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长安城遗址出土建筑材料简论

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和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都是利用汉长安故城营建新都,后赵也在长安城内做过较大规模的建设。本文利用十六国、北朝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参考其他遗址及墓葬资料,分别对长条砖、板瓦、筒瓦和瓦当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并对它们的时代做了推定。

关于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出土的一些器物

本文对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常见的铁片形器、铁钩形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它们分别是地券、铭旌及旐的竿首,这些认识对探讨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有重要意义。

十六国北魏初期的王言与中古北方文学传统的生成

王言作为一种文学文本,承载着中古北方文学特有的观念和精神。王言对国家、帝王权力的展现,成为北方政权争取正朔之利器,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北方社会地位最高、最具代表价值的文学样式。王言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和制度化写作奠定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经由北朝历代一直延续至隋代,形成了悠久的文学传统,一是中古北方帝王亲撰王言;二是王言成为北方文人奠定文坛地位和突破仕途之捷径;三是北方王言形成了宏壮贞刚的文风,并对南方王言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其修辞技巧的提高,使得南方王言从原先行政工具的地位中逐渐摆脱出来,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

对柳得恭“南北国”论的驳议

公元698年,粟末靺鞨人首领大祚荣在松花江流域建立渤海政权,接受唐朝册封,成为唐朝的地方民族政权。朝鲜半岛史学界将渤海史纳入朝鲜史体系,将渤海与新罗对立时期称为“南北国时代”或“南北朝时代”,将渤海视作新罗的“北朝”。然而,此种说法存在问题,一是“南北国”论缺少统一王朝或国家的根本前提;二是在渤海建国前,朝鲜地区并未形成单一的朝鲜族或韩族;三是高句丽曾是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民族政权;四是王氏高丽并不是高氏高丽的继承者。

十六国北朝时期骑马乐俑军事考古学观察

陶俑是对生人社会所对应人物的真实反映,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骑马乐俑作为乐俑的一类,最早出现于十六国时期,是对两汉军乐俑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时期因骑兵大量出现,骑乐成为军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魏时期由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骑马乐俑几近消失,基本被立俑形象的军乐俑替代。东魏北齐在统治者强烈要求恢复鲜卑旧俗的情况下,骑马乐俑随葬性质与十六国接近,属军乐俑性质。西魏北周时期,在鲜卑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骑马乐俑虽仍有军乐队作用,但更多为仪仗乐队功能。

十六国北朝时期敦煌令狐氏与佛教关系探究

令狐氏是敦煌大族之一,自汉代徙入敦煌后逐渐成为儒学经术世家。北凉灭西凉后,令狐氏开始为人抄写佛经,接触佛教,由以儒术传家的传统大族转变为儒释兼通的新型大族。北朝时期,令狐氏在官方佛教写经中起着主导作用,且信仰佛教,与佛教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切很好地反映了汉晋北朝时期敦煌大族与佛教的关系情况。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北魏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之渊源新探

前秦攻灭代国后,通过"散其部落"之措置,解散了拓跋部族联合体。北魏道武帝的解散部落政策,实取法于前秦,亦即将所征服或来附的部族联合体分割成更小的部族单位,纳入到北魏国家的统治体制中,部落组织和原本世领部落的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仍得以保存。这种得到国家认可、授权的部落酋长,北魏名之为"领民酋长"。这种性质的领民酋长实亦见之于十六国,并为北魏所取法。从比较研究视角考察十六国时期的解散部落和领民酋长,有助于深入理解北魏解散部落政策和领民酋长制度的渊源及实质。

北凉王段业事迹考述

段业是"五胡十六国"中北凉政权最初的统治者。本文考述了他与杜进、吕光、沮渠男成、沮渠蒙逊、秃发乌孤、秃发利鹿孤、李等人的关系,认为段业在凉州的成功首先与后凉复杂的政治及民族形势有关,而段业最后的失国亡身,除了其"儒素长者、无他权略"的性格因素外,关键在于他没能也不可能把握当时北凉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从而制定出有利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制衡的政策。

魏晋北朝疫病流行及救助

魏晋十六国北朝疫病流行呈现出连绵不断的趋势。疫病流行大多发生在人口聚居稠密的地区,水旱灾害和战争之后也往往伴随着疫病流行;疫病爆发多在冬春季节交替之时。北方军队在南征的过程中因不适应长江流域的湿热气候,也经常发生疫病流行,疫病流行遏制了北方军队进入长江流域的势头。疫病流行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民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的威胁。人们对疫病流行的危害有了明确的认识,政府及社会各阶层开始采取诸如抚恤疫病死亡者的家属、医药防治等一系列的救助措施。

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南中地区经济治理考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云南为主的南中地区与内地已形成不可分割政治经济体。但仅有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而没有对经济治理的考察和讨论,难以全面反映和总结治理的总体情况和经验教训。本文按照各政权控制南中的历史时序,以南中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各政权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为基础,横向主要从郡县民、大姓、少数民族及经济部门四个方面,纵向主要从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包括贡纳、赋税、兵役、徭役制度)等方面,考察和讨论了各政权全国性一般经济治策在南中地区的执行,在南中地区的实行的特殊经济治策,及其这些治策对南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尽管内地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各政权在南中难以实施更加深入的经济治理,大姓长期实际控制南中部分地区,对内地各政权的经济治理有一定干扰,但各政权一般性经济政策在南中总体上仍得到执行,并且顾及了南中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但其中"汉重夷轻"的赋役政策及对大姓荫户的限制又成为汉民"夷化"的经济动因。

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背景、特征及趋势略论——以特殊政区为中心

魏晋以来,直至十六国、北朝前期,伴随着北境诸少数族或主动或被动内徙,秦汉以来的郡县制政区从北方边境渐次后撤,而代之部落组织式的或军事统制式的特殊政区,即领民酋长、地方护军、军镇,以及地方行台等。北朝后期(大致始于北魏孝文帝朝),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化,统一进程的加速,反映在政区上则是特殊政区的普遍退出,郡县制政区的全面回归,这正是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大势所趋。

745—840年间唐朝与回纥交往之弊及其实质

继突厥、薛延陀而雄居漠北的回纥民族充分利用自身特点拓展生存空间。 8世纪中期以后 ,唐王朝的一系列作为加强了这种可能 ,从而也反映出唐由盛转衰的事实。百年漠北回纥汗国在与唐的友好交往中处于主动并一度左右唐的内政外交 ,由此交往中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和消极影响 ;本文将从回纥助唐平叛、贡赐、市易。

十六国北朝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

发端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由于其对巩固统治的作用而被十六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沿袭,并在北魏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中央和地方两个中正系统分张运作的新变化。其后的北朝各政权虽然在中正选任、执掌和作为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但大体上仍沿袭北魏之制。九品中正制与流内流外制度、门阀制度等相互作用和影响,在北朝的选举制度中占主导地位。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之疆域及其分析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诸多的中原王朝外拓乏力而彼此之间的内竞无有休止。外拓乏力,则中原王朝的总体疆域范围呈现收缩的态势;内竞不止,则各别政权的疆域盈缩、疆界变动极为繁复。分析由于内竞而不断改变着的政治地理版图,可以得出的认识是:对立政权之间的征伐与争战是疆域变动的直接原因,地理条件的限制作用决定着疆域变动的走向与幅度,正统观念影响了疆域变动的若干特征。

汉魏两晋十六国时期竖琴的东传及形制考察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图像资料与考古文物,分析了汉魏两晋十六国时期竖琴的东传路径、传播区域及竖琴形制等问题。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饰耳佛像

饰耳佛像系汉文化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创始于成都约南梁晚期,发展千有余年。四川为饰耳佛像首要发展区域,数量多且比较集中,南北朝晚期从川中波及到川北地区,初盛唐时期在川北地区获得较大发展,桃形耳环流行成为共同区域特征。其他地方饰耳佛像数量少又极其分散,流行于唐宋时期,其中南诏大理国实例与四川有所关联。饰耳佛像中最初和少许特殊实例,可能具有释迦佛为教化众生示现穿耳意涵,绝大多数实例则是相因成习表现,目的在于塑造别致的造型风貌。

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封国内史与相

与汉魏制度不同,两晋十六国南朝以及北魏后期的封国行政长官为内史与相并存,这是西晋武帝太康十年区分王国与非王国行政长官的结果。此年改王国行政长官为内史,而公国以下行政长官仍沿汉魏之称为相。东晋南朝继承这一制度,至少部分十六国政权如前燕、后赵采用该制。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五等开建"后,封国行政长官也采用了这一制度。

从“刚明清肃”到“雅好清言”——十六国北朝北海王氏之门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海王氏家族原本出自寒门小族,门第低微。王猛以其英豪之才,辅佐前秦苻坚,推进胡汉融合,彪炳史册,奠定了其家族发迹的基础。王猛孙辈入仕北魏,至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实施族姓制度,王猛曾孙辈挤入北朝新兴士族的行列,北朝后期,已成为世所公认的"好门户"。随着其家族门第的不断上升,北海王氏的家学门风也日趋雅化。王猛思想驳杂,从政"明刑峻法",兼综儒术与道术,崇尚实务,表现出非儒学世族的色彩。北魏中期以后,北海王氏人物多"儒缓不断",其经国济世的心态与能力比之祖辈明显下降。北朝后期的王氏名士深受南朝玄化风尚的影响,崇尚清谈和文学,行为疏诞,成为当时玄化名士群体的代表。在家族内部,王氏人物重视儒家伦理教育,尤重孝友,擅长朝仪,以此维持其家族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