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元曲的元代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分析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纺织文明多元特征十分显著的历史时期。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的典型例证加以释读,结合史籍对元曲所展现的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展开分析。该研究表明,元曲纺织史料通过戏剧文学艺术的形式,很好地诠释了在元代游牧文化冲击下,农耕文明及其传统纺织文化如何成功地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并获得统治政权的认同。研究认为,元曲蕴含的纺织文化反映着元代社会物质生产和文明延续的过程,其中含有多元广义的包容观念和大同理想,与华夏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心理特征相吻合。因而汉族纺织文化可以看作是继承华夏纺织文明的正统,并且提示文化自觉是其在元代游牧政权统治下得以坚守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忽必烈藩府书家群体在元代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忽必烈藩府儒士文人群体,汇聚了元初北方经济、义理、词章各类人才,其中,怀卫理学家姚枢、许衡和郝经,邢州学派刘秉忠、张文谦,从汉族世侯幕府进入忽必烈藩府的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王鹗、王博文等人,以及方外文士至温禅师等书家,构成了元初北方重要的书法家群。元初书法家群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对元代文化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使得他们的书法观念、书法理论与书法活动影响了有元一代的书法发展和书法教育,在元代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元末绘画史编撰中的协作、差异与互鉴——以《南村辍耕录·叙画》与《图绘宝鉴》卷一为例

《南村辍耕录》与《图绘宝鉴》是元末两本重要绘画理论著作,作者分别是陶宗仪与夏文彦。两人是好友,在著书立说时也常有切磋。以往研究虽对两位撰述者和两部著作各有关注,却对两人的互动及其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有所忽视。本文以《南村辍耕录·叙画》与《图绘宝鉴》卷一为中心,考察元末绘画史编撰中撰写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论著中观点的差异与互鉴问题。

《元朝秘史》中若干名词与满语比较研究

《元朝秘史》作为13世纪蒙古社会的百科全书,所涉内容极其广泛,涵盖了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民俗宗教等等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迄今为止,《秘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然而基于满语和蒙古语的密切关系对其进行研究却是《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又薄弱的环节。本文将《秘史》中若干名词同满语进行比较研究,探究词源关系及词义联系,从而进一步阐释背后蕴涵的历史文化内涵。

“幽州人語謂耿爲簡”解

文章從《三國志·蜀書·簡雍傳》裴松之注“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生發開去,探討了與此相關的音變構詞。本文就幽州一帶東漢至南北朝耕部字變入元部字,幽州方音與漢魏晉南北朝詩文用韻、古注音所反映的耕部變元部的歧異原因,《切韻》系韻書爲什麽不收“耿”讀“簡”的異讀,裴松之注“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注音背後的規則,幽州一帶“耿、簡”同音現象在後代逐步失傳的原因等相關問題,得出多種新的見解,旨在加深漢語語音史及相關學科的研究。

修订本《旧五代史》勘误(一)

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校笺、增补,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不乏舛误之处,就笔者目力所及,校勘、补正6则:一是原文“蓝关”应为“蓝田关”;二是原文《罗隐传》记载的其“年八十余”应为“年七十七”;三是《李嗣昭传》记载的“(天祐十九年)冬,契丹三十万奄至”应为“(天祐十八年)冬,契丹三十万奄至”。四是《华温琪传》载的“右龙武统军”应为“右龙虎统军”;五是《程福赟传》载的“天福七年冬”应改为“天福六年冬”。六是《礼志下》载的“用少牢者用特牲代”应改为“用少牢者用特牲”,“代”为衍文。

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明洪武朝沙州史新探

自洪武五年战争结束后,明朝在河西走廊的实际控制范围仅仅维持在凉州一线。此时,明朝西北经略的重点在祁连山山脉以南,以安定卫为代表的地区。当安定卫被朵儿只巴攻破之后,明朝才逐渐转向以河西走廊为重点。此时的沙州仍然扮演了北元与青藏高原、云南联络的关键点角色。洪武十六年之后,沙州地方势力与明朝的关系开始改善,沙州多次派出使臣入明。基于洪武朝早期沙州的表现,明朝对其政治动向始终心怀疑虑。沙州的地理位置和长期边缘化特征,导致它很难引起中原王朝更大的兴趣,也不会成为日后经营边疆的重点。

正史所见宋元临川历史名人辑汇

抚州临川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诞生了许多闻名中外的历史名人,其中宋元时期尤甚。据文献统计,宋元临川被正史所载的历史名人共有98位,其中本籍73人、客籍25人。从县域分布来看,临川县23人、金溪县14人、崇仁县13人、乐安县11人、南丰县11人、宜黄县6人、南城县6人、黎川县2人、县域不明者12人。从文献来源来看,《宋史》载67人、《元史》载19人、《新元史》载12人,以宋人居多。搜集整理正史所载宋元临川历史名人对挖掘江西历史、推介赣鄱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意义。

元明清以来的贵州古驿道历史脉络及经济社会价值

驿道是中国古代交通的主要通道。元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在贵州开通的古驿道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元代站赤的开设加强了贵州境内的联系,也密切了贵州与四邻及中央王朝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了贵州军事经济的发展。明代驿站促进了贵州地区赶场经济的形成。清代驿站对推动贵州省内经济和省外经济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深入研究古驿道对于研究古代贵州民族融合和经济交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研究贵州古驿道改道过程和功能变化,也有助于了解贵州与周边地区交流、认同中原文化的过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历史视角的元代中医舌诊变革动因探析

[目的]探寻元代舌诊理论变革的历史动因,为现代中医舌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梳理元代前中医舌诊理论发展脉络,结合气候史、思想史、医疗卫生制度发展史及科技史等,对元代中医舌诊变革进行多学科分析。[结果]多变的自然气候和随之而来的民族扰动是元代舌诊变革的基础原因,而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元代舌诊进步有重要意义,其中“理学”的构建为宋元医学注入了精神活力,元代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则提供了制度保障,造纸术与印刷术的长足进步更是元代舌诊革新的重要催化剂,而人是元代舌诊理论革新中最活跃的因素。[结论]元代舌诊变革动因对于现代中医舌诊理论创新具有借鉴意义,充分发挥人的作用,重视相关舌诊人才的培养,增强社会对中医药的整体认可,可能是现代舌诊理论发展的关键。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宋元时期部分医学著作析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颇具代表性的工具书《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辑录了宋元时期涌现的医学著作,指明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大都附注参考资料出处。但笔者发现该工具书中关于部分著作的评述与当时的史实并不相符,遂查找原始医学著作及其不同版本,还有相关二手研究文献,辨析考订其在医书内容、作者以及成书年代等方面出现的疑误之处,包括文字形近而误、音同而讹等。建议编撰时应细致翻检医学古籍的不同版本,关注相关内容在行文上存在的文字异同,另一方面,对于著作的成书年代,也应尽力参考各学科专家的学术观点。

宋元潮州对外贸易港口及海交史发微

处于东南沿海一隅的潮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至迟在宋代,潮州不仅是国内尤其是东南地区一处重要港口,而且也是一个对外交通的据点。太平兴国五年(977),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到达潮州;至道二年(996),天竺僧随蕃舶至潮州。南澳作为对外贸易港口至迟始于北宋,南宋初年南澳岛长沙尾(即隆澳)既是“海贼啸聚”之区,同时存在一定规模的私商贸易行为。宋元时期,南澳最重要的港口是深澳与隆澳。南宋潮州又有柘林澳、吴田澳与赖巫洋诸港口。宋元潮州的海外贸易活动,无疑为明清以来该地海外贸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金代医家张子和医学地位变迁与攻邪论学术史研究

金代医家张子和,精通汗、吐、下三法,开创攻邪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张子和与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并称为中医“金元四大家”。实际上,在历代有关中医“四大家”的历史书写演变历程中,张子和的医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医学地位变迁的三个不同阶段。其医家地位变化脉络可概括为:医名盛于金元,淡于明清,名归于近代。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自明代以及降,攻邪论逐渐淡出中医主流学术范畴,其学术传承脉络出现明显的断层现象。到了近现代,尽管张子和的医家地位重新回归中医“金元四大家”之列,但是攻邪论实际影响力仍旧式微。

正史所见宋元临川历史名人述论

宋元时期的抚州历史名人辈出,其中不乏被正史文献所载者。据《宋史》《元史》《新元史》统计,宋元时期抚州被正史所载历史名人98人,其中本籍73人、客籍25人,宋人67人、元人31人。按县域分布数量来看,依次为临川、金溪、崇仁、乐安、南丰、南城、宜黄、黎川。按历史名人类型分布来看,文化名人47人、官宦能吏37人、政客幕僚14人。从产生原因来看,主要与抚州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家族的聚众效应有关。挖掘整理与研究正史所载宋元时期抚州历史名人,对推介赣鄱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张珪在元朝中期的政治斗争

张珪作为元朝中期的汉法派官员,在成宗朝时作为地方特使整顿吏治,在仁宗朝、英宗朝、泰定帝时期都被委以重任,担任朝中要职。他曲折的仕宦经历,反映了元朝中期的官僚系统存在诸多问题。张珪在实施汉法的过程中反复受挫,是元朝中期推行“汉法”和“反汉法”斗争的一个缩影。该文拟通过《元史》《新元史》《张珪墓志铭》等基本史料,对张珪与元政府之间的关系演变进行深入探究,分析“汉法”在实施过程遇到的阻力,有助于归纳元朝中期御史台等监察机构无法完全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原因,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元朝中期政治发展路线及制度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林则徐和魏源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

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和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林则徐是晚清时期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的第一人。本文全面分析了林则徐在1840年左右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以及魏源于1842年重编的《海国图志》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尤其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史实,从而说明了西方图书馆观念最初流入中国的情形。

金元时期体育禁令的类型及其影响

金元时期从国家层面颁布的体育禁令众多,涉及骑射、角抵、双陆、围猎、采捕、马球、习武、竞渡、弹弓等多项民间体育。此类禁令对传统体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部分尚武性体育活动如角抵、射箭、枪棒、攻刺、武术等在政府的强力压制下渐趋衰落,而双陆、马球禁令也是项目式微甚至失传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尚武禁令的突出特征是资格型禁令众多,这进一步加深了民族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不过金元围猎、采捕禁令融合游猎民族较强的环保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竞渡、弹弓禁令也有效规避运动意外伤害,是我国古代较早的运动伤害治理法令。

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