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组织史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于1927年、1930年在华南两度设立派出机构——南方局。两个南方局尽管存续时间较短,却对华南白区党组织的领导、交通网的铺设与武装暴动政略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将战略重心置于南方中心城市的重要体现。从组织史视域梳理考察南方局的设废过程、运作实态、组织作用,或可为重新理解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组织建设提供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与时俱进深化对红岩精神及其现实价值的认识

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培育形成、丰富发展和锻造凝结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是在近代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重大历史转折的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及歌乐英烈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地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发展和凝结成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精神。红岩精神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新时代弘扬红岩精神,要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汇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要增强斗争本领,确保应对风险考验赢得主动;要涵养浩然正气,彰显共产党人独特精神气质。

红岩精神与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

"红岩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一脉相承,与"延安精神"交相辉映,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出自身独具特色的精神风貌。红岩精神本质特征体现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优秀党员群体始终不渝追求崇高的党性修养,主要表现在开展党内教育、坚持斗争策略、发挥群众工作优势、坚守高尚情操、严守党的纪律五个方面。在新时代,弘扬红岩精神对于增强党性修养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一是坚持领导干部以上率下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增强党性修养的外在条件;二是构建集中性、常态性、自觉性于一体的党性教育系统化建设格局是增强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三是准确把握"忠诚、干净、担当"的内在关系是检验党性修养的直观标准;四是健全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相结合的体制机制是增强党性修养的制度保障。

“废约”态度:北京政府、南方政府及中共之间的互动——以南方政府(1917～1927)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南北政府对峙,各派政治力量在诸多领域频繁互动。受中共废约主张与北京政府废约外交的影响,南方政府及时转变了对列强及不平等条约的态度,积极充当民众反帝运动的领导者,使自身在废约运动中取得了较大成功。同时,也对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北京政府的废约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牵制、相互促进,从根本上推动着当时中国反帝废约运动的发展。

从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与冲突看皖南事变的发生

皖南事变的最终发生,实际上是新桂系、中共、三战区三方博弈的结果。新桂系安徽省府与中共的关系从抗战初期的密切合作,逐步发展到皖南事变前夕的势若水火,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皖南新四军对北移路线的选择,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论《新华日报》与新四军--以《新华日报》的相关报道为视角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充分发挥了作为中共在抗战大后方“喉舌”的功能,及时将新四军作战信息传至社会各界,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限制、打击新四军事件的行动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在新四军的艰苦奋战和《新华日报》大力宣传的共同作用下,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得以维护,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也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在渝对外工作述评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驻国统区的特殊地位,加强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交往,广泛开展国际统战活动和对外联络工作。在重庆7年艰苦卓绝的“半独立外交”和全方位、多层次的民间外事活动使中共外交已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全球”政治的眼光;更为我党从延安走向世界大舞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南方局的外事干部们,以其出色的外交工作和极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民主大党形象和中共领导人卓越的外交才能。

南方局的新闻工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或影响的新闻媒体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坚持人民群众在新闻报道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和报道的灵活性相结合,有力揭露和遏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积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及其成效

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终坚持并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统区广泛开展文化统一战线工作,推进了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运动和民主活动的深入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而独特的贡献。

周恩来对中共中央南方局群众工作的思考与贡献

群众工作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时期的群众工作与革命历程,是其一生中灿烂而辉煌的篇章。为了扩大党在国统区的革命阵地,团结国内外、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战,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守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他坚持战斗在国统区群众工作的第一线,为八年抗战的胜利与全国解放的推进,打下了最坚实的民众基础,积蓄了最深厚的反攻力量,在党的群众工作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不愧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灵魂与党的群众工作的楷模。

江南文化与中共建党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乃至中共建党,相当程度上是先进知识分子政治抉择与理性行动的结果,也是其对自身承载的文化予以继承、发展、创造的过程。因为开放,社会主义思潮得以从上海登陆传入;因为崇文,马克思主义学说由上海深入腹地,在中国广泛传播;因为和合,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党组织得以建立发展壮大;因为务实,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在各地深入开展。江南文化四个特质表现在建党过程中,环环相扣、互相促进、彼此交融。开放使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成为可能;崇文为创建党组织发展党员提供思想氛围,和合为工农运动创造团结的条件;务实又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效传播夯实基础。

保障功能分化:中国共产党对职业福利的认知与实践逻辑

职业福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综合判断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以及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完成度和保障水平的基础上,对职业福利的认知与实践沿着保障功能分化的逻辑,阶段性、多维度地推进和深化。从建党到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职业福利与公共福利混合为一体来推进,之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两者保障功能定位的分化并明确了职业福利的补充保障功能;进而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完成的基础上,推动职业福利保障功能从微弱补充到实质补充的层次分化;同时协调推进公私部门间的职业保障功能分化进程,从公私分立到公私“可比较”。最终通过对职业保障功能分化的推进,建构起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争取国际友好人士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通过争取外国记者、争取与莅渝旅外华人华侨的联络交往、争取与莅渝外国政要加强沟通联系、争取与各国使馆和国际机构广泛接触等方式,搭起了与国际社会联系、交往的桥梁,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新局面。

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香港电影活动

南方局领导下的香港电影人由“迁入香港的内地影人”和“香港影人”共同构成,他们形成了牢固而广泛的电影战线,创作了一批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电影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也有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理想,同时还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加强党对电影工作的领导,建立电影界的统一战线,重视电影工作者的思想建设,将电影艺术的追求与为民族谋复兴融为一体,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发展。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变迁与时代价值——以红色人物命名的行政区划为例

以红色人物命名行政区划是中国共产党为追念革命先驱,表彰、缅怀英模人物而创造的红色资源,同时作为中国地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见证党的历史、承载红色基因的特殊价值。生发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废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之后渐趋稳定,最繁荣的时候曾经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尤其是革命根据地和老区。百年的置撤之变,都有时代背景、形势所需和具象内质、地位影响等诸多方面相因相连。新时代整理、研究、开发这份珍贵红色文化资源,有利于进一步继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

中国共产党农业经济思想的百年演进:经验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农业农村领域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但对其农业经济思想的相关研究还很不足。本文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农村发展的百年历程划分为七个阶段,系统梳理各个阶段的主要事件和特征,分析其演变过程和内在逻辑,总结提炼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与时俱进、农业基础地位、科技引领、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等八大主要农业经济思想,并对下一个百年农业与农村发展新征程进行了展望。

党员身份、自我认同与女性家庭地位

本文基于女性赋权的框架探究了女性身份变化与家庭地位的关系。具体而言,利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NSWSS),研究女性党员身份对其家庭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控制了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因素后,女性党员身份对其家庭地位存在积极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在影响渠道分析中,本文通过使用因果中介效应发现,与传统的收入溢价效应机制不同,党员身份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提升女性自我认同来改善其家庭地位的。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宣传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双方都努力运用舆论工具,使形势朝着有利于己方发展。一方面,国民党将事件限定为军纪问题,淡化其政治色彩,企图息事宁人。这种自我辩解并非全然无功,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影响了一些媒体。另一方面,中共则不断展开宣传攻势,以争取舆论同情,且其立足点已不限于事变,而是要求政治上通盘解决。在此过程中,中共宣传技巧的熟稔得以充分展现。两党的这种宣传交锋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国民党最终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而中共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威望,皖南事变也由此成为抗战时期国共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