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

穆旦的不断奋进、不断求索而又蒙受数不尽的折磨与屈辱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命运的一个典型的个案。穆旦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诗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对于穆旦的研究者来说,就是要找出穆旦给中国新诗提供了哪些新的写法,他诗歌中的持久的艺术魅力又表现在哪里,这样,就可以把穆旦研究与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的开拓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确立穆旦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穆旦是说不尽的,他诗歌的丰富和蕴含其中的丰富的痛苦,值得我们永远沉思与品味。

北宋隐士词人潘阆生平考索

潘阆是宋初著名隐士、词人、诗人。他的事迹一向湮没无闻,史乘所载,时相矛盾。经考订,知潘阆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常以卖药为生。为人疏狂放荡,虽是隐士,却热衷功名,喜结交宫廷权贵,先后两次卷入宫廷皇位斗争,两遭缉捕,一次入狱。太宗时曾任国子助教,可没几天就被撤职。真宗时做过闲散的州参军。平生与柳开、王禹偁等友善,多有唱和。

“家园”的重构与突围(上)——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论之一

彝族现代诗派萌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型于八十年代中期并一直活跃于今天,它以其重返彝族传统文化的写作追求,形成了整体性的彝族现代诗歌家园的基础意象结构和基本诗歌品质;在此建构的进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困惑、焦虑以至于毁灭的冲动。彝族现代诗派的写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水平,同时也与汉语新诗形成了丰富复杂的反叛、承继及重建的关系。

鲍照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展

近年来的鲍照研究非常深入。谈到鲍照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乐府诗,至于他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展却从未涉及。鲍照诗具有慷慨悲凉的风格,抒情气氛浓郁,感情真挚动人,富于创新精神,这些都与建安风骨有着渊源关系。

唐五代词作者队伍的定量分析

据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正编》统计,唐五代词人词作共计91人、凡1961首,其中具名词人凡80人,无名氏10人,敦煌词作者姑以1人计。有籍贯可考的词人共60人,主要分布于北方七省和南方七省,北方籍占37人,南方籍占23人,占籍北方的词人多于南方,与宋词作者多为南方籍形成鲜明对照。北方籍词人集中于陕西、河南、甘肃、河北、山西五省,南方籍词人则以四川、江苏、浙江三省为多。在80位具名词人中,唐代和五代各占40人,总体上呈现出一个较为均衡的创作阵容。唐代词人以中、晚唐为多,五代词人多集中于西蜀和南唐两域。在排名前30位的"大家"、"名家"中,唐代占10人,五代占20人,五代明显多于唐代。

修辞技艺·信息传递·知识扩散:诗歌自注的多重功能——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例

自注,出自作者之手,以补充注解本文。由汉至宋,诗文自注渐趋增加,从史书走向文学,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创作修辞手段。诗人通过自注,补充传递特殊信息,引导读者理解,维护作者权威,调节诗作的阅读接受效果,助力表情达意功能的实现。借助自注,诗人变为沟通者,意图将诗歌呈现给更广大、甚至跨越时空的读者群;承载了个人经验的自注信息,依托诗歌文献传播,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扩展读者视阈,参与和丰富了传统中国的知识内容和生产模式。唐宋时代,尤其元祐时代诗人的自注,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还反映了彼时诗人关注知识的范围和兴趣,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建安代言体诗赋论略

代言体诗歌与辞赋创作繁盛、作品数量显著增加是建安时期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的文学现象。重新界定代言体诗学范畴的基本内涵,分析狭义、广义两种代言类型的基本特征,探究并阐述代言体诗赋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内在原因,梳理代言行为与创作发生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六朝为文造情现象普遍出现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建安文学的深入研究。

论张耒的诗

本文主要论述张耒的诗在内容及艺术上的特征,并将其放在典型宋调的形成期进行考察,因而显现出他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在诗歌创作上不同的风格特色,成为元诗坛上的异调。张耒诗歌创作的特色在于此,他的局限也在于此。同时分析了张耒所受苏、黄的影响以及最终没有走向苏、黄创作道路的原因。张耒诗不是典型的宋调,但随着宋诗转型时期的到来,他的诗风却得到了部分的发扬。

论南宋中兴时期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或流派出现于南宋后期,因而往往从南宋后期的历史环境入手,探讨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事实上,由于南渡之后的社会流动、中兴时期的科举积弊、盛世背后的冗官充塞、底层士人的求仕之途等因素,南宋中兴时期已有一批重要的江湖诗人活跃于文坛,并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因此关于南宋江湖诗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风貌、时代内涵、文学史地位等问题,还需突破南宋后期这一时间界域,放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新的审视和思考。

“咸通”诗人群体的心态与创作

成通时期的诗人诗作,体现着小李、杜以后晚唐诗发展的基本走向。懿宗一代诗人数量颇为可观,作品得以传世者将近五十人。世事的混乱、儒道的衰微,逐步改变着咸通诗人的处世心态,他们不得不面对出世与入世的艰难选择。咸通诗歌在艺术取向上以平易浅俗为主,间有淡雅清丽之作,这预示着“元、白”与“姚、贾”两种诗风必将主宰唐末诗坛的发展主流。

贾谊《诗》学寻踪

根据新近出土文献 ,分析了贾谊引用《诗经》与四家诗的异同 ,注意到贾谊说《诗》以“雅”“颂”为主的事实 ,说明贾谊的《诗》学继承了春秋官学中“以诗为教”

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

1938年何其芳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思考着知识分子的转化问题,这一点反映在其心态和创作道路上,则体现为告别过去和真诚的忏悔。研究何其芳这一时期以《夜歌》为代表的创作,大致可以推究其诚实、矛盾、焦灼以及歌咏和叹息的心理意蕴。何其芳在《夜歌》中表现的诚实坦白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忏悔意识,使其成为战争时代作家群落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延安后期,何其芳从一个追求文学之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政治的服从者。而在创作上,何其芳最终选择了具有"转变"性质的"暂时性停笔",其诗歌创作的"空白"更是引申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命题,进而使何其芳成为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典型。

论南宋中兴时期道学发展与道学诗人群体的形成

宋室南渡前后,道学南传,至南宋中兴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在学理层面深入拓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派;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加强对释道思想的清理,进一步巩固道学地位;在政治层面加强与政治和帝王之学的联系,强化道学内圣外王双向发展的实学性质;在文献层面加强道学文本的整理与传播。在道学发展过程中,道学诗人围绕学术、政治和文学上的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争鸣,形成密切的关系网络,促使道学诗人群体形成,为南宋中兴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宋诗发展演进的重要因素。

创作、批评与传播——论建安同题共作的三重功能

建安文人同题共作的意义与作用是多元的。就创作而言，建安同题共作导致了题材选择的日常生活化、赋的体制的抒情化、推动了建安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时代特色的形成。就批评而言，同题共作不仅促进了批评的深化，而且推动了批评重心的转移。就传播而言，同题共作实现了集体传播，确立了经典作家作品的地位，形成文学传播的集团优势。

论建安士风之嬗变

在汉魏转捩之际相关社会诸因素发生剧变的情形下,建安士风相应地实现着自身的嬗变,具体表现出三大趋向:一、建安士人继承弘扬了汉末的党人精神,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基础上,追求自主自强、变革社会、重建天下以立不朽之功,形成了昂扬进取、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主流风尚;二、纵情任性之风在建安时代继续蔓延,给士人的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以明显的影响;三、生逢乱世的社会现实引发了建安士人希企隐逸的箕山之志。后二者在魏晋士风中进一步膨胀,但此时还只是支流、潜流。建安士风嬗变的三大趋向,是促使建安时期诗歌风格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明昌辞人雅制》与赵秉文的诗学思想

《明昌辞人雅制》是金代重要作家、文学批评家赵秉文编辑的一部大定末和章宗时期的诗作总集,已亡佚。以是其诗学史意义和价值历来为人们所忽略。明昌诗坛流行的清脱、风雅、尖新、浮艳、圆成诸诗体,前两者均为“明昌辞人”所创。他们的创作代表当时诗坛的主流和健康方向,为金诗中后期反思宋诗流弊、倡扬宗唐复古的思潮和南渡后诗风全面转变的先导。《明昌辞人雅制》是赵秉文诗学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赵氏力图反拨当时尖新浮艳诗风的结晶和总结金代前、中期诗师法苏、黄的利弊之产物,标志着赵秉文诗学思想走向成熟和趋于定型。

“三户寂无人,托根在何地”——简论遗民诗人吴骐

吴骐是清初遗民诗人。入清之后坚苦自守,安贫乐道。其诗反映明清易代史事,抒发亡国之悲,可称诗史。其词风流香艳,与其诗有醒豁之分野,彰显云间派词风。

论宋代的茉莉诗

茉莉花是热带花卉,在中国本土的普及经历了由南向北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宋代咏茉莉花的诗歌作品逐渐增多,南渡时期的贬谪诗人对茉莉花审美价值的发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士大夫对茉莉青睐有加,形成了月夜享受花香的欣赏模式。

南宋诗坛四大家与江西诗派之关系

关于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一般认为他们是在摆脱江西诗风的不良影响后才取得各自成就的。实际上,四大家都曾依赖于江西诗派的哺育,尤、杨、范、陆与江西诗派的渊源都颇为深厚。我们不能按照先打倒才有建立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思考问题。四大家是在继承江西诗派的基础上才有所成就。同时应动态而不是凝固性地看待江西诗派及其诗学思想。江西诗派在南宋中期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江西诗风占据了北宋后期以至南宋诗歌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