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写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之际

到1950年1月底,中苏关于同盟条约以及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谈判基本结束,其结果都是斯大林被迫作出让步。在此期间,特别是此后的谈判中,苏方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希望能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弥补其"损失"。这主要表现在双方有关苏军使用中长路、补充协定、股份公司、专家待遇和汇率等问题上。尽管中方在后期谈判中作出妥协,斯大林还是在中苏外交谈判之外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其后果很可能使中苏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浅析1945—1946年间《大公报》的反苏言论

抗战期间,《大公报》是享誉世界的中文报纸,它的言论对国内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国共两党都极其重视的舆论阵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以及《雅尔塔协定》的公布严重损伤了《大公报》的民族感情,《大公报》对苏联从不满到抨击,并且否认共产党对东北主权的接收。这其中既有爱国主义热情同时也欠理性的分析,还带有明显的阶级偏见。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重庆谈判的缘起

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关于远东问题秘密协定的延伸,标志着美苏大国的力量卷入了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之中,国共重庆谈判则成为美苏大国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折射。毛泽东亲赴重庆既体现出战后美苏力量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支配,同时也体现出了毛泽东对这种支配的抵制。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评述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版)作为沈志华的一部力作,其大量援引新解密的中、苏档案以及朝鲜战争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和访谈资料,打破了从美、苏争霸角度探究朝鲜战争的研究传统,理性地站在中国的角度剖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朝鲜战争间的关联,阐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在美、苏二强争霸国际格局中“一边倒”的考虑与对策,并就决策过程中的出兵、统率、与朝协作等若干问题作了细致分析,提出了新的观点。

二战后从国际关系变化透视中国共产党策略选择

二战后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美苏等国都意图在中国攫取各自的最大利益,不惜以直接或间接地方式介入中国的政治角逐场,试图通过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中国的政治进程施加最有效地影响。共产党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局面,充分利用国际关系的矛盾性与复杂性,领导人民在夹缝中生存,在妥协中斗争,以坚强的精神和意志,超凡的智慧和胆识,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革命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革命形势天翻地覆,最终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夺取了全国的解放。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

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关系,标志着中苏关系从此走向一个全面合作的历史时期。通过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比较来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双方在充分协商、积极对话的基础上产生的,所强调的不仅是同盟,更是互助与合作。

1945年中苏谈判前国民政府围绕雅尔塔密约的外交交涉

为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在未得中国同意的情形下,美苏英达成了牺牲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中国曾通过多种渠道探听雅尔塔密约的内容。顾维钧通过和李海的私人关系,在赫尔利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通报之前,已经得悉密约的准确内容。在宋子文与美方商议对苏谈判方针的同时,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亦就中苏谈判的前期工作进行了多次谈话。在筹备即将进行的中苏谈判时,宋子文、顾维钧等曾密议以战后民族解放潮流的高涨阻止苏联对华主权的侵犯,顾维钧进而建议尽量拖延中苏谈判。美苏两国都在关注中国赴苏代表团人选,顾维钧在临近出发的时刻被排除在大名单之外。

顾维钧与“控苏案”

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控诉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案,是在其将要失去中国大陆的背景下作出的,目的是获取国际同情,为其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作外交上的辩护。顾维钧在"控苏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一方面运动美国相关人士;另一方面,以驻美大使的身份积极联络相关国家,促其在联大支持"控苏案"。随着冷战初期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美国也积极支持"控苏案"。"控苏案"最终在联合国通过,得益于朝鲜战争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