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十九祀免簋历日与王年考

据新见十九祀免簋铭文“隹王十又九祀,正月既生霸庚戌”之记载,可知该器是一件王年、月份、日干支及月相四要素俱全的西周时期重要青铜器。文章在学界判定该器为西周中期之器的基础上,以月相定点说,采用“四分历”的古天文历术为技术手段,考定免簋所载王年与历日应当是:周穆王十九年(前988)正月十五日,正月初一朔日为乙未,实际用历司历应取为丙申朔。

灌溉定额及分配对建植当年苜蓿生产性能的影响

本研究设置了3种灌溉梯度,分别为3 750(W_1)、4 500(W_2)和5 250 m^3·hm-2(W3),且在灌溉量为4 500m^3·hm^(-2)(W2)的条件下,设置了3种灌溉定额分配模式,即刈割前、后的灌水量分别为35%+65%(Q_1)、50%+50%(Q_2)、65%+35%(Q_3),探讨不同灌溉定额及分配对滴灌条件下建植当年苜蓿(Medicago sativa)生产性状的影响。结果表明,苜蓿建植当年各生长性状指标中,叶茎比、茎粗对苜蓿干草产量提高及营养品质改善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生长速度及株高。当灌溉量达到4 500m^3·hm^(-2)时有利于苜蓿建植当年干草产量的提高及营养品质的改善。Q_1灌溉模式能够显著提高滴灌苜蓿建植当年干草产量及粗蛋白含量(P<0.05),降低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含量,进而提高苜蓿的营养品质。

1939年海河流域洪涝灾害的气象—水文—灾害过程浅析

1939年为海河流域20世纪特大洪涝灾害年之一。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及观测资料,从降水过程、洪水过程及受灾情况等方面对1939年海河流域洪涝灾害过程作了梳理,得出以下结论:(1)1939年的洪涝灾害是7—8月份3次大范围集中暴雨导致的,集中降水出现于7月9—15日、7月23—29日和8月11—13日。3次暴雨中心均集中在昌平—紫荆关—中唐梅一带,其7、8两个月份总降雨量最高达到1000 mm以上,向东向西逐渐减小。(2)1939年海河流域诸河径流随着7—8月份集中降雨而出现涨落变化,稍滞后于降水变化1~2天,各河流最大流量和水位出现在7月23—29日集中降水后,并开始涨溢、决口,各河水位至8月底各河上游降雨中止而渐渐回落,9月中旬天津市区各河水位骤落,10月份以后洪水才迟缓退去,而洪水泛滥引发的涝灾一直延续到1940年。(3)1939年洪涝灾害在海河南系和北系都有发生,共造成150多个县市受灾,大部分受灾县市农业减产甚至绝收,被灾耕地面积成数超过8成的县市主要分布在大清河下游沿线、永定河下游沿线和南运河下游沿线靠近天津市的地区。

近50a黄淮海地区降水演变规律

基于ArcGIS平台分析了黄淮海地区1961—2011年生长季降水量和暴雨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指标包括面生长季降水量、生长季降水质心空间位置以及暴雨中心笼罩面积。结果表明:1961—2011年,黄淮海地区生长季降水整体上呈减小趋势,生长季降水量的倾向率为-8.4 mm/10 a;近50 a来,黄淮海地区雨带整体上呈较明显的南移态势,但近10 a雨带呈北抬的特点;强降水事件特性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转变,尤其是近10 a连续暴雨事件影响范围增大。

司马迁生年及相关问题考辨

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文表明 :《博物志》的资料是推考司马迁生年的唯一原始资料 ,也是司马贞、张守节共同依据的史料。据此推算 ,司马迁只能是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而不可能是景帝中元五年。由此推考 ,《游侠列传》等五篇赞语中的“太史公”应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 ,这些篇目的写作应自司马谈始。

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

关于秦汉时期的刍、高禾 税制度 ,现存秦汉史籍记载奇缺 ;自云梦秦简出土 ,始知秦时刍、高禾 税制度之梗概 ;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的出土 ,又使人得知刍、高禾 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 ;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 ,又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高禾

评赵生群“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

赵生群先生是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的持论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司马迁的生年问题连续撰文多篇,颇有影响。然而赵先生在论证过程中存有鉴别史料不客观、以假说为依据、考证缺乏、倒果为因等偏失,延续了前135说的祖述者李长之的错误理念与方法。赵先生以为通过他的努力,《史记》的这一重大疑案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黄琮生年考

《滇诗嗣音集》作者黄琮卒于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清史稿》有确载。但其生年学者多云不详或予以规避。今结合方树梅提供的线索,据曾国藩《黄矩卿师之父母寿序》,知黄琮的生年应为清仁宗嘉庆三年(1798年)。

倪嗣冲与民国初年安徽盐务

民国初年倪嗣冲整顿盐务,改革盐务运销模式,建立相应的盐务机构,加强缉私。这不仅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为其军队获得必要的军饷,而且客观上也利于稳定地方统治秩序和人民生活。他提出的"盐斤加价"案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从中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省级议会权力以及民众舆论力量得到初步的重视。

晚清光绪季年的“己亥建储”丑剧和爱新觉罗·溥儁的“大阿哥”之“立”与“废”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虽然形同囚徒,但慈禧太后总感到他还占着皇位。为了杜绝光绪帝的东山再起,慈禧太后册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尔后即导演了一幕"己亥建储"的丑剧。端郡王载漪等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仇恨洋人的心理,怂恿义和团为他们火中取栗。故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对于载漪一家人的宠信一落千丈了,载漪及其胞弟镇国公载澜均被处以"夺爵"和发往新疆充军,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两宫"自西安还都(北京)途中行至开封时,慈禧又下了道谕旨撤销了溥儁的"大阿哥"名号。出宫后的溥儁,身遭冷遇,又无力自谋生活出路,于是积忧成疾,迨至1942年他终于病死在其内兄塔王府侧栖身的小屋之中。

略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版本问题

南宋李心传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是研究南宋历史的必备典籍,该书直接或间接引用的书籍、篇章多达550种左右,对于古籍整理工作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但是今天较为通行的两种《要录》版本即中华书局本和四库全书本尚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中华书局本,不仅有大量缺文、缺字(词),而且有不少地方人名、叙事文字讹误,加之断句不当,极易误导读者。为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完善的新版本,以提高《要录》一书的利用价值,亟待比对不同版本对其进行校勘整理。

龚自珍诗廋词隐喻的语言策略

运用廋词隐喻之法是龚自珍诗歌写作中的一种语言策略,既是对古代诗歌传统中这一成分的沿用与延宕,又是对文字、言语的深入思考后践行尊情说的一种抉择,而在戒诗前后诗作的对比中,展示了超越前人的特色与风格,更可凸现龚自珍这一语言策略在传统基础上的独创建树和崭新审美价值。

盛衰的思考——论龚自珍《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是龚自珍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游记记叙文。文章通过两次运用对比手法,含蓄地揭露出国家初露败迹的现实,表现了作者对社会初露败迹的清醒认知。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初秋"这一意象。龚自珍此文中的"初秋"不同于诗文中常见的"秋"意象,"初秋"代表变革的可能和国家转变败迹的希望。作者锐意进取的勇气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就集中体现在此意象的营造上。通过分析此文还可以窥探出龚自珍运用记叙散文映射社会现实、思考社会问题的规律。

辛亥革命与民初江西新教育制度的确立

辛亥革命对江西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民初江西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初年,江西地方政府通过采取落实教育部颁发的新教育宗旨,建立与完善教育行政机构;推行视学制度,加强政府对教育教学的监管;积极筹措经费,缓解教育资金不足等措施,新的教育制度逐步在江西确立。

三十多年来陕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管窥

三十多年来,陕西学界致力于立体式打造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在专著、论文和大型集体攻关项目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充分证明了"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建议的正确性。在文化兴国、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陕西学界应从以下三方面加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建设:一是培养后续人才,引进学科带头人;二是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继续建立完善"《史记》学";三是充分调动政府、高校、民间各方力量,形成一批高质量的创新成果。

从1914年蝗灾看民初安徽治蝗技术与政策——以《倪嗣冲函电集》为研究对象

蝗灾是安徽省主要农业灾之一,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关注。民初安徽治蝗只是沿用传统技术,未有创新,但因主政安徽的倪嗣冲重视治蝗,以行政手段推行治蝗技术,命令各地积极治蝗,并把治蝗效果与官员业绩联系在一起,地方官不得不谨慎捕蝗。

己亥年白术厚朴汤在慢性肾脏病中的临床应用

慢性肾脏病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肾脏结构和功能障碍(肾脏损伤>3个月)的一种慢性进展性疾病,影响全身多个系统的生理功能。导师司廷林基于五运六气理论,研究己亥年(2019年)运气特点及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发病特点,将六己方白术厚朴汤运用到慢性肾脏病的临床治疗中,取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为慢性肾脏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不同耕地类型与不同复种模式对饲草产量的影响

在陇东黄土高原的川水地、塬地和山坡地,分别进行了6种粮食-饲料作物的10种不同栽培模式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耕地类型复种模式鲜草产量差异很大,在同一耕地类型中,秋播冬小麦鲜草产量均低于冬大麦,冬小麦鲜草产量水地最高,为52.57 t/hm2,而山地最低,为33.66 t/hm2,冬大麦鲜草产量水地最高,为75.19 t/hm2,而旱塬最低为52.61 t/hm2。春播的复种中,水地冬小麦—糜子产量最高,为82.35 t/hm2,而旱塬冬大麦—燕麦产量最低为13.98 t/hm2。但在所有耕地类型所有复种模式中,总鲜草产量最高的是水地冬大麦—糜子,为154.66 t/hm2,而旱塬冬小麦—燕麦最低,为62.10 t/hm2。不同耕地类型不同复种模式饲草干草总产量不同,干草总产量以水地冬大麦—糜子最高,达到33.88 t/hm2,而山地冬小麦—荞麦最低,仅为16.84 t/hm2。

《亥年新法》引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考

《亥年新法》常常引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内容,以表现区别变化。考察《亥年新法》对《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引述情况分为四类:基本照搬原文、节选原文、总结内容、合并法条等。值得注意的是《亥年新法》中个别引述内容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所无,可以补其缺。

西夏文法典官军抄袭任考释

西夏文法典《亥年新法》卷十甲种本中官、军、抄袭任内容目前学界尚未对其进行释读,经过整理翻译,发现此部分内容既对《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官军敕门》的内容有所继承,又与其有所区别。具体表现为西夏晚期在袭任官、军、抄时,更加凸显大姓情愿的因素,且可以袭任的亲属范围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