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MS综合征五例诊治剖析

目的探讨POEMS综合征的诊治要点,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对我院2012年1月—2014年12月收治临床诊断为POEMS综合征5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5例中男3例,女2例;年龄48~71岁。4例在疾病早期误诊,2例初诊为肢体麻木原因待查,1例先后误诊为格林-巴利综合征和多发性骨髓瘤,1例误诊为Castleman病。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接受骨髓检查、血清蛋白电泳及免疫固定电泳检查并经多科会诊确诊为POEMS综合征。2例进行化疗,周围神经损害症状好转后回当地医院治疗;3例拒绝化疗仅予营养神经治疗,周围神经损害无好转,后出院失访。结论 POEMS综合征临床表现多样,接诊多发性神经病变并多系统损害患者应考虑到该病可能,应对其进行全面评估,以减少或避免误诊误治。

POEMS综合征的神经系统病变特征

POEMS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浆细胞恶性增生症,1956年由Crow首次描述[1]。主要表现为5大主症：即多发性神经病、脏器肿大、内分泌病、γ-球蛋白病和皮肤病变。在该综合征中,绝大多数患者伴有神经系统病变,是致残的主要原因[2,3]。我们回顾分析了12例患者的神经系统病变特征,所有患者均符合Nakanishi提出的诊断标准[3]。

6例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神经电生理分析

目的：探讨多神经病、脏器肿大、内分泌病、M蛋白、皮肤改变（POEMS）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和神经电生理表现。方法：对6例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相关榆查及神经电生理检查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主要临床特征：多发性周围神经病、脏器损害，内分泌改变，单克隆浆细胞异常，皮肤改变，骨破坏和贫血。神经电生理测定异常率为100％，表现为不能引出复合肌肉动作电位（CMAP）、感觉神经动作电位（SNAP），神经传导速度（NCV）减慢，CMAP、SNAP波幅降低，F波异常。结论：PO—EMS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多脏器损害疾病，诊断较难。神经电生理测定异常可确定POEMS综合征有周围神经病损，但无特异性，临床上极易误诊为吉兰-巴雷综合征（GBS），临床需对可疑病例进行密切观察及必要的检查，以免误诊。

POEMS综合征骨髓象1例报告

POEMS综合征是一种罕见与浆细胞异常增殖有关的副肿瘤综合征,又称Crow-Fukase综合征或Nakanishi综合征,以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器官肿大、内分泌病变、M蛋白以及皮肤改变、|骨硬化病变或Castleman病或视盘水肿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罕见病[1]。其临床表现多样,异质性强,临床上常被误诊或漏诊。

论崔国辅绝句对乐府诗的吸收与改写

“崔国辅体”是晚唐诗人韩偓创作“香奁”体诗时所模拟的一种言情诗体,实为盛唐诗人崔国辅创作的五言绝句。“崔国辅体”的形式来自南朝齐梁时代的吴歌中的《子夜歌》和西曲中的《襄阳曲》等乐府体式,其诗意与情感不仅吸收吴歌西曲中的情爱内容,还化用了《诗》《骚》和汉乐府中男女相思题材。由“崔国辅体”可见吴歌西曲这样的南朝乐府短章向五言绝句转进的痕迹,可进一步验证“绝句出于乐府”说之可信。植根于南朝民歌的“崔国辅体”五言绝句,具有自然婉转而含蓄精致的特征。

一语万古新:元好问五言诗的审美取向

元好问是金元政权更迭时期最为耀眼的一位作家,其诗歌主要以沉郁苍凉的七言丧乱诗著称。与其丧乱诗相较,元好问的五言诗审美风格又有明显不同。其五言诗在审美取向上更为清新质朴,崇尚自然,主要体现为诗歌内容上对山水田园的亲近、诗歌风格上强调天然淳朴的性情,以及诗歌境界上流露出的达观淡泊。元好问这种追求质朴浑成的五言诗审美取向,为唐以后的五言诗史作出新的审美贡献。

陈独秀五古对杜诗的师承--《述哀》《挽大姊》《告少年》三诗笺解

现代学人胡适等指出作为诗家的陈独秀推崇杜诗,作诗多师法杜甫。陈独秀五古《述哀》《告少年》《挽大姊》三诗是陈诗中篇幅较长的作品,一发表就引人关注,对照其自传以及相关史料笺释,可以对其中诗情作更深入的分析;通过比较可见其作多受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的影响。陈独秀既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传承人。

传统的再造:《唐诗六言画谱》的诗歌与图像

《唐诗六言画谱》是明万历年间诗、书、画三者精妙配合的画谱,共收录六言诗58首,18首无配图。画谱所录六言诗大部分为伪作,或改换唐人诗题、作者;或据五七言改写;或自创。编刊者选录8首署名李白的诗歌以及较多的中晚唐诗,力图在保持唐诗风貌的基础上,呼应晚明扬李抑杜、宗尚中晚唐诗风的特色。《唐诗六言画谱》以图配文,诗与画大部分是全景式画面的一一对应,着重细节呈现,还使诗人入画,试图呈现诗人创作整体情境,展现画家对诗画转译的新理解。《唐诗六言画谱》的新变化源自期待读者群体从“士”扩大为“四方鉴赏者”的拓展,刊刻者希望为读者群体提供印证式的阅读体验,使其享有解密式的阅读快感。相对于因“卧游”观念风行的旅游绘本,画谱提供了更为纯粹的艺术世界。

论林景熙七言律诗的诗歌艺术——就数字入诗研究

数字入诗是诗歌艺术的重要方面。在林景熙存世的85首七言律诗中,包含数字的诗歌数量高达76首,可见其数字运用之多。林诗不但数字运用甚多,且手法纯熟。其入诗的数字不仅有如“一”“二”等自然数字,还大量存在如“千”“几”“独”等包含数字意义的特殊数字。林景熙七律中的数字运用除了频率高这一特点外,还具有组合多样性、位置丰富性等典型性特征。诗中数字的存在对于诗歌事物的描写、场面的描绘及情感的抒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李白歌行“叙情长篇”对七言歌行抒情艺术的发展

清代王闿运谓“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李白七言歌行的艺术成就。“叙情长篇”指向一批具体的歌行作品,以叙述诗人经历、抒发主体情志为特征,显示出自觉的主体抒情意识。李白七言歌行突破齐梁以来的赋题之法,充分吸收楚骚精神与汉魏古辞的叙述艺术,并与南朝文人诗歌的情思流转相结合,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这是对七言歌行抒情艺术的重要发展。李白以“叙情长篇”创作赠答歌行,突破了盛唐酬赠歌行以一事一物为兴、篇末致意的模式,从抒情强度和内容深度上,呈现出诗歌史上歌行赠答风气的新变。

隐形的“声调谱”:王士禛七古声韵探微

王渔洋作为清代古诗声调学的核心人物,却既无“声调论”专书,又未精心编制“声调谱”。考察渔洋在古体诗创作实践中对声调的组织安排,发掘其古体诗文本特别是七古文本背后隐藏的“声调谱”,有助于确证其在古诗声调学中的地位。三平调是渔洋七古最典型的句调格式,此外渔洋七古还综合运用多种句调格式,体现了极强的多样性。韵作为古诗声调的重要表达形式与古诗声调系统的关键要素,在渔洋七古中也得到巧妙运用。

唐人题《古意》诗异文校考--以《唐诗品汇》为中心

明代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收录唐人所作《古意》诗二十九首。与此前唐人所编《河岳英灵集》《玉台后集》,宋人所编《唐文粹》《唐诗纪事》,元人所撰《唐音》《唐才子传》,以及其后清人所编《唐诗别裁集》《唐贤三昧集》《全唐诗》等比勘,发现异文若干。惜前贤时俊对此多“述而不作”地简注“某书作某某”。今试从名物制度更易、历史地理因革、文字音韵发展等诸多方面综合考量,努力给出“宜各从长”的管见。

近四十年来彭玉麟研究述评

彭玉麟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清朝“中兴四大名臣”,有关他的文献整理和资料编撰自光绪年间起,主要是为整理其生前著述、官方修传和私家传记等,但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针对彭玉麟的学术研究一度陷入沉寂,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日趋活跃。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竞相鉴用新理论新方法,并开展跨领域研究,借以拓宽学术视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明显激增,但也存在《彭玉麟集》增补录工作进展缓慢、彭玉麟与晚清水师关系研究不足等缺憾。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邺下文人集团的群体性诗歌创作研究--以官属成员为中心

建安十六年(211年),以曹丕、曹植的属官成员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基本形成。他们同聚邺下,宴饮游玩,往来唱和,创作了大量的游宴、赠答及同题诗作,诸子以不同的风格呈现出这些主题与情感相近的作品。邺下时期的群体性诗歌创作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推动着五言诗的发展与演变,成为建安文学繁荣必不可少的一环。

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探赜

莫友芝是清道咸年间贵州的诗文大家,他的纪乱诗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丧亡的社会现实,具有“诗史”品格。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具体表现为诗注互补、诗史互证、忧国忧民和实录时事四方面。莫友芝的“诗史”思想与其人生境遇、师法杜甫以及自身谨于治史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握莫友芝的纪乱诗的“诗史”品格,一方面可以对莫友芝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借此以深化对宋诗派诗歌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了解贵州历史细节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