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诚斋集》的东传、递藏及著录

杨万里《诚斋集》宋端平二年(1235)全集刻本,目前仅日本存一部。此本当为明成化四年(1468)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委派京都建仁寺住持天与清启访华,于成化五年归国时带回,此后一直秘藏于建仁寺。江户末期该寺天章禅师酷爱杨万里,曾据此本刊行《千虑策》三卷、《东宫劝读录》一卷。明治二十年(1887)古泽滋从建仁寺梧庵禅师手中购得此本,带往东京,明治二十八年或稍前转入宫内省图书寮(今宫内厅书陵部)。入藏图书寮前,此本曾经西村兼文数次著录;入藏后不久,又有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予以详细揭载。然此本之缺叶、错简、点逗、批注等问题,诸家著录尚有缺失,故文末拾遗补缺,以期此本著录庶臻完善。

钢琴伴唱对于经典红歌传播的意义

经典红歌是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钢琴伴唱的方式演绎,可以传承和弘扬传统美学,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这些歌曲的情感和内涵。通过对一定数量的钢琴伴奏演唱经典红歌曲目和演唱实践的考察分析,本文认为钢琴伴唱对于经典红歌传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丰富音乐形式、强化情感表达、提升演唱效果、增强观众共鸣和传承经典文化等方面。通过钢琴伴奏,经典红歌获得新的音乐元素,增加层次感和韵味;钢琴音色和演奏技巧可以更好地表达歌曲的情感;稳定的和声和节奏提高演唱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钢琴音色引起观众共鸣,增强感染力;钢琴伴奏使经典红歌更具现代感,促进传承和发展。与此同时,钢琴伴唱为经典红歌传播增添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提升了听众的体验和接受程度。

唐宋时期赣闽粤边区道教文化的传播

唐宋时期是赣闽粤边区道教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时期。通过道教人士的传教活动、地方官府的助教活动以及道教文学作品的传颂等途径,道教文化在赣闽粤边区的传播和发展十分迅速。不仅推动了道教在赣闽粤边区的发展,同时加强了官府对该地区的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地民众的民俗文化生活。

贵州苗族民歌的可视化设计文化表达

通过对民歌可视化设计文化表达进行二次传播形成传播链条,拓宽苗族民歌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播渠道及对民歌的认知度,唤起民族文化的精神确立和情感认同,由点到面提升民族凝聚力、增强文化自信。以可视化设计方式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将民歌特征与视觉化形式进行连接,归纳总结民歌与可视化的视听关系,分析民歌可视化要素图谱,探求民歌可视化设计的途径和方法,形成可视化设计文化表达。研究结果表明,苗族民歌在多元化发展态势下,需不断形成自身民歌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并参与到大众日常生活中,使多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共生,并产生文化自觉、形成文化自信。

宋元时期保生大帝信仰传播新探

通过对原有文献资料的爬梳和新资料的发现,重新考述宋元时期保生大帝信仰的传播历史,发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宋元时期保生大帝信仰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漳泉地区为信仰核心区,以莆仙地区为信仰亚中心区,以福建周边地区为信仰散播区的分布格局。信仰的空间分布与地方社会紧密相连,宋元时期保生大帝信仰的传播历史,不仅反映了闽南民间信仰传播的共性,也是闽南文化传播的缩影。

新中国蒙古族经典民歌的文化蕴含与传播

蒙古族民歌从题材和体裁上可以分为礼仪歌和牧歌两类,而从音乐特点的角度,则可分为“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牧歌和“短调”民歌,是蒙古族经典民歌产生的基础。蒙古族民歌发展到新中国建立后,牧歌类的短调民歌涌现出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这些优秀作品通过诸多歌手的演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遂成为新中国蒙古族经典民歌。它们成功地继承了漫长的蒙古族民歌传统,又带有新时代的草原生活气息。新世纪网络多媒体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为蒙古族经典民歌的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在这类经典民歌传播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在于其本身所包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原始的口耳相传方式所拥有的传播优势。

题咏、交游与不朽——宋人石刻文学的传播意识

石刻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播媒介,具有质地坚固、长于保存以及难以窜改、复制与移动的特点,从而呈现出在时间维度上的严肃属性。在印刷媒介越发普及的时期,宋人将石刻大量用于文学传播,出现了在石刻总量较唐代大幅下滑的同时,文学类石刻的比重却显著增加的特殊现象。宋代石刻文学繁荣背后的逻辑,并不是对媒介工具理性的把握,而更多出于古人对时间媒介的偏好。表现在传播观念上的取舍选择,折射出宋人石刻文学传播中鲜明的题咏、交游和不朽意识,这分别对应着作者主导下即时发表的诉求,异时空文学交往的乐趣,以及“意垂千载休”的愿望。

词话与女性词的保存和传播

女性词是中国古代词史中的一枝奇葩,最初,女性词多靠文人传抄和摘录保存,其传播一部分是以文人口耳相传和整理前人的传抄、杂记、笔记的方式,而大量女性词则依靠词话得以保存。词话通过名家品评、故事趣闻、谐谑幽默、集中比较等方式,以其搜集、整理轶事、轶词的独特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催动了女性词之花在中国词史上的含苞和绽放。

宋代歌妓与宋词之创作及传播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歌 妓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在宋人社交、娱乐活动中唱词侑酒。歌妓唱词与文人填词共同构成了词 文学的原生状态。在此过程中，歌妓向文人提供新声，乞要新词，并以自身的特质参与建构 了宋词的审美特征。

中国古代葡萄、葡萄酒及葡萄文化经西域的传播(一)——两宋以前葡萄和葡萄酒产地

两宋以前栽培葡萄及其酿造产地的扩展,是中国古代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葡萄文化经西域传播的重要内容。两宋以前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西域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京城地区向四周扩展。先秦时期,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已开始在西域传播;秦汉时期,葡萄和葡萄酒产地在西域扩展,并向关内初步推进;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葡萄酒产地主要在内地都城拓展;隋唐时期,葡萄和葡萄酒产地较快发展;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葡萄、葡萄酒产地广泛(尤其在江南)扩展。

宋词的诵读传播

诵读是一种很重要的口头传播方式。在宋代,并不是每首词都能演唱,也不是每位接受者都会唱词,因此诵读成为现实需要。诵读宋词的主体是男性文人,普通接受者也非常喜欢。诵读的场所虽然比较随意,却是一种传播范围广泛的深度传播方式。

当代流行歌曲中的古典诗词内蕴

通过大量的当代流行歌曲与中国古典诗词原文的对照,可以发现,流行歌曲多方面地继承了古典诗词的优秀词句和意蕴,并因此为广大人群所接受,得以广泛流传;而它对于传统文化的承传发扬之功,也是不能被抹煞的。

歌曲传播途径的思考

歌曲的传播是实现其存在价值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歌唱艺术繁荣的重要过程。伴随着音乐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在已形成了听觉、视觉和视听觉等途径的歌唱艺术传播方式。歌唱艺术必须通过演唱实践才能转化为有生命活力的艺术。

明代永乐佛教歌曲在朝鲜半岛的流播考

为实现华夷一统的政治目的,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先后四次将《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一书赐予朝鲜。此书传到朝鲜之后,太宗皇帝作了积极回应。而世宗朝的君臣们出于对明王朝的忌惮,也不得不加以颁行。《名称歌曲》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在接待中国使臣时,选取某些歌曲与朝鲜俗乐结合起来演唱;二是在寺庙之中,主要以诵读为主,不被管弦。《名称歌曲》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区域主要集中在京畿、黄海、平安道等地。而黄海道地区现存的佛教歌曲,正是此书在朝鲜半岛流播影响的产物。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传衍述论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理学金华学派、湖湘学派、闽学与心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吕祖谦、张栻、朱熹与陆九渊的主要学术创见及其活动都是在乾淳之际完成或开始的。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乾道、淳熙之时理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具备着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流派双重本质的理学在经历“元祐党禁”与“绍兴学禁”后的一次再生。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儒家学派,理学得以从学术思想层面发挥和阐扬儒家义理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客观上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灾害流言的传播心理与应对策略

两宋时期灾害频发,流言纷起。就传播心理而言,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是滋生流言的主要原因,而少数人的蓄意煽动、大众认识水平的局限、应对灾害能力的不足和特殊时期心理的剧变是促成流言传播的关键因素。形形色色的灾害流言纠缠着复杂的社会心态和破坏因素,成为侵蚀政府权威和扰乱社会秩序的一股灰色力量,更增加了灾害应对的复杂性和难度。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均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以应对和化解灾害流言危机:从源头上杜绝流言的产生传布;从信息源入手,惩戒造谣传谣者;力戒妖妄,铲除流言借以生发之本;疏堵结合,以确保灾区人心和秩序的稳定;明辨真伪,处变不惊,理性应对。

论汉水流域民歌与《诗经》的文化传承关系

口耳相传的汉水流域民歌以其婉转的曲调、朴实的情思、贴切的比拟为人乐道。汉水流域民歌的题材、情感共鸣和艺术表达手法等方面都能从《诗经》中找到契合点。发掘汉水流域流传民歌的美学内涵,以弘扬陕南民歌特色,促进其更广泛的文化传承。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论中国电影对陕北民歌的两次演绎和传播现象

1949年以后的中国电影创作中,曾出现过两次比较集中的对于陕北民歌及其地域文化的演绎和传播现象,先后在银幕上出现了"红色陕北民歌"和"原生态陕北民歌"的代表作品及其全社会流行热潮;与此对应,陕北民歌及其地域文化又对中国电影的审美特征、文化指向具有反向渗透和影响作用。两者互动融合生发,最终塑造和建构了特定时代下中国电影的民族性以及民族文化的当代性、大众性,并在当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全球化视觉文化语境下,这种大众电影与民族艺术文化互动传播的现象与模式,值得我们继续关注、探讨和实践。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