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cal Medical Exchanges Following the Co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Coexistence and Mutu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med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analyzing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s in the world.It presents a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s through mutual exchanges.It also provides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history of their exchanges can be used as a mirror for each to learn from the other’s strengths to offset their own weakness,and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Such balanced development would enable the world’s medicinal systems to thrive and protect the health of people worldwide.

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更新对策及实践——建筑及用地再利用评估

建筑和用地,是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重要对象和核心资源,其再利用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更新实施的关键对策和重要途径,对历史文化街区文化保护、活化传承、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但对于建筑和用地再利用的研究大量基于定性分析,定量评估研究较少,科学性不强,落地实施困难。因此要分析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关系、街区更新突出问题、更新方法的特殊性,聚焦建筑再利用和用地功能置换两个要素的可行性定量评估和潜力识别,从方法论上探索街区品质提升的实施途径。

历史记忆、仪式实践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滇西地区邓子龙信仰研究

历史记忆与仪式实践是联结区域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明朝中后期,中缅边境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参与了抵抗缅甸入侵的战争,而奉命出征的邓子龙及其“平定边乱,保卫边民”的靖边史也成为滇西各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当地傣族、布朗族和汉族分别将邓子龙传说嫁接到各自的文化图式中,集体围绕邓子龙信仰举行“拜大关”“祭神刀”等仪式活动。从历时性的视角看,明代以来形成的邓子龙信仰为滇西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纽带;从共时性的视角看,滇西地区各族人民通过邓子龙信仰以及共建文化景观、共祀靖边英雄、共享庙会节庆,促进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德人文交流的历史演进、发展特征与影响因素

人文交流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德人文交流经历了关系起步、快速发展、全面升级、波折前进四个发展阶段,具有对等性、互补性、可持续性的总体特征,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发生动态变化。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为进一步发挥人文交流的重要作用,中德双方还需加强人文交流的长期规划,并将其落实落细,注重突出中德文化的共通点,强化德国对华认知中的积极因素。

藏文■词义演变与元代蒙、藏文化交流

文章通过对藏文文献中“■”(史册)及相关词汇意涵和形成年代的梳理,对比蒙古文等多语种文献中“debter”等词汇之含义,认为藏文“■”一词大约出现于14世纪的藏文历史文献中,并且经历了从“■”到“■”的书写形态的变化过程。其内涵则渊源于13世纪的蒙古词汇“debter”,不仅具有册子、账本、文件等意义,而且还用以指代史册、史籍等。“■”一词的词义演变过程,及其与蒙古文相关词汇语义之关联,体现了蒙古文化因素对于藏文历史写作和文化观念的强烈影响,是13世纪中叶以后西藏地方与蒙古及元朝中央在政治、历史文化关系方面的一种现实写照和重要表征。

侯官刻书文化历史特征探析

侯官是古代福建除建阳、四堡之外的另一重要刻书地区。侯官刻书具有独特的历史特征:持续时间长,发轫于五代,历经千载而未衰,至清末仍有大量刊本;刻书体系完备,宋元明清时期官刻、文人家刻和寺观等民间刻都相当发达,到清代中后期坊刻亦大兴;官刻和寺观等民间刻资金充足,刻书往往规模浩大,雕印精良;侯官刻本在对外文明交流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宋代开始就有侯官刻本流播海外,元末明初侯官刻工东渡日本、技术输出,清代“福州刻琉球本”的刊行成为中琉文化交流的见证。

全球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自出版以来,在国际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全球视角为人们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框架,打破了中外传统世界通史编慕的局限性。《全球通史》在谋篇布局、结构、研究方法、观点方面有颇多创新,同时也存在抑中扬欧、否认中国文明的本土起源、对弱势种族关注不够等问题。

《明纪编年》与朝鲜英祖朝经筵

《明纪编年》十二卷,题钟惺撰、王汝南续补,或是假托钟惺之作。《明纪编年》在清初被刊刻后,获得广泛传播。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明纪编年》遭到禁毁。该书传入朝鲜王朝后,成为肃宗和英祖时期的经筵教材。尤其英祖时期,君臣于经筵中研读和讨论《明纪编年》,内容包括选贤任能和改革弊政、阐述为君之道、讨论朝鲜王朝弊端和评价崇祯君臣等,目的是以史为鉴。《明纪编年》在中朝之间影响的差异是当时中朝不同政治状况的反映。

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论略

自公元前1044年始至1926年中国与朝鲜的诗歌交流持续约三千年,参与的诗人数千位,创作了数万首诗歌。中朝的诗歌交流无论从时间上的持续还是空间上的跨越,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文学现象。从纵向来看,可以分为西周至东汉末、魏晋南北朝至宋末、元代至清末、光绪乙巳至民国十五年四大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咏史诗为主,第二阶段以追和诗为主,第三阶段以使行诗为主,第四个阶段为朝鲜遗民金泽荣在中国的交流诗。从横向来看,诗歌交流包含着十类文献:唱酬、献赠、追和、咏史、题咏、事迹、诗人、诗集、评价、制度背景。从国际上看,相较于东亚的日本、越南、琉球,朝鲜的诗歌交流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特征。

基于区块链的数据交换激励机制研究

随着大数据的不断发展,数据的收集和共享得到重视,产生了大量数据交换平台。然而大部分平台将重点放在数据安全与用户隐私的考量上,从而忽视了用户交换意愿方面的问题——实际应用中用户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的动机而少有交换意愿。针对该问题,构建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数据交换激励框架,提出了一种基于历史贡献和当前贡献的数据交换激励机制,一方面从历史维度考量用户的过往表现,另一方面从当前维度考量用户的实时贡献。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验评估,结果表明该激励机制能够有效起到长期激励用户进行积极正向数据交换的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的重大突破——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叙述中华民族史,既摒弃了传统王朝断代史的局限性,又超越了各族族别史的片面性,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的重大突破,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的全新范式。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叙述中华民族史,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优势,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独特性与优越性,破解了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若干重大问题。

北魏王朝推广佛教音乐的作用与影响

北魏王朝大力推广佛教音乐,彰显出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佛教音乐在北魏获得广泛传播,成为北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魏统治者通过营建佛寺、举办法会、派遣使节等措施,促进了佛教音乐与本土音乐的融合,丰富了民众的音乐生活。佛教音乐的传播为民族大一统奠定了文化基础,形成于北魏时期的佛教音乐体系为后世佛乐发展奠定了艺术根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朝鲜王朝林象鼎《林氏历代史统》之史学特色

18世纪初,朝鲜王朝学者林象鼎在书筵以《少微通鉴节要》为启蒙教材教导世子学习中国古史的过程中,发现该书不能完整叙述事情的前因后果,为此萌发了以纲目体例重新整理中国历代古史的愿望。他以中国历代通鉴类史书为底本,以朱子正统论为确立中国正统王朝的标准,整理了上起上古帝尧陶唐氏,下至明崇祯十七年的中国历代通史,编成《林氏历代史统》。编撰过程中,林象鼎较之中国通鉴类史书更为遵循朱子《纲目》凡例,强调正统论。这表明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正统论成为朝鲜儒学界倡导尊周思明的理论武器,而确认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性,实际上也就是确认朝鲜本身作为“小中华”的正统性。

唐宋时期别史文集中南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针对当前学界多就单一别史文集进行研究的现状,本文选取唐宋时期别史文集进行集中分析讨论,其关于社会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历史表现形式,有力阐释了历史上民族“三交”的历史生成逻辑,并表明历史上促进民族“三交”的因素与王朝的因俗而治、广开商贸、科举兴学等举措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民族地区渐归汉地、渐慕华风、渐习汉语等自身因素密不可分。南方民族地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表现及成因,正是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写照与历史确证。

从丝绸之路研究看日本学者的文明交往史视野

日本学者在丝绸之路研究中,以发展的和联系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问题,提出了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求道之路”等许多有益的观点,强调文明交往的意义、作用与价值,探索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各个不同文明体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使用东方本土材料,以东方人的史观观察东方社会在生生不已的交流中发生的变迁。日本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非常复杂,既有比较纯粹的学问学术,也有为现实政策服务的种种努力。对日本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应该采取批判地借鉴的态度,既不能盲目模仿与崇拜,更不能削足适履。

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中外学前教育交流

作为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学术团体的主力军,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创设与发展顺应了近现代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该社成立后,非常重视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将其视为主要工作,通过召开年会、创办《儿童教育》社刊、举办学术演讲、组织赴外考察等多种途径,搭建起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桥梁。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宣传了国外学前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最新动态,更新了国人学前教育的理念,推进了学前教育的实践发展,提升了中国学前教育的影响力。

基于历史角度对贵州省习水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分析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不断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以及经济的发展,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路径。习水县民族人数占比少,但成分多元,能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研究场域。从历史角度来分析习水县各民族的形成、经济、文化、族际通婚等方面,来了解习水县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更深层次的理解其发展规律以及了解到历史上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的研究与实践,从而能够更好的制定针对各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进一步做好该地区的民族工作,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古代钱币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影响

中国古代钱币文化既包含艺术观、宇宙观、政治经济观、技术观等方面,也包括流通、制衡、历史、传播和影响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儒家文化、经济贸易、科技发明等则为中国古代钱币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技术与钱币文化的对外传播影响应是双向互动的,只是这种互动往往是“我强他弱”,其意义和价值在于用古代钱币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影响力,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