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派与选择派的博弈——以美国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为观察视角

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作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转变堕胎立场的过渡性案件,反映美国政治趋于保守的同时,也展现着生命派与选择派围绕女性堕胎权进行的政治博弈,双方围绕1978年阿克伦市堕胎管理条例的合宪性问题的激烈辩论无疑加重了美国堕胎问题的政治化。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否决该条例的大部分条款,但是试图取代罗伊案判决原则的“不适当负担”标准同样被首次提出,并在日后成为指导联邦最高法院处理堕胎案的理论依据达30年之久。除此之外,阿克伦案也是反堕胎力量由依靠法律途径转向采取暴力方式反对女性堕胎的导火索,暴力反堕胎事件在该案宣判后不久便急剧增多。阿克伦案对解释当今美国堕胎问题纷争,探究罗伊案和凯西案被推翻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州际协定法律背景的变迁

州际协定是美国各州自主解决地区乃至全国性问题时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它的合法性由《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十款第三项赋予。在联邦体制的不同阶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条款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在1893年的“弗吉尼亚州诉田纳西州”以前,所有的州际协定都需要国会的批准;此后,只有那些触及到联邦权利或可能改变联邦体制内力量平衡的政治性协定仍须国会批准,而其它的非政治性协定则不再需要国会明示批准。在放松对各州缔结协定的限制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对成员州及其公民遵守协定的约束却越来越加强,使州际协定的法律地位愈加巩固。

美国高等教育入学中的肯定性行动——基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实践的多元化审视

肯定性行动涉及种族问题,因此不仅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还是高度复杂的政治问题,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对该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肯定性行动的审查中,多元化的价值是大法官们反复权衡的元素,大学基于种族的招录政策具备正当性,但是必须经受"严密裁量"。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多元化的学生群体能够带来教育上、政治上(或社会上)的收益,营造差异性和多元化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创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种族的融合对精英教育机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其多元化价值观则是不断演变的。多元化的肯定性行动无法回避,种族多元化的收益在未来将继续成为争论的焦点。当前,在美国精英高等教育中,阶层的差距与种族的差距并存,未来,以种族多元化为主必须转向种族多元化与阶层多元化并重,这样,多元化的肯定性行动的正当性才会拥有更牢固的基础。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在解决宪政体制的冲突中发挥了重大的平衡作用。从宪政结构的三个层面即国会与总统的关系、联邦与州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进行考察 ,可以充分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这种司法审查权保障了三重分权 ,维护了宪政结构 ,促进了美国政治及政治形态的发展。

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转变

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经历了从积极支持到极力反对的大转变。克林顿政府虽然积极参加法院规约的制订,但最终因为在管辖权、检察官独立启动调查起诉程序和侵略罪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而投了反对票。布什政府则根据《美国军人保护法》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敌视国际刑事法院的措施,其中尤以所谓的"第98条协定"为甚。但是,缔约国与美国签订的这种豁免协定实际上违背了规约的宗旨,与罗马规约第98条第2款不相符合,是非法的。

从“堕胎法案攻防战”看美国政治对法律的影响

美国法律因判例法传统及联邦与州并行的两套立法及司法系统而极具特点。罗伊诉韦德案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反对与支持意见一直争锋相对,并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在当前达到顶峰。2019年以来,保守州纷纷出台与该案例相悖的法令,亦不断被各联邦法院封锁或宣告无效。这种州法与联邦最高法院判例间的攻防战,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政治因素在美国法律实施中不容忽视的作用。由选票决定的立法及司法人员,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然要考虑选民意愿及选情需要,使得法律难以纯粹。

美国最高法院视野中的联邦立法权委任

美国宪法确立分权与制衡作为美国政治制度,20世纪大量的立法委任是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解释委任立法与国会立法之间关系,监督与控制立法权委任是美国最高法院面临的重要问题。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大量立法委任判例,完善立法委任学说或者观点,通过司法解释、立法委任标准以及程序等措施,保障立法委任在分权原则框架下的正常运行,维护美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克服“消极依法治教”中的作用与成效

在美国,由于三权分立制度的原因,最高法院在美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具有独特的作用,特别是二战后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对涉及学校教师和学生宪法权利案件的审理,克服了长期历史形成的"消极依法治教"的惯性,推动了美国教育的积极发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大学教师宪法权利保障中的作用

在美国高等教育与法律的关系中,大学教师宪法权利保障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联邦法院通过对一些涉及宪法问题的教育案件的审理对全国高等教育政策产生了影响,改进了大学教师的权利保障状况,维护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教育判例的演进研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教育判例的演进大致可分为形成、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来看,每个时期的教育判例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通过对一系列判例的提炼与分析,归纳各阶段教育判例的基本特征;遵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精神,总结美国现行高等教育判例的审查原则。

性别与女性法官的司法决策

将性别研究和女权主义相结合,并援引美国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的判决案例,进而深入剖析女性性别与女性大法官司法决策这两者间的关系发现,女性性别因素对女性大法官的司法决策没有本质性影响。女性大法官判决思维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本人的出生背景、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决定的,在作出决策过程中女性大法官独一无二的人生历程左右了大法官本人判决的思维路径。女性大法官在司法审判中与男性大法官一样,同样严格依照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并系统运用法学思维进行裁决。因此对于女性大法官司法决策的认识应当客观中立。

美国最高法院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的作用

教育公平是衡量教育成就、教育公正以及教育机会的一个标尺。美国建国以来,在教育立法、政策保障、教育补偿和经费保障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值得很多国家学习和借鉴。在促进教育公平进程中,美国最高法院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最高法院根据一定的法理基础,以通过司法审查为手段,审判了大量案件,在捍卫教育公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一些人对最高法院的做法有片面认识,但是依旧改变不了最高法院的作用:有利于解决教育公平难题;有利于教育权与教育公平的宣示;有利于公民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促进教育公平的实施。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平衡功能分析——以美国尼克松案为例

美国是典型的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国家,总统与国会相互独立且相互制衡。具有国家权力平衡功能的联邦最高法院居于其中,对二者关系进行调节。凡是越过自身权力界限侵犯另一方的权力,就要被联邦最高法院制止,从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定的权力界限行事。美国诉尼克松案就是阐释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平衡功能的最佳案例。

美国最高法院宪政进程研究

美国最高法院的发展折射出美国的宪政历史进程,反映出法制社会建成的持续和艰辛及美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反映出司法权对一国宪政进程的重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司法的能动性得以充分体现,法官在进行宪法解释时,倾向于弱化遵循先例原则和政治决策者,更多地依赖独立判断,倾向于做出范围宽泛的判决意见,主张一种广泛的司法救济权,由此推进宪政的现代化。

英美在近代中国行使治外法权主体之型化与形替

在“条约世纪”里,英美在华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大致经历过一种以领事官为主向以法官为主的转变过程。依照不平等条约、英王御准的枢密令/美国国会法令等成文法,英美两国驻华领事官曾获得非同寻常的司法权和管辖权。但自19世纪中叶起,限制或规制领事官司法权却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反抗领事裁判权和英美本国政府加强治外法权统治的“共同目标”。对于领事官司法权的整个讨论,便转移到如何在华设立并运作“混合法院”以及专门法院之上。两国在华攫取的司法权由此从非职业的领事官渐次流动至驻华职业法官,但这不过是两国域外管辖权制度安排中“左手倒右手”的把戏,遑论领事官司法权事实上并未被彻底削弱。两国变换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意在加强“治外法权统治”。

复杂政治角力下对多元化的坚守与反复——当前美国高等教育中肯定性行动实施回顾

20世纪70年代开始,基于补偿弱势少数族裔群体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全面实施,其主张各院校要招收与黑人、拉美裔等人口比例相近的少数族裔学生,以实现生源多元化。经过多年实施,该政策为当代美国种族平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政策之一。肯定性行动是一个关系到立法、司法、行政等极其复杂的政治议题,多年来,不同的政治派别及团体曾就肯定性行动的实施与否和具体实施方法等展开了激烈而复杂的政治角力,这也导致美国不同级别的法院、不同地区的政府曾就肯定性行动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和做法。时至今日,应如何实现多元化、哪些群体才是多元化应惠及的目标,这些困扰肯定性行动多年的关键问题,在新时代的美国必将会引起更复杂的政治角力,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目标实现也必定会更加艰辛。

“非政治法律神殿”的表象与实质

美国主流社会将最高法院塑造为"非政治法律神殿",目的在于混淆司法政治本质与社会治理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出现在种族、宗教多元构成的美国,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生活样式、行为特征交互作用的结果,即扩张性生活方式的产物。为维持生活方式正常运转,美国统治阶级将扩张性生活方式根本要求("寻找更好生活")作为聚合全体社会成员的互利因素,在收买被统治阶级接受或默认既有生活方式的同时,将权利本位、零和博弈的行为特征纳入高度市场化、程序化的生活样式中,使法治成为多种族、宗教条件下维护生活方式秩序的必然选择。通过制衡性政治制度运作遴选最高法院大法官和突出司法的社会治理作用,美国主流社会在司法权存在前提、人员构成方面塑造出"非政治"的"中立"幻象。通过"正当程序",在司法运作过程方面,以实体问题程序化、政治问题行政化、社会问题个人化方式回避冲突纠纷的政治实质,使各利益集团接受、容忍司法权对非本质利益冲突所作判决引发的重大社会变革。然而,持续摆脱"市场魔咒"以满足扩张性生活方式的根本要求,始终是"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成为主流信誓的前提。当美国摆脱"市场魔咒"的能力被削弱,无法为"寻找更好生活"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而引发政治极化时,最高法院或为维护"神殿"表象置身于政治纠纷之外而被祛魅,或因触及利益集团的政治底线,暴露其政治实质而导致"失能",并因此启动制衡性政治对最高法院进行新一轮"改造",从而证明"非政治法律神殿"不过是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司法机构。

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政治与法律的双重变奏

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告同性婚姻合法。这其实是一系列有关禁止或允许同性婚姻的斗争的结果。不仅宗教团体、同性恋者、民权组织、利益集团都参与到争论的过程,联邦和州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也卷入其中。而最高法院的判决虽然宣告了同性婚姻的胜利,却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反而引发了宗教人士、2016年大选的共和党参选人和保守州的强烈批评、反对和抵制。一旦保守州通过制定州法或者颁布行政命令给同性恋者领取结婚证设置严苛的条件,同性婚姻权将受到限制甚至剥夺,有关同性婚姻的分歧将更为严重,斗争可能愈演愈烈。这种分歧与斗争其实源于自由多元与传统精神之间的价值难题。

约翰·马歇尔有关宪法契约条款的理念——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例为中心

美国建国初期,宪法契约条款是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有关财产权案件所依据的一项重要条款,特别是在马歇尔法院时期,最高法院频频启用该条款,将该条款广泛运用到公共和私人的合同中,极大地捍卫了私人财产权和契约的神圣性。作为早期联邦最高法院的核心人物,约翰·马歇尔对宪法契约条款尤为钟爱。

《对华贸易法》与美国在华商业(1917-1945)

1922年9月,哈定总统签署通过了《对华贸易法》,并于1925年进行修订。它的实质是公司法。目的是推动美国在华投资,拓展美国在华商业。在这之前,由于没有统一的公司法,在华美国商人按照各个州的法律注册公司,每个州的法律标准不一,没有权威性,有些公司甚至得不到美国联邦政府及外国投资者的认可。因此,美国商人在同其他国家商人竞争的时候常处于劣势。《对华贸易法》在各方积极活动下应运而生。本文研究该法通过前后以及实施情况,来考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在华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