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李世寿墓志》与唐初宗室治理交州论考

汉唐时期交州是中央王朝开拓经略南部边疆和海洋的重镇,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安危密切相关。六朝至唐初交州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而复杂。新出《李世寿墓志》记载了唐初皇室成员李世寿出任交州都督的背景和经历,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于交州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唐初中央先后委派了至少6位皇室成员出任交州都督,同时又通过增派御史、黜陟大使等以加强对交州地区官员的监督和查处,其结果既使长期以来困扰中央王朝的交州吏治问题得到很大的改观,也为唐朝对交州地区的有效治理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繁盛发展创造了条件。

晚唐至元初绘画作品中“单肩包”的样式、功能及其发展的社会因素

在中国服饰史上,与腰间悬挂系结的荷包、荷囊等小型包具相比,可供肩挎的、现代意义上的包则出现得较晚,元代之前几乎没有实物发现。文章基于晚唐至元初的绘画作品,从使用者身份的角度,探讨了这一时期的“单肩包”,具体又包括“单肩挎包”及“斜挎包”的样式及功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促使其发展的社会因素,认为其发展与传教之需求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丝路之宗教文化、胡汉文化交流的产物;除此,亦受到蒙元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

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肯定其“忠贞”精神,赞誉其诗“气质高丽”;到褒扬其忠正、赞美其诗才,却抨击“礼乐之道,坠于斯文”;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不虚美”“不隐恶”,又斥责其诗“婉丽浮侈”。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

基于明初医籍征引朱丹溪医论考察丹溪学派早期文本生成史

[目的]考察丹溪学派早期文本的生成过程。[方法]明初楼英《医学纲目》、刘纯《玉机微义》等医著中,多有引用丹溪医论。将此部分医论与丹溪著作相比对,辨明异同。并运用“文本生成论”的文学研究方法,分析丹溪著作与明初医籍征引的丹溪医论存在差异的原因,论证丹溪通过“改定”自己的“稿本”,确立为“定本”的可能过程。再考察文本的物质载体与流传途径对文本生成的影响。[结果]《医学纲目》《玉机微义》等明初医籍征引的丹溪医论,与丹溪著作互校,可发现前者存在佚文与异文,显示当时有多种形态的丹溪医学文本流传。“佚文”或为弟子所记丹溪授徒语录,“异文”则是丹溪医论的“草稿”状态。丹溪现存著作或正是由“草稿”经过文本改定所形成的“定稿”。医籍的刊刻与传播也使得丹溪学派相关文本在元末明初基本定型。[结论]丹溪学派早期文本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考察丹溪学派的建构过程、丹溪医学思想的衍变,都应考虑这种文献与文本层面的变动。

初唐四杰的“文原五经”观

初唐四杰是活跃于唐高宗、武后时期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初唐四杰虽年辈略有不同,但其生活道路与思想观念却十分相似,其文章本源论也大略相同。初唐四杰所说的“文章”,既包含篇制短小的诗、赋、论、记等单篇作品,也包含篇幅较大的经、史、子等类著作。在文章本源这个问题上,初唐四杰一致认为“文本于经”,即后世文章皆起源于儒家“五经”。初唐四杰“文本于经”的观念,是由他们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所决定的。在初唐四杰的引领下,初唐文风始变,大唐之气象风格始见。

丝绸之路视域下初唐时期女性窄袖形制研究

初唐时期流行的窄袖衫闪烁着独特的风格,得益于丝绸之路上不同风俗文化和审美意趣的交流碰撞。本文在丝路视角下,采用相关文献与图像互证的方法,针对初唐时期女性窄袖衫的外观形制进行多重分析。首先,对窄袖衫外观形制进行比较处理;其次,总结初唐窄袖的结构图谱。研究认为,窄袖体现了“胡”汉文化的交流以及北朝晚期到初唐时期服饰的渐趋融合态势,也是对当时“胡”汉融合的态势以及文化认同的变化反映。对初唐女性窄袖衫的形制进行解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初唐北疆纪行诗的艺术风貌

初唐北疆纪行诗,是指初唐诗人在中国北疆地区巡游、出使、行游、入幕、参军、征战等活动中记录和书写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的诗歌作品。身份不同、赴边目的不同的北疆纪行诗人,其作品主题内容多种多样,艺术风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五言诗为主要的诗歌体式,鲜明的写实倾向,集中体现唐诗的风骨之美。初唐北疆纪行诗用独特视角给文坛带来了新鲜活力,其文学史意义在于,扩大了唐诗的表现内容,提升了唐诗的审美品格,达到了声律风骨兼备的艺术效果,初步实现了南北文学的融合。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浅析唐朝前期对吐蕃实行弹性防御的政治军事原因

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发展壮大后与唐朝争夺河西走廊,威胁到唐朝的西北国防安全。咸亨元年唐朝与吐蕃交恶,唐朝一开始采用进攻战略,但唐军在大非川与青海之战失败之后,面对西北国防线上步步紧逼的吐蕃政权,随后采取了弹性防御的战略。咸亨元年到天宝十三年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的政治军事原因是多样的,唐高宗时期吐蕃崛起,对吐蕃的军事外交失败使得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内乱影响着唐朝在陇右道实施弹性防御战略;均田制瓦解带来的兵制改革为唐玄宗时期实行弹性防御战略提供战力支撑,同时唐玄宗时期国力达到顶峰为实现兵制改革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蔡松年与金本土文化精英的形成

金以武力立国,多强兵猛将,但不修文史。作为北方地区的实际统治者,金在政治上虽与南宋并立,但其政治制度、经济建设以及文化精英都远不及对方。金建立初期尚未有文字的出现,故借才于辽宋来发展自己的本土文化,此为“借才异代”。蔡松年是“借才异代”中官职最高者,其先从政治礼教方面奠定了金立国之根本,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使金初步摆脱蒙昧落后的状态。蔡松年经历田瑴党狱之后打破了金初宋人与辽人分庭抗礼的局面,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蔡松年作为早期文坛盟主,其子蔡珪又引领“国朝文派”文坛,蔡松年的文学创作直接影响了金本土精英群的崛起,为金土生土长的精英崛起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学习范本。在金初文化肇兴、培养金代本土化精英的过程中,蔡松年居功甚伟。

论初唐皇室对皇子的诗歌教育

初唐皇子不仅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也是频繁参与宫廷诗创作的诗人群体之一。他们在《全唐诗》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篇章,为唐代文学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初唐皇室重视培养皇子的诗歌创作才能,主要通过聘请优秀诗人担任府僚或教师、编纂系列类书供皇子检事缀文、频繁组织聚会为皇子提供文学平台等方式,提高皇子的诗歌创作素养,锻炼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技能,使他们成为合格的诗人。

清末民初小学语文教科书插图的主题演绎与意义生成:图像学的视角

具有现代意义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始于清末,适逢插图发展的繁荣时期。研究清末民初的教科书插图对于释放图像在教科书中的育人价值、提升教材质量意义重大。插图既具备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所负载的文学和美学价值,又具有教化功能。基于美术史研究中的图像学理论建立分析框架,并对中国近代教育资源数据库收录的258册清末民初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6760幅插图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清末民初的语文教科书插图在弘扬传统美德、传递民族精神、促进五育融合、呈现社会风貌以及塑造儿童价值观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今后的教科书插图设计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初唐诗歌修辞的继承与新变

初唐诗歌推陈出新,基本奠定了唐诗的总体发展格局,在语音修辞、句法修辞、篇章修辞等方面,继承了前代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和进展,在诗体修辞、风格修辞等其他方面也有新的转变,从而和为唐诗创作的兴盛革新准备了必要的修辞基础和条件。

政治困境与文治思想:论金末元初文学“宗唐”观

“宗唐”是元代重要的文学观念,其背后有着复杂的话语机制。北方士人“宗唐”各有目的。金末士人渴望复兴金朝,希冀通过“宗唐”复古的途径,吸收唐宋文脉所重视的“风雅”“仁义”的儒家思想,达到风上化下的文治目的,重建“小尧舜”之荣光。元好问作为金元之际的重要士人,前承其师赵秉文,后启元初士人。元氏为了延续中原文化,他围绕儒家之“诚”建构文学“宗唐”观,认为“唐”文学是儒家六经思想的后继者,唐以后之士人可通过文学“宗唐”往古追寻圣人精神思想。元初士人希冀于蒙元朝中建立起以传统儒家为主导思想的国家,推动蒙元文治建设,把“王道”等儒家思想作为“宗唐”观之内核,视文学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一环。

朝鲜朝初期文人群体的唐宋诗观研究

唐诗与宋诗的分别传入,使朝鲜诗坛掀起了对唐宋诗审美特征、取法侧重的讨论。总体而言,朝鲜文人群体对唐宋诗的认识与取舍并非绝对地“宗唐”或“崇宋”,往往具有唐宋兼学和交融的特质。即,唐宋诗同为最高典范,文人学诗需在唐宋之域内。但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他们对唐风宋韵的理解不断深化,遂提出以“气”来分唐界宋,且其诗文作品亦呈现出不同的创作倾向。之后,随着海东江西诗派等学宋派以及南孝温、金时习、金净、李胄等学唐先驱的出现,朝鲜朝文人对唐宋诗态度的转变在15世纪末逐渐凸显出来,其围绕应当“学唐”还是“学宋”见解各异,争执不休,为朝鲜朝中期“唐宋诗之争”的正式形成奠定基础。

出逃与应募:官民互动视角下的唐前期逃户治理

逃户问题贯穿唐朝始终,逃户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以安史之乱为界,唐前期逃户出逃的主要目的就是逃避税役。武后至玄宗即位初,府兵制下沉重的兵役负担迫使百姓纷纷走上逃亡之路。但至开元天宝时,相当一部分逃户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募兵制下的兵士,职业化的召募制逐渐取代义务性质的征发制成为主流。逃户与国家在兵役承担问题上的互动,揭示了唐前期逃户治理与兵制变迁的内在联系,即兵制变化为逃户治理提供思路。这二者变革的根本基于唐王朝力图将流动人口纳入国家赋役管理体制下的统治理念,在此理念指导下,逃户与官府最终实现了良性互动,唐王朝国家机器得以有效运转。

昭陵碑志与初唐女性文学考论

昭陵女性碑志从文本格套、史事记录、作品遗文等方面揭示了初唐女性文学的多维面相与丰富内涵:首先,对女性文学的记录颂扬是碑志性别书写的格套化环节,这是女性创作实际与男性书写视角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次,碑志提供了初唐宫廷女性文学养成与应用的史料信息,两者共同指向初唐女性文学的政治面相与功利实用;最后,燕太妃碑中的涉佛铭文是初唐女性文学的重要遗文,更是武后融汇文学、宗教资源以行使和宣扬权力的实物见证。

清末民初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演进及嬗变评析

1922年《壬戌学制》正式改称实业教育为职业教育,改旧制甲种实业学校、乙种实业学校为职业学校。以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并非仅为名称上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对职业教育内涵、功能以及地位认识的不断深化。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与当时社会主导思想的变化、职业教育家自下而上的推动以及欧美职业教育思潮的影响相联系,这一历程加强了职业与教育、社会及个人的联系,变革了劳心胜于劳力的教育传统,并借助学制的改进推进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