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 Hu Houxuan, "Xia and the Tu State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A Consideration" Gudai Chengbang Shi Yanjiu (Studies on Ancient City States) Renmin Press, 1989, Pp. 340-353.

This article verified that the Tu state mentioned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was the Xia people after the Xia Dynasty had been conquered by Tang, the first king of the Shang Dynasty m c.a. 16th century B.C. The state of Xia, which originated from Yu, was entitled "Xia Hou"; its king was hence called "Xia Hou Di" (Emperor of Xia Hou), e.g."Xia Hou Di Qi". The Xia people, together with the Yin (Shang) people, and the Zhou people, were the so-called "people of San Dai" (Three Dynasties). As mentioned in "Lunyu, Bayi", they founded the states, with the Xia people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pine, the Yin people with the cypress, and the Zhou people with the chestnut.

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

赋以铺陈,是乃赋体创制的本质要义。宋玉承接屈辞以定赋体,开启汉赋叙物一途,不关《诗》学之旨。但以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为代表的汉代赋论本于《诗》学经义,强将楚辞纳入《诗》学流变体系,形成以《诗》论赋的既定传统而影响久远;六朝赋论仍之,强调比兴讽喻;而唐以降赋话援取诗法之例,讲求律赋作法,反映六朝骈赋以至唐代律赋的“诗化”演变与铺陈丧失。凡此表现为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在最为基本的观念上有悖赋体创制的本质特点。

重访章学诚及其弟子史致光

作为章学诚的弟子,史致光是一位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人物。他曾于乾隆五十二年考中状元,之后位极云贵总督、左都御史。史致光政治命运的改变,是章学诚教育理念在实践领域结出的硕果。重访章学诚与史致光的学术交往、人生轨迹与历史回响,可以管窥在章氏学问不为时人理解的时代,章学诚通过与史致光的交流互动,传递自己的学术主张,诸如他史学研究的进展、学术创见的提出、对学术风气的评骘、与乾嘉诸老的学术交锋等,形成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外的一股学术潜流。虽然史致光在章学诚的学林网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因学优则仕,未能继承发扬章氏的学问,以至百年之后鲜为人知;而章学诚的学术识见作为暗流,在后世则大放异彩。

“整理国故”运动与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的写作缘起

由于龙榆生“彊村传人”的身份,此前学界更关注他在词学研究中“传统”的一面,并将《研究词学之商榷》中的“八科”分类视为现代词学形成的标志。但1928年龙榆生赴暨南大学任教后,与胡适产生交往,他早期的《唐宋诗学概论》《中国韵文史》等著作多有引用胡适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诸篇论文中,龙榆生始终以胡适为潜在的对话对象,并试图超越。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借助“整理国故”运动主张的体系化、科学化、社会历史分析等思路,顺应主流文学研究的趋势,构建了完整的研究体系:从词体内部声律出发的声调之学,从外部文史考证出发的批评之学,以及具有综合性质的目录之学。《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的现代性体现在对“整理国故”所提倡方法的摄取,以及建构声调、批评、目录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

守正创新:苏轼的《诗经》学思想新探

苏轼在《问<小雅>周之衰》和《既醉备五福论》中间接表达了基于《诗经》学术问题而形成的观点,其思想兼具守正与创新。在汉唐学说影响下的苏轼形成了对《诗经》基本性质、重要命题等内容的理解,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部分。苏轼文章善发议论,高倡“人情”,强调《诗经》的文学属性和通经致用的儒家传统,既是“三苏”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在北宋初年新旧学术交流碰撞的浪潮下文人学者的思想变化,为研究当时《诗经》传播、接受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以《既醉备五福论》为代表的议论文章也具有独特的《诗经》学文献价值。

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文本转译的理论基础

在积极建构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体系的背景下,以提供区域性的基础支持为目的,对区域性当代建筑进行以省域为单位的深入化、特性化理论研究。针对这种研究的路径,以及研究中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转译的理论基础展开探讨,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叙事路径及诠释学、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以文字文本、建筑作品、建筑观念为研究对象的深入化、特性化研究路径,明确了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之间转译的诠释学、图像学基础。提出了转译中应注意的建筑图像文本的阐释具有多样性、图像文本的客体解读具有与主体信息不同的可能性、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的建筑理论诠释方式等三个问题,为以省域为单位的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明确了研究路径,阐明了转译问题的理论基础。

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

刘绍攽《诗逆志》作为其研究《诗经》的主要著作,其《诗》学以“陶性情,劝善恶”的儒学传统诗教为要旨,中和汉宋二家,旁举博征清人论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审慎态度。同时刘绍攽以训诂音义来疏解文本表义,并以考据史实与探阐义理来挖掘圣人深旨,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考证来深化《诗经》教化育人、移风易俗的社会性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解《诗》非“汉”即“宋”的偏颇之见。

《长征行》的学术创新及其启示

经过近90年的研究,有关长征的历史叙事和解释日臻成熟,但认识无止境,长征研究不该止步,而应以创新精神不断拓展和深化。剖析长征研究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案例,体悟其理念方法,取法其研究经验,是推动长征研究创新的有效路径。石仲泉的《长征行》是长征研究创新的典型著述,既通过独特的范式创新推进长征研究,又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分析长征经典问题得出新的认识,实现“旧题老法出新话”。《长征行》学术创新的路径和成果,为深化长征研究提供了诸多经验启示。

蒋悌生《毛诗序》接受的汉学取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为汉儒通过对儒家经典《诗经》的阐释构建的政教性诗学话语体系,《毛诗序》正式确立了儒家诗学的相关原则,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汉代至清代的《诗序》存废之争接受史,实际上乃为不同时期士人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所依从或构建的汉学与宋学之经典解释范式之争。作为明初学者,蒋悌生对汉宋学派《诗序》存废之争所涉及的《诗序》作者、内容等问题加以裁断,表现出偏于《诗序》的汉学倾向。蒋悌生在朱子学独尊的明初学风下力倡《诗序》,为明中后期汉学复兴之先声,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

因反对“新经学”的现实需要 ,宋人缺失了对王安石的学术———“王学”作出整体评判。发展到后世 ,尽管“新学”词义有变 ,但“荆公新学”终究成了“王学”的别称。事实上 ,“王学”有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部分。其中 ,以金陵 (今南京 )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王学”的最初产地 ,“金陵之学”就是“官学化”之前“王学”的原生形态 ,极富地域性和原创性 ;而学界沿用已久的“荆公新学” ,本质上是“金陵之学”被北宋政府“官学化”的产物 ,也是宋人攻击学术“官学化”进程的专称 ,它不能作为研究“王学”的总对象。刷新研究对象 ,走出“荆公新学” ,兼顾“王学”多种演变形态的差别与联系 。

子午流注纳支法针刺十三鬼穴治疗躁狂症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时间因素对十三鬼穴治疗躁狂症疗效的影响作用。方法:将符合CCMD-3躁狂发作诊断标准的33例患者随机分为子午流注纳支法针刺十三鬼穴组、药物治疗组和常规十三鬼穴针刺组,10日为1个疗程,3个疗程后观察疗效。于治疗前及治疗后使用躁狂量表(BRMS)、大体评定量表(GAS)及病情严重度量表(CGI-SI)进行评定。结果:临床疗效总有效率子午流注纳支法针刺组88.89%,药物治疗组81.82%,常规针刺组76.92%,经统计学分析,子午流注纳支法针刺十三鬼穴组和药物治疗组疗效相当,且优于常规针刺组。各组治疗前后BRMS评分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子午流注纳支法针刺十三鬼穴法在临床治疗方面存在较好的疗效。

胃黏膜异型增生虚实关联证证候结构特征研究与思考

用标本理论辨析胃黏膜异型增生(Dys)的临床证候,其具有本虚标实相关联的结构特征。为了研究Dys虚实关联证证候结构,探讨其演变规律,判断各类别的癌变趋向,课题组建立起虚实关联证证候辨识系统数据库,多中心协作,将首诊选择的186例Dys患者临床症状体征信息资料,输入数据库进行辨识,初步分析结果显示:首诊病例75.27%属虚实标本关联证,且以主兼关联证居多,在一月后复诊时点上的个体化证候演化统计,转入单实证24例,多有饮食、劳倦、受寒等诱发因素,多因病情加重而就诊;转入单虚证16例,其中脾胃气虚、胃阴不足、气阴两虚证病情轻。表明Dys的证候具有本虚标实的结构特点,治疗Dys不能陷入非实即虚、非虚即实的证候选择之中。

汞量测量及α杯氡测量在探测秦始皇陵中的应用

在对秦始皇陵开展了汞量测量试验研究中,上方在陵墓发现了高强度的汞异常区,表明深部确有汞源存在,异常范围可能反映了地宫的大体平面位置。热释汞研究证明秦始皇陵上方土壤汞基本由低温汞组成,实际上土壤汞测量是低温汞特征的反映。壤中气汞与土壤汞比较两者具有一致性,相比而言土壤汞更稳定。α杯氡测量在勘查地下汞源和确定陪葬坑的位置等试验中取得初步效果。

《诗》纬论《诗》

《诗》纬以阴阳五行说《诗》,并形成了三期、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一套特异的解《诗》理论,这是它与汉代正统《诗》学的相异之处。而《诗》纬对诗的本质、诗之用等方面的认识,包括它对于《诗》篇的具体阐释,又与汉代正统《诗》学多相通之处,对传统诗学的构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尤其是与齐诗的关系,也有必要重新认识。

论奇恒之腑辨证

《中医诊断学》的辨证方法中，没有谈及奇恒之腑辨证，而奇恒之腑是属于臧象学说的内容。我作为30年前全国中医诊断学师资班的学员，首倡“奇恒之腑辨证”，值此“朱文锋学术思想暨纪念全国中医诊断学师资班3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际，为了完善脏腑辨证的内容，便于临床应用，再论奇恒之腑辨证，以供同道参考。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男子精室）为奇恒之腑．髓、骨在肾病辨证、

《本草纲目》明清版本述要

考证及梳理明清时期《本草纲目》的流传及源流情况。从《本草纲目》祖本入手,通过文献研究法等文献学方法,兼析历代主要版本,系统论述明清时期《本草纲目》的版本情况与存疑之处。《本草纲目》祖本问世于1596年,明清刊本60余种,其内容之丰富,学科涉猎之广令人惊叹。对《本草纲目》版本的讨论为后人对该书的研究及整理提供了基础依据,有助于对中医古籍的保护,有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温阳化湿利水法治疗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研究

目的:观察温阳化湿利水法治疗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的临床疗效。方法:90例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45例,对照组45例,分别给予西药基础治疗加中药、西药基础治疗,疗程为半个月,观察各组治疗后患者胸水吸收情况及临床症状改善情况,2个月后将治疗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治疗后治疗组第1～4疗程总有效率分别为82.22%、91.11%、93.33%、95.56%;对照组第1～4疗程总有效率分别为64.58%、73.33%、84.44%、86.67%,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治疗组发热、乏力、咳嗽、胸痛改善情况分别为100%、95.2%、91.7%、90.7%,对照组分别为87.5%、77.5%、78.9%、81.9%,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结论:温阳化湿利水法治疗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可以明显地促进胸水的吸收,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更好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赵世炎与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

赵世炎是中共一大以前的党员 ,于 192 0年 5月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他肩负着党组织的重托 ,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 ,实际开展了留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赵世炎为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付出了大量心血 。

论唐代的家乐

唐代家乐兴盛于盛唐中后期,受安史之乱影响很快沉寂下去,直到德宗贞元年间才再次活跃,此后便一直兴盛不衰。它的兴盛是朝廷积极倡导宴乐之风的直接结果。中晚唐家乐具有成员构成丰富及家伎流动性强等特点。家乐的音乐水平在中晚唐得到迅速提升,故其地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