侠之风"产生重大影响;重兴阶段,墨家学派声势复盛,"说书派"后学的宣传,"从事派"后学对墨家精神的继承,"谈辩派"后学与儒家、法家的尖锐争辩,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战国策》论辩艺术中的逻辑问题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国别体的史料汇编。其中的谋臣策士的说辞,铺陈夸张,雄辩恣肆,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说服力。本文从逻辑推理的角度对部分说辞作了详细的分析,从而可以看出在《战国策》中运用逻辑推理的艺术力量。

陈铨与尼采

陈铨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尼采研究专家,他不仅直接阐释尼采学说,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发挥尼采思想。陈铨对尼采学说的接受活动体现出明显的功利化甚至政治化特征,而这缘于他试图借助尼采学说以帮助国人确立"内心的新精神",即推动"精神革命"的努力。

鹖冠子其人与其思想新探

本文认为从现存资料很难证明鹖冠子必定是楚人或是赵人。从《鹖冠子》一书中的相关记载,可见他和赵、楚、秦、齐诸国的思想文化有相当的关系。他的弟子是庞煖,而非庞焕,庞煖与庞焕并非同一人。他的思想虽属于黄老学,但有自己特色的理论:水火相生说、天神地形说、五正说、成鸠氏理想统治说等。有些思想观念有矛盾。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

“百家争鸣”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第一次空前活跃的学术思想争鸣。它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演进过程 ,历经五百年之久 ,与奴隶制社会解体、封建制社会确立的过程相一致 ,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经济、社会结构解组是“百家争鸣”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 ;上层建筑结构解组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 ;文化扩散和教育下移是“百家争鸣”形成的文化知识基础 ;“士”阶层的崛起是“百家争鸣”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

"民族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上世纪40年代初由陈铨发起。陈铨以民族意识的培养为目标,对传统末世文学、五四个人文学及普罗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极力倡导盛世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族文学运动"曾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种种质疑和误读,甚至被扣上法西斯文艺的帽子。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由此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学话语的增殖效应也在这场文艺论争中得到深入体现。

《战国策》之结构叙事学解读:“人”的彰显,“人”的动机

将先秦散文集、国别体史书《战国策》纳入结构主义的视角,分析该文本作为结构叙事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主要对文本总体叙事结构、文本的内容特征以及人物"语言行为"动机这三个方面进行剖析,试从结构的视角来看待文本长期以来备受儒学抨击的主题思想。对文本的阐释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了历史情境和个人文化经验的烙印。

“权力意志”棱镜下的民族想象:重审战国策派

尼采的"权力意志"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以"权力意志"为哲学内核的战国策派却一度被指认为"法西斯主义"。究其原因,一是伴随时代幕景的切换,特别是抗战的爆发,尼采学说的价值内涵和社会功效发生了巨大变化,沾染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二是战国策派成员对"权力意志"学说存在严重误读,彼此间的阐述有着巨大分歧。

战国法家君主论中的悖论探析

战国时期法家君主论是一个悖论,它包含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容。理性内容是指它对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王权政治的鼓吹、对制度化的强调以及对法的明确主张。非理性的内容则是指它对人性的否定、对君主个人绝对专制的鼓吹以及对各种卑劣的统治术的热衷。这种理性内容与非理性内容在战国法家君主论中的混容决定了这一理论的悲剧性。尽管它是同时期诸家君主论中最具有理性色彩的理论,但最终依旧滑入绝对专制主义的泥潭。

孔子师徒的文学传播

春秋末年,中国的文学传播经历了从官方传播到民间文化学术流派传播的历史性变革,促成这一变革的是孔子师徒。孔子师徒文学传播的主要内容是礼学散文,也包括《诗》、《书》、《易》文献和六艺技艺。孔门文学传播有七大显著特点:传播的内容伴随着传播过程而不断生成;传播的动力来源于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真诚信仰;传播的组织方式是在孔门弟子派系之内,按照师徒代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的分工有共同传播与独家传播;传播行为多受孔子教育思想及弟子个性、特长等因素的支配;传播的贡献大小取决于后学的才能以及志向;传播形式有单篇、结集、缀语、片断和片语传播。孔子师徒开启了战国两百多年的文学传播新格局,诸子百家面临新的传播环境,在继承孔子师徒传播模式基础上又有许多新变。

春秋战国经济技术发展与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生态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思想文化活跃的社会转型时期,三者在时空上一致,相互促进。本文旨在揭示该时期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生态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正关联为新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形成和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物质基础;二、上层建筑的解体和"百家争鸣"的出现奠定了我国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三、文化扩散和教育下移以及"百家争鸣"的形成从思想文化上巩固了社会变革的成果,为以后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合理论证和预设。

澄显与遮蔽——《战国策》叙史方式的二重性

《战国策》的叙史具有截面化的特征,将历史展现于每一次详细的对话,认为历史不是时间自然发展的结果,而由话语力量所催生,其目的在于澄显"人"之历史本真。这种生气勃勃、众语喧哗的叙史是对《春秋》、《左传》、《国语》等传统史书模式化叙史、叙史中道德独裁的突破,改变了一语独白、预言直线化的生硬状态。因而其叙史采用叙述者较为隐蔽的真实"展示"的方法,人物具有话语时间的加速、视角尽力由限知向全知转换等特点。然而,这种对"人"近乎偏执的信任,使其极尽宠荣而放纵,这一方面是对历史本真的澄明与敞开,一方面又是一种遮蔽,其叙史出现了似乎矛盾,但却正适合它所出现的时代———战国的二重性格。

“战国策”派与尼采学说

学术界一般认为尼采学说是“战国策”派的依据 ,其实 ,“战国策”派与尼采学说有较大的差异 :“战国策”派是为国民党政府建立“意志集中 ,力量集中”的极权政治服务的 ,而尼采思想却是高扬生命价值的学说。

论《战国策》的“地理势能”

《战国策》作为战国典籍,在思维上具有发散特征,主张注重对形势的顺应和改造,言辞上磅礴恣肆,较之战国时代其他典籍,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作者由《战国策》4种“势”的情况中的地势,引出了“地理势能”这个新概念,认为地理的分裂造成了这种潜在的蓄势力量,从而形成了战国中的外交合和力与张力,对策士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影响,并因此造就了《战国策》中的一系列特征。同时还分析了地理势能与4种“势”的关系,其中地理势能与时势、事势是并向的,与人势是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