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我国外交翻译的历史书写

在梳理现有翻译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及古书典籍零散史料的基础上,基于翻译史研究的共识性议题,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总结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立足隋唐外交翻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从译员配备常态化、译员职责多样性、外籍译员选用谨慎化、外交翻译多语化、翻译形态精细化、外交翻译精确化、译员管理与奖惩严格化、译员选拔与培养标准化等八个方面,梳理隋唐外交翻译史研究的大体脉络,提出强化后续研究的主要思路。

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

本文就历史文献记载的资料详细讨论了唐代气候冷暖两方面的证据。从现有支持气候温暖的证据来分析，它们难于确定相应的气候限制因子，并且类似的证据存在于不同的气候条件下。从有关的寒冷资料分析，唐代气候至少可分为两大阶段，8世纪50年代以前大体与现代相差不大，但8世纪60年代以后气候变冷，某些时段寒冷的特征可与明清小冰期相似。

隋唐长安城市规划中的模数制及其对日本城市的影响

在东亚,城市建设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中国城市经历了重大变革和细微的演变,这些变化有时是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某些时候是由于统治者的意愿或是受到规划者个人智慧的影响。本文从都城长安的城市布置,推测出隋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型。建于新纪元开端的长安城,折衷都城规划的两大传统,以模数制为基础,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城市模式,并以之来回应新王朝的勃勃雄心,它的规划深刻影响了东亚城市的演化,八世纪日本的平城(奈良),长冈和平安,以及渤海帝国的五都,皆以其为范本。[1]

隋唐道教术数学派与传统数学关系考论

关于隋唐时期道教在传统数学领域作出的贡献,学术界已有较多的探讨,然仍显不足。要言之,隋唐道教术数学派坚信术数与数学互为表里,通过"算"、"数"之共性将术数、数学融为一体,并以兼摄数学之术数求道证道。这些思想使得其自身在传统数学(包括天文历算)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影响了传统数学的精神气质和发展趋势。而道教术数学派在术数、数学上的研究,对道教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隋至初唐南方墓葬中的生肖俑

十二生肖,或称十二(相)属,本是代替十二辰名称的十二种动物的总称。是古代占星家用十二种动物来记星象、记日、记年的一种方式,同时也用来表示人的生岁*。我国的生肖俑起源较早,分布范围也比较广泛。早在公元六世纪的临淄北朝崔氏墓中就已出现动物形态的十二生肖俑**。到隋唐时期渐成体系,在南方,尤以两湖一带为盛,一直延用到宋元时期,成为当时颇具地方特色的镇墓明器。高宗永徽(650年￣655年)年后,中原也开始出现墓中放置成俑的十二生肖俑以作“压胜”、“辟邪”之用。

“空白”的疑惑与解读——宋代以前福建漆艺的发展状况

对宋代以前的福建漆艺研究,因实物难觅踪迹、直接的相关资料残缺,素来乏人问津。梳理战国至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地漆艺发展概况,并对闽地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器遗迹的来源、战国秦汉时期闽地漆艺概况的成因、唐代"纻胎漆像"兴盛的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这对福建漆艺在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和海外遗存漆器的综合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隋唐时期铁器与铁器工业的考古学论述

隋唐时期作为中国古代铁器和铁器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铁器和铁器工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本文基于考古发现的铁器实物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的系统梳理,初步揭示了隋唐时期铁器的种类及社会应用、钢铁技术和铁器工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时代特色。

隋唐长安地区尼寺杂考

隋唐时期,佛教发展极为鼎盛,都城长安名僧汇集、寺庙林立,有"佛都"之称。其间,尼寺共计40座之多,却由于种种原因资料甚简且错漏诸多,许多问题众说纷纭。其中部分寺庙已有定论,然法云尼寺、资敬尼寺、法界尼寺、崇敬尼寺、龙华尼寺的相关问题仍旧不甚明确,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无论在对佛教史或是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都是十分必要的。

佛教双语字书与隋唐胡语风气

唐代是翻译佛经和西行求法运动的高峰时期,为了更好地理解深奥佛法的真谛以及学习域外知识,与梵语等外语(或西域民族语言)相关的启蒙著作及工具书,包括佛教词典、梵汉字书、佛经音义著作等等更是急需的热门。讨论唐代社会的胡语学习及使用风气,从时代背景来分析佛教双语字书以及音义著作形成的原因,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文献的价值。

三燕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的佛教与传播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与流行。前燕慕容皝统治时期,佛教便已传入辽西地区。后燕时,佛教僧侣与上层统治者关系日益密切,并开始参与国家军政大事。辽西地区现存的北魏时期的石窟、佛塔就凸显出这一时代背景。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北魏时期的佛塔进行了翻修,出土的墓志中保留了当时辽西地区佛教居士的礼佛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辽西佛教对东北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高句丽与渤海国的佛教都间接或直接受其影响。文章主要以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式来探讨三燕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佛教的发展与传播。

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题,关注的是南北分裂结束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前提则是南北朝的政治统一不等于南北历史发展的完全衔接。这一命题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其对隋唐历史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洛阳地区隋唐离宫遗址调查与考证

洛阳是隋唐王朝的东都 ,隋唐两代在洛阳城周围修建了许多离宫。通过文献考证和考古调查确定了这些离宫的位置和性质 。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畜牧业研究

隋唐时期的西北地区,畜牧业是绝大多数民族传统的占优势的经济类型。无论是以农业立国的隋唐中央王朝还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都鼓励和支持发展畜牧业,并积极进行绢马互市、粮马互市、茶马互市,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西北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地域辽阔的西北地区不仅具有适宜畜牧业发展的气候、草场条件,而且勤劳智慧的西北各族人民还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育出了许多优良畜种,为传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之于前代有更大的发展。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这一时期海外交通的发达为中国与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众多的中外僧侣途经东南亚诸国前往印度取经或东来中国译经传法,构成了这一时期佛教文化高度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论隋唐时期的秦州都督府

隋唐时期,今甘肃天水市被称为秦州,其治城是陇右东南部地区的经济、政治、交通、文化中心。隋唐300多年历史中,在秦州先后建置有秦州总管府、秦州都督府、秦成两州经略使司、天雄军节度使司等地方高级管理机构。秦州因其所处的重要地位,成为隋唐中央政府经略陇右东南部地区的桥头堡,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中国早期木构建筑梁架构件起源与发展初探

文章通过对我国木构建筑中柱础、擎檐柱、壁柱、斗拱、釭5种梁架重要构件起源与发展进行探讨,揭示了新石器至隋唐时期我国木建筑梁架构件演变逻辑和发展规律,为我国早期木构建筑营造研究创造了条件。

从石刻文献看佛教文化对隋唐五代楷书的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语言文字。作为这一时期语言文化重要载体的石刻文献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佛教类石刻的数量迅速增多;佛教石刻的类型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凿刻或者捐刻队伍庞杂,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等。与之相应的石刻文字也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石刻楷书记载的内容增加;新造字大量出现;假借字逐渐增多等。

隋唐时期的崤山南道

崤山南道在隋唐之前就是一条比较重要的交通通道。隋唐以后其取代崤山北道成为两京之间最重要的交通通道。隋炀帝和唐高宗时期是崤山南道修建的高潮时期。修建后的崤山南道不仅扩宽了道路,种植了树木,沿途还修建了很多行宫和驿站,景色优美,行人繁盛。安史之乱后,皇帝基本不再巡幸洛阳,但仍有很多士人和官员行经于此,直至唐末。

浅谈我国隋唐时期雅乐及燕乐对日本、朝鲜音乐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雅乐虽规模宏大,但燕乐也在快速发展壮大。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音乐文化迅猛发展,以致于其音乐与某些表演形式对东亚音乐文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