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前沿理论五花八门,但其中比较宏观和有持续影响力的当属20世纪年70代末和80年代初兴起、到现在还在继续的长达二十多年的政府改革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服务以及治理等前沿理论都与公共选择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或是在批判公共选择学派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这几个理论相关又不尽相同,与西方思想界都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反映着不同思想阵营和不同理论之间的博弈,并没有达到能够相互替代的程度。它们的风行在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界也引起了层层涟漪和概念上的混淆。从西方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历史背景出发,重点就这四大理论的特点、渊源和理论效度进行综述和评论,并讨论了它们对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改革与治理

社会公益型科研事关公共利益,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政府必须用财政支持以保障科研的开展。然而,政府亦存在失灵。价值理性在以技术理性为基础而构建起的官僚制中易于缺失,这种治理模式制约了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回顾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历程的基础上,对改革的障碍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治道变革,深化改革的途径在于调整评估内容,完善评估制度以及启动新一轮人事编制改革的途径,进而为将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从官僚体制中剥离提供参考。

科层组织理论视角下三甲医院医患信任作用机制初步研究

当前同内医患关系紧张,隐藏在医患关系失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医患之问的信任缺失。从科层组织理论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其关键特征(专业分工、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理性关系、量才用人)对医患信任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参考。

集体林权改革中地方科层损耗的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分别研究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执行集体林权改革政策过程中的博弈选择,得出在集体林权改革政策执行过程中,对地方科层损耗的产生起负影响的因素为:林业加工企业和林业投资者寻租资金、实施林改引起的林业加工企业利税和提供就业岗位的下降;对地方科层损耗的产生起正影响的因素为:中央政府和基层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力度、对积极行为的奖励力度、村干部的福利和村民获取信息的能力,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降低集体林权改革地方科层损耗的对策建议。

中国校园欺凌有效治理的影响因素及其优化路径

校园欺凌是国内外学校中颇为常见而又难以有效治理的问题。中国政府对校园欺凌治理高度重视,出台了诸多治理政策,并取得一定的治理成效。但由于校园欺凌治理的复杂性,治理实践仍然存在成效不理想等问题。搜集整理国内9起典型校园欺凌事件,分析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政策执行系统模型构建分析框架,从治理人员、治理机构、治理环境、治理政策四个维度审视中国校园欺凌治理低效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要充分消解治理低效问题,必须加强治理人员尤其是基层治理人员的责任感,强化基层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等治理机构之间的联动,营造良好的支持环境,完善治理政策内容,从而为广大学生创造安全与和谐的校园环境。

韦伯科层制理论及其蕴含的管理思想

根据韦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科层制不可避免地要扩大。科层制权威是处理大规模社会系统管理要求的唯一方式。为了处理日趋复杂的事务,有必要发展控制与管理的系统。科层制的出现是对这些需求的理性化与高效率反应的结果。然而,正像人们将要看到的,韦伯也相信科层制显露出了许多缺点。后世学者对其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尽管如此,科层制所蕴含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政策过程理论的最新进展、趋势与启示

政策过程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争论不休,而这些争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寻求因果关系理论的逻辑下,形成了大量的主流政策过程理论或框架。而今,政策过程理论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包括叙事政策框架、子系统及其超越、决策和官僚机构、政策过程的综合框架等方面的发展。这种新发展及其趋势,对我国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来讲无疑具有诸多启示:(1)区分和厘清政策过程理论研究中的关键概念;(2)继承与创新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方法;(3)实现行动主体的多元化、精细化与政策子系统的超越;(4)合理把握官僚机构在我国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

理性官僚制:危机、突破与回归

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由于各个阶段不同的现实需要 ,以及各理论学派观点的差异 ,由威尔逊和韦伯等创立的理性官僚制在近百年中先后经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不断丰富与发展。特别是 1980年以来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理性官僚制进行大胆批判并欲求在理论范式上突破这种盛行于公共组织百年的官僚体制。然而 ,客观地分析历史与现实使我们发现 ,对理性官僚制的创新与挑战 ,动摇不了这一古典制度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突破其实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官僚范式的回归。

废除官僚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论文介绍了法默尔《杀死国王——后传统治理与官僚制》一书的理论贡献,并批判性评价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观点。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标志着后现代公共行政语言理论的形成;《杀死国王——后传统治理与官僚制》建构了后现代治理理论总体性框架,其中"想象的游戏"的认识论、"寻求的正义"的方法论和"艺术的实践"的实践论,从理论层面为我国重塑公共行政理论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韦伯官僚制理论:逻辑、困境与启示

韦伯官僚制理论是传统公共行政之基,把效率奉为圭臬,重视理性主义,学界对此一直存在"终结论"和"不足论"的争论。重新考察和审视官僚制理论,廓清"非黑即白"的机械绝对论和"稻草人"的历史主观论误读,还原本来面目,对于客观评价官僚制理论的历史坐标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分析发现,理性主义的内在动力和效率至上的价值诉求是官僚制的产生动因,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横向和纵向之间的冲突、非人格化与人性之间的张力是官僚制理论的内在困境。在推进现代政府构建和提升现代治理能力的当代,吸收韦伯官僚制关于理性和效率的合理内核,摒弃其扼杀人性、僵化封闭的体制要素,可以实现理论超越和实践突破。

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论青年卢卡奇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

卢卡奇认为西方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强调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破除那种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的做法,把以变革社会现实为目的的“总体性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培育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作为方法论,系统论述了阶级意识的内涵、功能,揭示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特点、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特质,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以“阶级意识理论”为核心的西方革命战略,并根据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关于革命策略的争论,提出了以“组织理论”为核心的西方革命策略,由此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完整内容。不同于那种以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二分为基础,抽象探讨正义、自由和平等等主题的西方政治哲学,卢卡奇的政治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追求无产阶级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目的的解放政治学。卢卡奇的政治哲学无论是对于建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哲学,还是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危害及其治理——公共选择理论的官僚经济理论述评

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治市场中官僚的行为动机时,引入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对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及其危害和治理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僚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撕开了传统政治理论覆盖在政府官员身上的理想化面纱,触及了官僚关注自身利益的本质动机,有助于理性地认识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但是,公共选择理论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倾向来解释官僚在政治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则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改造官僚行政: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探索

过去一个世纪是官僚行政迅速发展的历史,也是其不断遭到批判和改造的历史。本文从官僚行政的形成与缺陷出发,分析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三个西方主要的公共行政理论对传统官僚行政的批判与反思,以期对我们正确认识官僚行政和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有所启示。

论实证主义与科层制理论的勾连

反实证主义是韦伯理论明显的倾向。但要使自己的科层制理论像自然科学一样揭示现象的因果关系以实现可预计性功能,韦伯必然要调和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关系,并试图从实证主义当中去寻找理论支持,这就使得科层制理论带上了价值中立、因果关系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等鲜明的实证主义特征。

“监管中心主义”语境下的社区矫正权责失衡问题——以浙江省J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监管工作为例

通过对浙江省J县社区矫正工作的调研,发现社区矫正仍然处于"监管中心主义"的实践状态下。目前社区矫正重中之重的监管工作却存在着"权力小、责任大"的权责失衡困境。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在监管中承担了风险极高的脱管责任,却缺少采取强制羁押措施的权力和追捕权等必要的监管权力。同时,监管主体在人力资源上存在着执法人员数量配备不足、特定岗位的司法警察配置缺失等问题。在理论上,从契约论的拟制视角与科层制下的权责观念这两个角度对监管权力的正当性来源进行初步探讨,把社区矫正拟制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签订的约束双方行为的契约,社区矫正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契约义务,监管权力作为在契约一方国家的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理论上追究违约责任、保证契约目的实现的权力;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当中,责任与权力须保持一致,责任的承担需要相应的权力配置。

恩格斯的国家祸害论不是能淡忘的——兼与李延明先生等商榷

1891年3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中说,国家是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同公社一样"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这是说,无产阶级要有自己所需要的国家,不能运用旧的国家来进行管理。可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研究》的作者在理解恩格斯这段话时,忘记了国家是一个祸害,要求"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把旧的国家机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学说、唯物主义国家观也就荡然无存了。当前,随着我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由高度一体化向良性分化转变,在这一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还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学说的本来面目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历史意义。还马克思主义本色,国家祸害论不是能淡忘的。

试析官僚制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去向

官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还没有其他一种理论模式可以超越或者取代官僚制的地位,在我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官僚制的弊端,这样我们的改革才能有的放矢,我们还应该广泛地学习各种制度理论,这样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开阔思路。

一致百虑:“六艺”裂变诸子百家

诸子终归几家,诸家如何关联,又诸子理论渊源何自及如何界定"六艺"之性质等诸多问题,至今商榷不绝。前有庄子之"六艺说"、孟子之"政治说"振铎,后有西汉刘安"应世之急"接踵,然百代独领风骚者莫过于班固之"王官"说,延及清初章学诚与民国马一浮以"诸子出于六艺说"微澜动水。期间《易》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语当为揭橥此题管键。

实践“三个代表” 力戒“两个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重要的理论成果,也是全新的实践课题。只有在着力掌握"三个代表"实践特质与创新精神的基础上,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克服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才能够转化成为推动事业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试论教育分权的背景、原因和依据

分权是政治领域的一个范畴,教育分权是政治上的分权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新自由主义是教育分权的社会背景,这使市场原则渗透到教育领域之中;公共选择理论为教育分权准备了充分的理论依据,教育中的“经济理性人”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科层制的弊端则成为教育分权的现实原因,打破科层制的级层化控制,必须引入教育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