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与长安城建筑文化——以“北阙—南山”的意象解读为中心

唐诗中的“北阙”、“南山”意象拥有多重象征意义。其中“北阙”蕴涵着双重建筑语言 ,这与隋唐长安城、关中地区拱卫向心的建筑布局有关。“南山”的“天阙”角色蕴涵使长安城的皇权意志从有限的人文建筑向无限的自然时空延伸。隋唐长安城的拱卫向心建筑布局 ,将唐朝的广袤国土凝聚在人格化建筑构型当中 ,寄寓着严肃深刻的皇权象征主题 ,赋予初盛唐诗歌雄浑博大。

唐代宫怨诗繁荣原因初探

有唐一代,宫怨诗的创作较为繁荣,不仅诗作颇多,而且诗家,特别是名家甚众,如沈俭期、杜审言、王昌龄、李白、王维、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杜荀鹤等等,均创作出了诸多宫怨之作。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封建帝王后宫嫔妃弊制的存在;开放的社会和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为写作宫怨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诗人以创作宫怨诗来对六朝以迄唐初浮靡的宫体诗进行反拨;受当时诗歌入乐风气的影响以及宫怨诗恰正满足了人们了解“宫闱秘事”的好奇心理等等。

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研究

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自它产生之日起便盛传不衰。立足文本加以解读,可发现其成为唐五代社会一个独特文化现象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红叶意象所具有的美丽而凄凉的美学特质,唐五代人好奇的心理和审美情趣,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等,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阐释,可以揭示唐五代宫女的悲剧生活以及当时的时代风貌。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殷璠《丹阳集》考辨

《丹阳集》是现存唯一一部以诗人籍贯为收录标准的唐人选唐诗,由于该集早已散佚,无法窥测全貌,学界普遍以《河岳英灵集》为标准考察《丹阳集》,忽视甚至无视其独立价值,《丹阳集》亟需重新认识。《丹阳集》当是殷璠应举落第流连长安之际在宫廷风气影响下编撰的地域选本,以揄扬润州诗人、壮大故乡声势为目的,与仕途达否并无直接关联,马怀素、陶翰二人诗歌落选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与殷璠向无交集。《丹阳集》明显的宫廷风尚使其个性色彩并不鲜明,但客观上却更加契合当时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氛围,流传更为广泛,在盛、中唐时期影响甚至大于《河岳英灵集》。

论唐代宫怨诗的第三重世界

文学的语言世界、生活世界、心灵世界三者是融在一起的,一层扣一层,由显而隐。语言为生活和心灵的载体,生活是诗人的依托,而心灵的表现才是最深的旨归。唐代宫怨诗的心灵世界从性质上分两个方面:一是宫人自悼宫怨诗,反映宫女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一是文人的借喻拟写之作,主要是借宫怨抒发自己的不遇之音、反映仕途的险恶以及表现那种历史沧桑感。

初唐送别诗创作的多元格局及诗歌史意义

跨度近百年的初唐是唐代诗歌的发轫时期,也是送别诗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段。初唐时期的送别诗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和文学史价值。初唐送别诗的创作格局中,主要存在三种体式的诗歌: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宫廷送别诗,以创作上的集体性和风格上的富丽性为标志;活跃在贵族官僚阶层的送别诗,其中的送人赴任的饯送诗、涉及贬谪的送别诗具有诗风、诗体的转折意义与示范价值;代表文坛新鲜血液的底层文人创作的送别诗,这类诗歌将送别诗拉回到抒情的轨道上,气势激昂,感情热烈,启盛唐之先鞭。送别诗的频繁创作使初唐文坛保持着活力与生命力,也体现了唐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初唐送别诗是整个唐诗从宫廷走向江山与塞漠的表征之一,对后来的同主题诗歌创作起到了开创和引导作用。

读宇文所安《初唐诗》

宇文所安是著名的美国汉学家,他凭借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与热爱,以及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许多精彩的研究成果。《初唐诗》即是一例。作者通过宫廷诗这一线索,对初唐时期近百年的诗歌发展,作出了详尽的论述。

论宫体诗及其初唐新变

宫体诗又被称为南朝艳歌,它在南朝的文坛上可谓是姹紫嫣红。宫体诗作家们创作了众多作品,其中不乏表现纯情、真情之作。宫体诗在南朝之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人们的继承中不断进行着新变,这一点在初唐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宫体诗从描写的内容、表现的手法,以及作者群都发生了改变。新变后的诗体既符合当时人的审美,也符合大唐一统的气象,为迎接盛唐诗歌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宫体诗也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新变中求得了重生。

唐代三令节考与皇家宴游诗

唐代三令节是唐代官方认定的佳节,在唐代帝王提倡下,三令节宴会上诗歌创作频繁,初唐景龙年间三令节皇家宴游诗的创作比赛和诗歌格式,对初唐律诗的定型,有一定影响。

唐五代宫廷诗僧群体诗风的流变

中唐以前,宫廷诗僧群体的主体是以玄奘为代表的高僧型诗僧,他们与帝王相互借重,诗文酬唱成了他们宣讲佛理的方便法门。他们的诗歌创作或追求"奇挺"、"藻锐",或倡导通俗化,或凸显生命意识,对唐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中后期,随着佛教地位的下降和诗僧群体整体素质的下降,宫廷诗僧多以诗、书、画等外学立足。他们多痴迷诗艺,注重苦吟,使唐末五代成为贾岛式的"苦吟时代"。

论《长门赋》《自悼赋》对唐代宫怨诗的影响

《长门赋》与《自悼赋》在抒情模式、描写方式与创作意象上都对唐代宫怨诗产生较深影响。二赋一为代言一为自叙,一重虚构一重写实,基本上涵盖了唐代宫怨诗的所有类别,其中《长门赋》的代言模式影响更大,诗人们多通过自己对宫廷生活的了解和认识,将抒情女主人公放入一特定场景,来描写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唐代宫怨诗多继承了《长门赋》正面摹写与反面衬托相结合的描写方式,并且许多空间意象、自然意象与人事意象都出自《长门赋》与《自悼赋》。

唐五代词对六朝宫体诗的回归与超越

从唐五代开始,词的创作就进入了日常生活,没有盛唐旖旎的边塞和缤纷的自然,中唐针砭时弊的控诉与劝谏,知识分子在绝望之后重新将眼光转移,艺术的天平走向了更为个人化、阴柔化的审美,表现了与六朝宫体诗颇为类似的美学主题。审美趣味和艺术主题已完全不同于盛唐,而是沿着中唐这条线,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感情色彩的捕捉追求中,时代精神已不在马背上,而回到了闺房,回到了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