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 Rights Protection Under China's Judicial System——An Interview with Xiao Yang,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estion: As you know. attention is now growing in China and outside to 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s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China’s top judge, would you make some comments on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under China’s juridical system?

最高人民法院介入宏观调控的实践与反思

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宏观调控的职权(职责),但它还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宏观调控。最高人民法院介入宏观调控,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为我国法治建设带来隐忧。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最高法院介入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给我国有益启示。从法治的立场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宏观调控中应保持司法克制。

最高人民法院刑法解释权的功能扩张与复归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刑法解释权呈现出功能扩张的态势,具体表现为对治罪功能的过分强调、变相代行属于立法解释的统一法律解释功能、力图取代法官解释的个案评价功能。这种功能扩张,源于它对犯罪治理的追求、对强化规范实效的考虑和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担忧。其出发点没有问题,却违背了基本原理、宪法规定与司法规律,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从根本上侵蚀着权力的正当性。唯有寻求功能复归方能避免这些风险,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落实规范性与权衡性的要求,确保刑法解释在犯罪治理中有限度的积极;统一法律解释功能应当复归立法解释,由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下设专门机构加以解决;对法官解释权的整合应以赋予法官解释权为前提,并通过指导性案例制度与审级制度加以展开。

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法院的适用及完善--以125例裁判文书为视角

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主要表现为法院拒绝管辖较为审慎、部分案件的说理明显错误或不规范、拒绝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阐述较为模式化以及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后存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建议我国法院通过多因素确定可替代法院之存在、改良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严苛条件、视情况采纳中止诉讼做法等予以完善,提升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法院的适用质量。

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司法救济研究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首次对公司不分配利润情况下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司法救济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对于司法救济之具体适用,法院应将滥用权利的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并在审判过程中合理分配原告股东与公司之间举证责任。在判断股东是否构成权利滥用时,法院应当审查不分配利润是否会使其他股东的合理期待落空,是否系出于公司经营的适当目的,同时应当视具体情况认可公司与股东签订的利润分配协议的效力。法院在判决中宜对公司分配利润的时间和数额做出底限规定,而不宜过度介入公司自治,直接确定利润分配的具体数额。

国家图书馆部委分馆筹建与运维探析——以最高人民法院图书馆为例

[目的/意义]国家图书馆人民法院分馆成立于2015年,是国家图书馆第16家部委分馆,分馆搭建立法决策服务平台,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提供文献服务。本文分析人民法院分馆模式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就国家图书馆部委分馆的建设提出未来展望。[方法/过程]通过派驻参考咨询馆员到人民法院分馆工作的模式,总结筹建和运维最高人民法院图书馆的经验,探讨人员配备与服务需求存在差距、部委分馆共建共享理念尚未实现的问题。[结果/结论]从培养专业化人才,提升业务水平、共享部委分馆专业化的特色资源、加强沟通交流,开展切实合作等几个方面提出几条展望,提升国家图书馆部委分馆未来的服务。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制度功能

作为司法改革的"排头兵",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与实践,既能够通过最高审判权力的"下沉"带来社会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也能够通过最高司法权的在地化运行来促使巡回区司法行为的规范化,还有助于确立通过司法机制分配地方利益以及这种分配方式的权威性。由此所带来的,不仅是地方司法权的行使被进一步高度统一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行动逻辑上来,而且也确保了国家通过司法进行地方社会治理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国家通过司法权威的塑造来助力国家权威的提升。当然,对于巡回法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对司法世界与政治社会的影响,我们也要敏感并有所预判,要通过巡回法庭司法职能的合理设置以及司法成本的均衡分担,来确保巡回法庭良性运转的同时,促使其司法—法治功能与社会—政治功能的良好发挥,从而实现司法改革的整体目标。

《营商环境报告》、“保护少数投资者指标”和公司法的内生性发展——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

近年来,营商环境的优化与法治化已经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与之相对应,许多法律改革都体现出对标《营商环境报告》的政策意图。由于我国在"保护少数投资者"指标上得分较低,未来公司法改革也很可能以此为模板进行。然而,无论是《营商环境报告》抑或"保护少数投资者"指标,都呈现出鲜明的"法系偏见""价值偏见""问题偏见""解决路径偏见"。与《营商环境报告》极力推崇的可以一体适用的最佳实践不同,公司法具有自己的内生性发展规律;其不仅为地方性问题所塑造,也只有精准回应地方性问题方能推动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包括"公司法司法解释五"在内的公司法改革,不应对《营商环境报告》亦步亦趋。与之相反,应当以地方性问题为根基,视《营商环境报告》为起点,进行有选择的法律制定或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