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经验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传播与实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取得“两点一存”的历史地位,是与井冈山斗争经验密切相关的。由于中共中央对朱毛红军“工农武装割据”经验的重视和推广,使井冈山斗争经验传播至陕甘边地区。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边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探索中学习,将井冈山斗争经验灵活运用到陕甘边革命斗争之中,创建了红二十六军正规化武装,开创了“狡兔三窟”的根据地模式,进而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相比于同时期的南方革命而言,陕甘边革命者对红色政权的局部性探索,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伟大实践。

百年中国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党史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探索成果,是从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法治经验的总结。党领导法治的历史,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蕴含着丰富的陕西党史元素,不仅体现在局部执政的法治建设、依规治党的经验,还体现为陕西党史中的红色法制历程。总结和凝练党领导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元素,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拓展陕西党史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存在为数颇多的“二流子”群体,他们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经济建设,不利于边区的政权稳定与发展。边区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对“二流子”展开全面改造,使其从游离于社会主流的“旧人”转变为参与边区建设的革命性力量。深入研究边区政府改造“二流子”的成功举措及经验,对于当今推动乡村建设和加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鄂渝陕交界地区方言古遇摄字的读音——兼论部分方言的“支微入虞”现象

文章考察了鄂渝陕交界地区91个方言点古遇摄字的读音,并由此讨论沙阳等6点的“支微入虞”现象。通过与黄孝方言、饶州赣语的同类现象比较,认为沙阳等6点蟹止合三曾经历共同演变一起入虞,而蟹合一端系今读入虞韵为后起音变。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实践与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解决生存问题、赢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定植树造林计划、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探索科学护林办法、颁发植树造林政策法规、宣传树木保护方法等方式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在思想教育、发展理念、人才培养、法治思维、资源开发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借鉴。

陕甘宁边区模范治理实践路径探究--以黄克功案、肖玉璧案为例

陕甘宁边区被誉为“模范区”,全面体现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廉政等方面。今以模范治理为路径,以轰动全国的黄克功和肖玉璧两案为例,从其蕴含的价值映照边区治理理念和主张,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提供一些启示。

民众参与:陕甘宁边区烟毒治理的历史考察(1937-1948)

烟毒治理是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烟毒治理的政策法规规定着烟毒治理的制度执行和目标任务。边区政府在唤醒民众治理烟毒动机的同时,动员民众参与社会组织、通过群众大会“痛诉”烟毒,形成了民众参与烟毒治理的运行机制,勾勒出民众参与边区烟毒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边区积极向上的正向社会力量。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深度提炼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色法治基因并加以传承弘扬,是构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边区老一辈法学家探索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法治文明,在批判地继承工农民主政权时期法治经验的基础上,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将巩固革命政权与根据地治理统一纳入法治的轨道,构建了以宪法性法律文件为核心的法律法令制度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民主法治政府,创新实践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资源,由此开创了陕甘宁边区安定团结、和谐有序的社会局面。系统总结梳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镜鉴。

晋陕蒙交界地区晋方言咸山宕江摄舒声字口元音化现象

在晋陕蒙交界地区的晋方言中,咸山宕江摄舒声字鼻韵尾弱化或脱落,部分字与果摄三等、假摄开口三等、蟹摄开口二等字合流。晋方言咸山摄阳声韵的演变承西北方音一脉,咸山宕江摄阳声韵尾的弱化,在唐末宋初已初现端倪,其演变时间应早于北方共同语。从语音演变内因的角度来说,晋方言咸山摄阳声韵尾的弱化,首先是受到低元音韵母的同化作用,其次是由于鼻韵尾自身的原因。同时,音变链移促使主要元音高化,推动韵腹整体向前移动;而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语言接触,也对这一合流现象产生了一定影响。

情理断案、调解与简约治理--以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中心

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模仿西方法治的“据法审判”不同,边区有意识地探索与中国国情更为吻合的司法之路。以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例,由于法律规定的婚姻自由原则相对于边区社会来说过于超前,在实践中引发了不少始料未及的问题,边区在改进立法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司法中的变通方式。在判决中运用情理做出判决的“情理断案”,以及推广相对灵活、不拘法律条文的调解模式,即是边区在司法中进行变通的产物。“简约治理”模式符合当时精兵简政的潮流,以有限的司法资源维持了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它既体现了边区对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也体现了对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模式的反思与改进,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法制道路的可贵尝试。

创建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高质量监管示范区的机制与模式

黄河中游地区是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能源基地,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生态任务艰巨,迫切需要科学、精准、高效监管。针对黄河流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工作面广量大、监管能力不足、传统监管方式时效性不强等问题,提出了在晋陕蒙接壤地区创建水土保持高质量监管示范区的工作机制、模式等:一是创新工作目标,率先做到无违规项目;二是创新合作共建工作体制,构建目标一致、行动自觉、协同发力的工作机制;三是创新内生动力,以自律守约为核心,整体提升水土保持信用水平;四是创新认知提升路径,各级领导、建设单位、青少年、社会公众整体提升水土保持生态文明认知水平与能力,做到知行合一;五是创新高质量评价内涵,全面提升科技支撑水平;六是数字赋能,科学分类管理,创新智慧监管平台,使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工作实现智慧技术指导、智慧跟踪、智慧预警。

扫盲与革命: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

抗战时期,为了扫盲,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推行了新文字运动,而这个运动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然而,新文字运动在陕甘宁边区遭遇了响应与抵制的双重境遇。一方面,新文字易学易用的特征契合了部分农村群众希冀快速实现“文化翻身”的夙愿,受到响应与支持;另一方面,在战时环境下,物质需求远比文化供给更能吸引边区群众,加之字母式的新文字完全迥异于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方块汉字,部分边区群众出现排斥学习的心理。对此,中共通过新文字与汉字并举、干部示范、多样化教育引导等方式进行了调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党与群众的冲突。中共推行新文字的过程,彰显了自上而下动员群众与自下而上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动员逻辑,实现了政党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蒙陕接壤区矿井水中典型污染组分特征及来源

蒙陕接壤区是我国能源兜底保障的核心区域,但是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矿井水,常常含有多种污染组分,只有查清污染组分来源及特征,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地处理利用矿井水资源。本研究在查清蒙陕接壤区地质、水文地质和煤炭开采扰动等条件的基础上,对煤层顶板含水层水文地球化学特征、矿井水中典型污染组分特征开展了研究,并分析了这些典型污染组分的来源。结果表明:蒙陕接壤区根据煤层埋深条件可分为浅埋区、中深埋区和深埋区,浅埋区矿井水来源为煤层顶板所有含水层水,中深埋区矿井水来源为煤层顶板延安组、直罗组风化基岩和完整基岩含水层水,浅埋区和中深埋区第四系和侏罗系地下水中TDS质量浓度均低于1000 mg/L;深埋区矿井水来源于煤层顶板侏罗系延安组、直罗组含水层,封闭条件下长期水岩作用,导致地下水中TDS质量浓度>1000 mg/L,主要超标组分为Na^(+)、Ca^(2+)和SO_(4)^(2-)。矿井水中污染组分包括2类来源:一类来自顶板含水层,长期水岩相互作用导致离子组分进入水体中;另一类来自煤矿井下生产活动,煤岩屑、粉尘、机油等释放,导致悬浮物、氮、有机物等污染溶入水体中。浅埋区和中深埋区矿井水中TDS质量浓度低于1000 mg/L,主要为弱碱性HCO_(3)-Ca型水;深埋区矿井水中TDS质量浓度为1824.00~3684.00 mg/L,Na^(+)和SO_(4)^(2-)离子浓度增加占比最大;地下水进入采空区后,均会进一步发生水岩相互作用,导致Na^(+)、SO_(4)^(2-)等离子浓度出现一定程度升高。大部分煤矿矿井水中COD出现了超标,但是TOC浓度和UV_(254)均较低,矿井水中有机物以悬浮态为主;3DEEM光谱检测结果发现溶解态有机物主要为天然的氨基酸类和腐植质类,各类有机物荧光强度偏低,矿井水中有机污染物含量较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与探索——基于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史料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孕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基因。党在中央苏区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山-林-水-田”是相互影响的共同体的理念,提出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森林培育是农业的基本要素的论断,带领根据地军民兴修水利、广植树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认识,提出森林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并形成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知,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只能遵循必然的规律。党的早期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基因对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经济、环境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乡村的农民心态——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中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农民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对新政权的陌生,面对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政策,往往胆怯害怕、顾虑重重,不敢立即响应,进而严重影响了土地革命的进程。面对这种困境,中共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措施,一是向广大农民宣传、解释中共、红军及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目的;二是严肃革命纪律,树立红军的革命威望;三是宣传土地革命政策,使农民彻底明白革命道理。这些措施打破了农民头脑中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和限制,解除了“落后意识”“糊涂思想”的紧箍咒,使农民明白了革命道理。在此基础上,农民的害怕心理逐渐消退,阶级观念和革命意识日渐增强,由以往的不敢要的害怕心态转变为敢于分配的斗争心态。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胜利,赢得百年党史辉煌的重要法宝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统一战线工作有新的现实要求和时代释义,坚持推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开拓创新,应当以史为鉴。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艰苦卓绝的统一战线探索和实践中汲取智慧,研究革命先烈们坚持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统一战线的系统性、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有助于统一战线更好地围绕国家战略和中心大局贡献力量;有助于统一战线在新时代中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作用。

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及其对乡村教育振兴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为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社会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师资与革命干部,促进了当时边区教育和社会的发展。边区师范学校在教师来源、教师队伍结构、教师待遇与教师培训进修等方面的建设,不仅对当时边区教育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其建设经验也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教学能力与素质水平有着重要的启示。

照金精神的科学内涵及时代价值

照金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思想,结合具体实践而形成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困苦对所形成的革命智慧的高度总结。系统回望照金精神形成的历史,解读照金精神的科学内涵,挖掘照金精神的时代价值意蕴深远。新征程上,继承和弘扬照金精神不仅可以丰富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内涵,更有利于助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青年政治动员策略和现实启示研究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为了把该边区的青年政治动员起来,我党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策略,形成了精神动员、物质动员和体制动员等一套完整且成熟的青年政治动员体系,成功地将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纳入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中,不仅壮大了党的军事力量,加速了抗日战争的结束进程,而且还增强了青年对党的政治认同感,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这些动员策略对指导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