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晋察冀边区与河北省域抗战史研究为例

构建中国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及其立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是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中国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两重性质”即抗日与民主(反帝,并伴随着反封建)和“双重目的”即民族独立与建立新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并伴随着开创新中国),决定了区域抗战的本质及其战略总目标(在抗战中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这是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的关键所在。唯有站在中华民族抗战与中国未来前途的新视角、新高度,聚焦中华民族抗战与国内民主改革之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并在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抗战史观的同时,真正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与碎片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扫盲运动研究

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抗战胜利,在特定的战争形势下,必须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抗战中,但是边区大量文盲的存在却阻碍了政策的推行。因此,开展扫盲教育便是对群众进行抗战动员与宣传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推行扫盲运动的过程中,边区政府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种方式的群众教育活动,不仅使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落后的风俗习惯,而且也实现了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需要。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话语建构——以冀鲁豫边区戏剧工作为例

戏剧工作是一种重要的宣传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抗战动员话语的有效形式。中国共产党在冀鲁豫边区通过领导戏剧工作建构抗战动员话语,构建出了“控诉敌人侵华暴行”“激发军民抗战斗志”“动员边区民众参军参战”的抗战动员话语。中国共产党在冀鲁豫边区通过戏剧建构的抗战动员话语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即以明晰革命任务为前提,以阐明革命依靠力量为策略,进而实现抗战动员话语与大众话语交流互动的目标,以此强化了边区军民的爱国情感,强化了民众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达成了全民参与抗战的共识,在此过程中使民众支持抗战、拥护抗战。

印度军方的中印边界战争记忆及其问题

印度军方最初的中印边界战争失败记忆是极其苦涩的,这种记忆既来自于战场上人员死伤被俘、军事溃败逃亡等恐慌体验,也源于印度国内各界批评、嘲弄、追责等屈辱感受。随着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氛围的变化,印度军方开始重构战争记忆,竭力塑造战争受害者身份和英勇抵抗者形象。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既推动了印度的国防建设和安全体制改革,也在印度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和传承。然而,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长期遭受异议和质疑,存在接受程度有限问题。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工作论析

1943年,为解决政出多门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依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开始了以确立根据地各级党委对同级及以下政府、军队与民众团体绝对领导权为核心要旨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工作。党委领导下一元领导体制的建立,既解决了根据地政出多门的问题,又使各部门在党的领导下积蓄了抗日力量,巩固了根据地,扩大了解放区,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灾民安置工作述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发生自然灾害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采取各种救济措施安置灾民。主要通过粮款救济、以工代赈、把灾民迁移到别处及给予额外抚恤的方式等,保障了灾民的生产生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这段救灾史,可总结出一些对现今仍有意义的经验和启示:物资供应的基础上不忽视心理、精神上的关怀;确保救灾钱物公正分发、合理使用;与其他部门形成救灾联合机制,并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灾民安置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灾民安置工作。

陕甘宁边区识字组研究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工作面临着外部环境和现实需求的双重压力。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边区积极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教育活动。鉴于农村人口分散、无法设立学校的情况,识字组成为社会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识字组将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员组合在一起,指定小组长,赋予他们监督和推进识字的重要职责,通过专门辅导培训,普遍采用“小先生制”的教学方式,从家庭邻里扩展至街道巷口,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利用任何空闲时间,随时随地进行教学活动,推动了教学互动,为实现教育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提高群众文化素养、政治意识、促进生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组织与生产: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抗战期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困难局面。为渡过难关,晋察冀边区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组建领导体系、扩大宣传动员、补充生产资料为手段,战胜了严酷战争环境和恶劣灾害。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积极投入生产劳动,使晋察冀边区真正做到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个人、他人与社会:晋察冀边区青年动员方式的实践进向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青年动员围绕“个人、他人、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巧妙运用动员技巧,广泛开展诉苦运动激发青年自觉意识、树立民众典型激发青年自主意识、运用竞赛效应增强青年自信意识。通过对青年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激励话语引导、活动氛围营造、互动交流沟通,广大边区青年在自觉、自主、自信意识的觉醒中投身抗战浪潮,有效助力了抗战救国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

朴素与摩登:抗战时期延安军民服装中的审美观念与设计思想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相当匮乏,这种情况既源于大西北的自然条件,同时又受到战时环境的影响。如此,陕甘宁边区军民在服装方面呈现出朴素的审美观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设计方面则体现为3种设计策略:一、量体裁衣——以节约为中心的设计观念;二、知识分子影响下的自发性设计改造模式;三、同一性与多面性的灵活设计方法。延安的个性与时尚是有限度的,但也是弥足珍贵的,由此可以看到在那个艰苦的岁月中,延安人民群众的乐观精神和设计创新精神。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农会建设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会作为晋绥边区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力量最大的群众组织,重组了边区农村的权力结构,让农民逐步成为农村真正的主人。农会在政治上广泛吸引农民参政,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在经济上进行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军事上动员农民承担战勤服务和积极参军,有利地推动了边区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广大农民的力量开展晋绥边区的建设工作,不仅从实践层面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影响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非党干部政策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陕甘宁边区建设以及边区干部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优秀非党人士进入边区政府与各事业机关任职,先后制定包含任人唯贤的选拔标准,保证非党干部的有职有权,设立非党干部管理机关,确立非党干部的待遇,开展非党干部的教育等方面政策。呈现出坚持严格选拔与大胆使用相结合,思想引导与制度管理相结合,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鲜明特点。这些非党干部政策巩固了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边区的发展,加强了边区的干部队伍建设,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望与地位。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全民族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不但在执行中共中央政策中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任务,更是中共践行“局部执政”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加强陕甘宁边区政治工作是面对的首要任务,也决定着西北局其他方面工作的成效。西北局通过贯彻落实《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三三制”原则指导下推进边区政权建设、推行边区精兵简政和组织开展边区防奸锄奸工作等重大举措,把边区的政治建设推向新的阶段,使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区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民教育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农村文化落后的现状,紧扣党的中心工作和边区各项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农民教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赋予了农民教育全新的使命,拓展了农民教育的思路和内容,大大推动了边区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农民教育各项措施的实施,不仅助推边区社会进步和民主政权建设,也对保障抗战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创造了战时农民教育的成功实践模板,为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当今的农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迪。

陕甘宁边区林业发展史研究(1937—1950)

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的摇篮,其政权领域内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取得的成果、建设经验等对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均产生了长远影响,对现代来说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历史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林业(1937—1950)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包括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域的演变、边区的林务机构及主管部门、边区的自然环境与森林的关系、边区原有的森林资源、边区政府的林业政策和法令、边区的林业建设、南泥湾垦殖、陕甘宁的农林教育及教育方针大讨论、陕甘宁边区主要林务人员简历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的完成,说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乡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

明代北边战事与长城军事聚落修筑

在影响明代长城军事聚落修筑的众多因素中,军事战事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运用史料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明代北边军事战争与军事聚落修筑间相互关系,确定两者的相关程度及影响机制,可以更深层次地发掘长城军事聚落的分布规律和规划思想,为解释明代北边军事防御体系的历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婚问题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了婚姻制度改革,其中军婚不同于普通婚姻,处理军婚问题时既要考虑到保证前线战士的抗战积极性又要照顾到因丈夫长期不在而产生不安情绪的抗属,若处理不当极易影响边区政权稳定。边区政府为解决军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时期的军婚改革实践推动了边区民主建设进程,为现代军婚的确立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改良

抗战爆发后,面对落后的农业经济,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确立一系列战时农业改良政策,并从五个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农业改良。这不仅促进了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而且保障了战时军需民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改良促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为当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