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特派员群体的历史考察(1924—1927)——以豫陕区委为中心

严密的组织是共产党能够存在并拥有强大力量的关键要素。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借鉴共产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向各地派遣了一批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干部组成的特派员,以期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力。溯源党的早期特派员群体的实践面向,发现其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赓飏,而且因工作灵活隐蔽而成为党内科层制组织体系的补充,有效利用了极为有限的人力资源,使干部人数严重不足的中共在发动工农运动和建设基层组织时措置裕如,实现了壮大党的力量和扩张党群组织影响力等目的,成为组织锻造过程中淘旧铸新的坚实根基。

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武装整改研究(1932—1934)

红二十五军的武装整改是中共在地方红军建立“以党领军”“党指挥枪”党军模式的重要探索与实践。1932年到1934年,鄂豫皖省委为强化党在红军中的权威,对红二十五军进行多次整编、改造,尤其通过整肃方式促进了“以党领军”建军原则在鄂豫皖苏区的贯彻落实。鄂豫皖省委通过整肃方式在红二十五军中确立“以党领军”的路径,是中共在鄂豫皖苏区调适党军关系的重要方式特征,也是中共“党指挥枪”多元路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西北局(1941—1954)的历史贡献

1941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作为统一领导党在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派出机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不懈地进行了13年的艰苦奋斗,一直到1954年12月宣告撤销。在这13年中,西北局走过了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峥嵘岁月,在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完成不同时期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西北地区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历史作用;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地方实践经验,出色地履行了党中央决策的参谋助手作用;为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理论认识提供了试验地和阐发地;创造性开展一系列新的制度探索,成为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制度的历史先河;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事业输送大量干部,发挥了重要组织作用。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全民族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不但在执行中共中央政策中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任务,更是中共践行“局部执政”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加强陕甘宁边区政治工作是面对的首要任务,也决定着西北局其他方面工作的成效。西北局通过贯彻落实《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三三制”原则指导下推进边区政权建设、推行边区精兵简政和组织开展边区防奸锄奸工作等重大举措,把边区的政治建设推向新的阶段,使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区域。

干部选任的民主集中制——基于中共省委常委班子调整的观察(1983-2012)

观察1983-2012年间全国省委常委班子的调整情况发现,30年间,中共中央在行使省级干部的任免权方面变得越来越主动。这一发现以及关于省委常委选任机制的研究,印证了中国政治制度所具有的若干特点:首先,中国政治制度的灵魂是民主集中,以"集中"为内核,程序上体现民主的精神,以"民主"来降低"集中"的决策风险。其次,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体现在政治生活的严肃性等三个方面。再次,中国共产党具有制度调适的自觉性,这有助于其提升应对挑战的能力和成效。从全球综合国力竞争"接力赛"的角度来理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及其机制,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任国桢烈士

任国桢1918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外语系俄语专业,在校期间他结识了李大钊和鲁迅,在鲁迅先生的教导下,他翻译了《俄国的文艺论战》等俄国文学作品,并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唯物历史观,从一个文学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文章和讲演影响下,他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由此看到了人类新世纪的曙光,因而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奉天(今沈阳)成立了中共奉天党支部,他为首任书记,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北平(今北京)市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驻山西特委书记等职,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个意识”视域下的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一个有机整体,政治意识是根本,大局意识是支撑,核心意识是关键,看齐意识是归宿。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期,"四个意识"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是转战陕北取胜的根本保证;高瞻远瞩的大局意识是转战陕北取胜的精神魂魄;众志成城的核心意识是转战取胜的坚定基石;高度一致的看齐意识是转战陕北取胜的前提保障。

党政关系视阈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组)述论

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建立于1941年8月,1945年七大后改为党组,1950年1月随边区政府的撤销而撤销。它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完整经历从党团到党组的政府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处理党政关系的重要实践。1942年12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织公布的《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规则(草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政府党团规则,使党对政权的领导和政府党团工作有章可循。政府党团(组)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桥梁和纽带,其主要工作方式是召开党团(组)会议,议决党和政府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研究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从1930年9月15日创刊到1935年4月终刊,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第一个地下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的存在与撤消;从辽宁省沈阳市创刊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终刊,经历了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岁月,成为革命化范式视角下东北地区党委机关报的典范。

战略思维视角下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史启示

1947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一年,国共在战场的优劣强弱对比逐步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巨大变化。而变化起始于围绕陕北延安的一攻一转的博弈之中。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是解放战争进程中一次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性转折。它推动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一招。中共中央无论是主动放弃延安、留在陕北还是转战陕北都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深入研究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史及其启示,不仅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转战陕北的重大历史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战略思维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关键决策”研究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一次传奇的战略大转移,要读懂和理解这段历史为什么发生、怎么发生和它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它的起点、焦点、拐点、落点四个关键点入手,探究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期间每个重要节点上运筹帷幄的决策过程,真正找到这场曲折、艰苦的转战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让转战陕北精神激励后来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认真回顾与反思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对我们今天实行农业合作化,推进农村改革有很大的启示。就江西省委对中央农业合作化道路决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而言,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以1955年7月毛泽东严厉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为分界线,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呈现出从稳步推进到紧跟冒进的动态演进过程。从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失误来看,超越当时的国情、省情,人为地加快合作化进程和拔高合作化形式必然会受到惩罚,蒙受损失。

罗登贤对党领导东北抗战的历史贡献

1931年夏,罗登贤受党中央派遣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开启了他在东北披荆斩棘的革命生涯。至1932年12月奉调离开东北,一年半时间里先后经历"九一八"事变、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日本全面侵略东北诸多危局,他以勇于担当的革命品格和总揽全局的开阔视野重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坚持抗战。

东满特委与“民生团事件”

抗日斗争时期,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危害,东满地区的党团组织和人民革命军内部发生了"民生团事件",这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给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造成巨大的损失。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满特委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纠正了这一错误。

“三战三捷”前后陕甘宁边区历史方位变化及西北局实践应对

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中共中央的不同部署,1945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经历“过渡期”“渐变期”“激变期”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先后承担“首席根据地”和“战略牵制区”等不同历史任务。作为解放战争中事关全局的重要阶段,在“三战三捷”前后这段历史进程中,西北局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通过制度调整和政策调整,着力推动政权建设、精简整训、兵运工作、武装斗争以及自身建设等各领域工作的发展,在1947年前后空前复杂的政治考验中、军事局面下和经济压力下,完成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调整,有力保障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政治要求和战略部署,体现了西北局的历史主动、使命担当与斗争本领。

与时俱进 锐意进取 为创新党的干部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

50年来,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在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教职工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效地发挥了“三个阵地、一个熔炉”和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作用。总结50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党校工作必须适应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发展;党校教育必须适应干部成长规律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培训工作,促进和帮助各级干部全面健康成长。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为重点,把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探索和实践具有时代特征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努力使党校的办学理念、教学内容、学科发展、队伍建设、综合管理等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张云逸在广西的贡献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张云逸在广西的贡献 :创建了一支红军 ;与新桂系建立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 ;建立了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及各级机构 ,领导广西人民完成民主革命任务。

中共中央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的几个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会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正式形成,北上过程中中共中央对此战略又进行了调整。寻求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是中共中央由在川西北改变为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战略的主要原因。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中共中央坚定不移地贯彻北上战略方针、各路红军的相互配合和支持,促成了北上战略的最终实现。

组织竞争与党团纷争:中共湖北暴动争议研究(1927—1928)

湖北团组织初建时声望较党组织高,党组织以党团分化削减团组织力量,引起团组织不满,致使在武汉唐生智政权溃败时,党团围绕是否应举行暴动产生分歧。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团湖北省委互争雄长,武汉暴动失败之责问题得不到解决。团湖北省委诉诸中共中央,中央派中共湖北特委前往查办,但中共湖北特委偏向团湖北省委,对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处置有失偏颇。最后中央重新考量湖北暴动争议问题,为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正名,结束了多方纷争局面。党团对中国革命发展路径认知的不同,是造成两者诸多纷争的缘由,也是中共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革命道路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之所在。

从中央到地方: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的策动与因应(1927—1928)

中共六大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对河南省的暴动政策曾一度调整。尤其是长江局的成立,成为中共中央对河南省暴动政策由激进渐趋和缓的重要尝试。然而河南省委根据暴动政策策动下级时,却面临地方党组织机构权限重叠、边界模糊不清的难题,同时基层党部在暴动执行中囿于上级"机会主义"的指责与重压,难以抑制"左"倾盲动主义的情绪,并通常以"冒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导致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存在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