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集《刘垓神道碑》考析

对元人虞集的一则佚文,即《大元故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刘公神道碑铭》加以整理。以此碑文同其他历史文献进行比照,考察重要历史人物刘整父子的事迹,揭示出该神道碑的重要文献价值。

蒙金战争时期干支纪年官印新考

《金代官印集》中收录了18方干支纪年官印,官印的铸造时间均为蒙金战争时期。学界多认为这些官印为金朝官印。实际上,从纪年、官制、行政区划沿革、蒙金战争的进程等方面来看,上述官印应为蒙古国官印。为确定蒙金战争时期干支纪年官印的归属,本文重点考释了4方此类官印。蒙金战争时期的干支纪年官印,反映了这一时期蒙古国制度的混乱以及汉地世侯自治地方的政治背景。

南宋四川抗蒙山城体系初探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是宋蒙(元)战争中南宋在四川地区修建的军政合一的山城堡寨。文章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蜀中学者提出的抗蒙保蜀之策入手,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将山城的营建时间、建置级别与地理位置相结合,从而分析山城营建过程、整体布局及选址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有限的考古资料分析概括山城内部结构的一般特点。通过对山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分析,可以为山城遗址或历史城镇的保护、利用和发展提供参考。

危机即转机:金蒙之际华北新家族史的建构

本文以入元后因重建家族史而产生的碑、铭、状、记资料为本,以三个家族(豪侠、商贾、小吏)为例,呈现从贞祐南迁到壬辰北渡这近廿年,动荡于河东、河南、河北地区,处于核心政治、文化菁英圈外围的家族,如何应对改朝换代之际的政治信息、家庭生命财产的威胁以及新时代的挑战。首先,无论家族背景为何,都以祖、父、己身构成线状描述核心,对于追溯宋以前的先祖或地望兴趣不大。再者,强调自己现今的成就与祖、父在金蒙之际的应对之道有紧密关系,更彰显父、祖在当时的危机中采取的策略,成为家族的转机。最后,朝代更迭的家国悲怆与对前朝的忠诚问题,淡薄到难以察觉,与透过中州士人之眼所看到的金蒙之际,俨然是另外一种认识,不仅是乱中求存的面貌,更是机会的到来与边缘家族向核心流动的过程。

重庆万州天生城宋代遗址2019年度发掘简报

为配合重庆市万州区天生城大遗址保护项目的进行,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于2019年对该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天生城遗址是宋元(蒙)战争期间,南宋政府在川渝地区构建的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此次考古工作中清理了一批南宋时期的房址、水井、排水沟、灰坑等遗迹,出土了陶、瓷、铜、石、骨、琉璃等不同质地的遗物,填补了天生城遗址南宋时期相关遗存的空白,极大地充实了天生城遗址的文化内涵,为进一步了解天生城遗址的文物分布和保存状况及其内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于研究宋元(蒙)战争时期山城防御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宋代泸州神臂城城防体系分析

宋蒙(元)战争之初,四川形势危急,为加强防御,四川制置使余玠创造性地建成了由数十个据守要道、相互呼应的山城组成的防御体系,泸州神臂城即其中一座山城。神臂城属于余玠规划建设的第一批山城,由曹致大主持建设。神臂城建成后,因其重要战略位置和完备的城防体系,成为宋蒙(元)双方争夺的焦点。实地调查结果表明,神臂城城防遗迹保存较好,类型丰富,包括城墙(含一字城、耳城)、城门、敌台、炮台、墩台、哨所、校场、地道、护城池等。这些城防要素各司其职又紧密配合,构成了内外两层防御体系和四大防御区域,其中东门区域自然防御条件最差,因此城防人工防御要素最多,城防体系最复杂。总的来看,神臂城防御体系具有选址合理、山形水势利用得当、四大防区相互依存、防御点多层立体、高墙窄门和巧布暗道等诸多特点,与同时期其他山城相比较,堪为诸城之典范。

蒙哥汗攻蜀撤军后的骨牌效应

1257年,蒙哥汗兵分四路进攻南宋以图统一全国,并亲率西路军攻蜀。1259年2月起,西路军进攻合州钓鱼城,久攻不下。7月,蒙哥汗命殒钓鱼城,蒙军北还。蒙哥汗身死及撤军产生了一系列的串联事件,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宋蒙(元)局势影响深远。一阶传导引发了蒙古王位之争与前线蒙军撤退,促使双方出现新统治集团;二阶传导使得宋蒙(元)在博弈中出现和缓期,为双方谋求发展提供历史舞台;三阶传导为双方理政结果引起的实力变化,并在历史合力的作用下产生了新的局势: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推行“汉法”,促进蒙古国力大幅度提升;南宋由于外部压力缓和,安于守势,又权臣当政,社会危机四伏,导致国家进一步衰弱,加速了灭亡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