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香港会议与中共中央对台革命工作部署的调整及其影响

台湾光复后,中共组建了中共中央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台革命工作。之后,台湾革命事业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存在党员数量过少、新老干部不够团结等问题。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演进,为总结经验与教训,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发展,1948年夏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地区召开了中国台湾地区干部工作会议(香港会议)。会议对台共的历史问题作了初步整理,起草了决议《关于台湾工作》,分析了台湾地区社会的特点,明确了中国台湾地区的革命任务,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香港会议后,中国台湾地区地下党调整了工作策略,在支部建设、武装工作、职工运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省工委还根据实际需要对香港会议的部分决议作出修改,以农村地区为工作重心,重整了武装工作,更强调隐蔽潜伏的重要性。香港会议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的重视,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研究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的粮赋征收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于财政收入和战争物资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分析与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的制度安排,可知征收政策大致分为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土地质量制定征收粮赋标准、征收粮赋时采取累进率、粮租田草田粮赋由业佃双方共同负担、特殊情形实行减征与免征并实行粮管制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在扎实的乡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依据根据地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照顾各方的利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当今做好民生工作仍具有深刻启示。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多方互动视角下的宁都会议再研究

宁都会议的起因既有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前方军事部署的分歧,也有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组织领导的问题,而1932年9月26日朱德、毛泽东发布的《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则是促成宁都会议召开的直接因素。会上及会后,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互有批评,但主要批评毛泽东的所谓“右倾”和周恩来的所谓“调和”,并通过毛泽东暂时回后方的决定。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起初是不同意公开批评和召回毛泽东的,不过临时中央出于前方领导一致地执行进攻路线的考虑,后来同意此决定,以至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均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工作。远东局设计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入闽作战计划,导致蒋介石趁虚而入攻占了黎川。黎川失守后,远东局主张予敌以打击后西击南昌方向,遭到中革军委和李德的反对。福建事变后,远东局再次提出向西进军,中革军委和政治委员会均持反对意见。远东局和政治委员会均未提出援闽方案,而是主张坐收渔利,导致丧失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契机。随着战事的紧张,远东局的军事代表施特恩与中革军委的矛盾尖锐化,政治委员会开始直接领导反"围剿"斗争。远东局和政治委员会同意中革军委的撤离中央苏区计划,但又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借鉴

加强廉政建设,提高抵御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课题。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古今中外各国治国理政经验的优秀成分,提出了建立廉政勤政政府的政治纲领,并大力加强廉政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实行以法治为基础的综合治理,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廉洁政府,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些丰富而重要的廉政建设经验,不仅对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局部继续执政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反腐倡廉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央苏区粮食调剂局与粮食合作社之关系研究

1930年后,中央苏区设立了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两个机构。前者是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的粮食问题而自上而下设立的专门机构,后者是群众性粮食互助组织。前者作为政府机构虽先行在闽西建立,但发展缓慢,后者因其为社员带来的实际利益而很快在全苏区铺展。当粮食调剂局在1933年7月作为苏维埃政府行政部门普遍设立时,即与粮食合作社就职能进行了划分,将作为群众性组织的粮食合作社纳入到其体系之中,为其权力之扩张和向下延伸提供了基本保障,使其得以完成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诸多经济职能。

中央苏区粮食调剂局成立的背景及原因探析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是一个工商业不发达且农业相对落后、粮食生产不足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占领当地之后曾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并使得当地的粮食生产有了一定的增长,但粮食供应仍然不足。迫于粮价的猛降、硬通货的流失、粮食出口的需要等原因,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了对粮食的全面控制,粮食调剂局应运而生。它不仅完成了多次粮食征集的任务,为维持政权的生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自身也逐步成为除军事部门之外最核心的机构之一。

论任弼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时期对党的贡献

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任弼时先后出任中央代表团负责人、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组织部长等职务,在富田事件的处理中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党内不少同志,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客观上有利于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筹划两次会议,对于苏区党政组织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主持后方工作,为前方战事开展提供了后勤保障。在这一系列工作中,任弼时展现了其良好的工作能力,也逐渐成长为党的优秀领导人。

党中央落脚西北苏区与新局面的开创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时称红军陕甘支队)历经艰险到达西北苏区吴起镇,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到达西北苏区之初,党中央即制定了保卫与扩大西北苏区、以西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斗争、把西北苏区建成反日领导中心的战略计划,并在短时间内领导西北苏区军民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党中央落脚西北苏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决策,也是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结果。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些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它们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战法并力求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掌控军事指挥大权。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

苏区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培训述论

苏区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培训是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干部头脑,大批训练党员干部而创办的,苏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群众的支持及师资队伍的建设,为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条件。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培训内容主要由政治理论、军事技术、文化知识和课外活动组成。具有坚持政治性和思想性统一,理论联系实际,依靠群众办学等特点。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培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苏区干部好作风锤炼的熔炉;培养了大批苏区骨干力量,是干部和人才培养的摇篮;培养了学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党校办学精神,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的革命和建设。对新时代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具有借鉴及启示意义。

中央苏区后期粮食调剂局的作用

中央苏区粮食调剂局通过贱买平卖、贱买贵卖等方式起到了稳定物价、调节米价的作用,但也因为中央苏区粮食总量不足、粮食供需紧张而只能进行末端调剂,经济作用有限;随着反"围剿"斗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为了优先保证军队和政府的粮食供给,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很多办法,粮食调剂局借助粮食合作社等群众性互助组织,通过借谷运动等尽一切努力收集和集中粮食,对政权起到了有效的辅助作用。粮食调剂局虽然因苏维埃政权的瓦解而随之走到了尽头,但借助强有力的政权控制粮食的类似粮食调剂局的机构却在此后再次出现。

中共中央南方局文艺政策的依据: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文化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文委会对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依据了中共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具体体现在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文化指导思想中。张闻天的文化指导思想,主要见诸《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和《发展文化运动》;而毛泽东的文化指导思想,则以《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张闻天与毛泽东对文化的指导思想有差异:张闻天将"民主"明确纳入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而毛泽东却用"大众"涵摄"民主";张闻天制定并执行的具体的文化政策,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目标也不乏抵触。

中苏文化协会与重庆抗战文学刍议

中苏文化协会是抗战前后一个颇具官方色彩的民间文化团体。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战时首都重庆的重要据点。其宣传与活动,就内容而言,不仅限于一般性的中苏文化交流,且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各方面,并与当时国际国内的局势紧密相联。中苏文化协会与第三厅、文协等文化机构和团体,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共同开展抗战文化活动。通过设立中苏文艺研究会、开展系列活动和译介,中苏文化协会与重庆抗战文学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关联。

论张闻天对中央苏区党建的贡献

1931年,张闻天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先后担任多种要职,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中央苏区时期,针对当时盛行一时的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的统治,张闻天从思想和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极力主张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新的领导方式,倡导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融入群众,建立鱼水般的党群关系,同时提出要加强中央苏区的民主建设。在具体工作中,张闻天以求实探索的精神,身体力行,与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作斗争,从而最终为打破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的局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共临时中央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20世纪 30年代初 ,中共临时中央为了实现创造北方新苏区的革命目标 ,指示张家口前委在同盟军中开展工作 ,意图铲除冯玉祥 ,把同盟军改编为红军 ,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是临时中央在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中盲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一个具体计划 ,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今天总结这一历史教训 ,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史中“左”的认识和反思。

“国际路线”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国际路线”是中共党史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是指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的方针和政策,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和话语符号,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一系列组织程序和决议,都是严格置于“国际路线”之下,比如中央机构组成人员选举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进行,政治决议的精神和内容基本上是共产国际的旨意,军事路线、思想路线都是“国际路线”的产物。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深深地打上了共产国际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在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下“左”倾路线错误。

风云际会——陕甘边、陕北红军的一九三五年

1935年是陕甘边、陕北红军革命力量迅猛发展的一年。二月陕甘边、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敌人对于两支红军和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深感不安,故决定对陕北进行第二次"围剿"。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一连解放六座县城,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引起敌人更大恐慌,国民党蒋介石随之进行第三次"围剿"。这一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也在陕北恶性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肃反运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使陕北成为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日后北上抗日的出发点。

“三战三捷”前后陕甘宁边区历史方位变化及西北局实践应对

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中共中央的不同部署,1945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经历“过渡期”“渐变期”“激变期”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先后承担“首席根据地”和“战略牵制区”等不同历史任务。作为解放战争中事关全局的重要阶段,在“三战三捷”前后这段历史进程中,西北局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通过制度调整和政策调整,着力推动政权建设、精简整训、兵运工作、武装斗争以及自身建设等各领域工作的发展,在1947年前后空前复杂的政治考验中、军事局面下和经济压力下,完成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调整,有力保障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政治要求和战略部署,体现了西北局的历史主动、使命担当与斗争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