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现代话语体系研究

席卷全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管理活动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促使管理理论必须随之创新。相对而言,天人相分的西方传统管理哲学思想长于建构“有为”管理体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为提高工业企业效率贡献了西方方案;“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长于建构“无为”管理体系,必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绽放异彩,为世界管理学贡献中国智慧。本文通过梳理东西方哲学分野,分析了建立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现代话语体系的必然性、实践路径及其理论升华的思路。

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具有以下基本的精神特质:天人合一、以道驭技、以人为本和经世致用。天人合一是哲学基础,它决定了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基本走向和理论旨趣;以道驭技为理论核心,它构成了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光辉的一面;以人为本是价值归依,它深深根植于科学家和技术工匠的心灵之中;经世致用为突出特点,它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风格。这些主要精神是中国传统科技伦理的菁华,是处理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历史依托。

天人之际的治道:广川董子“天人三策”义疏

《汉书·董仲舒传》所录"天人三策",是广川董子与汉武帝为此后两千年创制立法之对话,为孔子之后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献,也深刻显示了儒者通过理论思考参与改制立法之进路。董子具有政治科学、宪法科学之思维模式,超越了政治浪漫主义,显示了政治成熟之心智。他发展了天道治理观,立足于当时政治现实,承认皇帝之地位,但通过设计一些看起来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制度,分散、约束乃至控制皇权,最终实现"行道于天下"之目的。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及其政治含义再解读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具有深刻而独特的宗教含义和丰富的政治意涵。对董仲舒而言,上天主要是一种以神谴的方式所显现出的令人敬畏的力量。正是基于这一对天的神秘信仰,他推论出了一系列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政治命题,如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应法天而治,以及上天会降灾异以警示、谴告君王的政治过失等。由于董仲舒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独特的政治理念,即政治之为政治,应是指对圣人孔子、儒家经典和超越者(天)所作的一种积极应答,因此,他可以说是一位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气和政治思维发生根本转向因而具有分水岭或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思想家。

先秦儒学与“独尊儒术”比较

周秦之际的制度变迁与秦汉之际的文化变迁,为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之滥觞。后者之得以称变,在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与孔孟的先秦儒学有别:'独尊儒术'作为汉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实际上为儒表法里,并集中体现在其仁政观、德治观与天人观等几方面。至于'独尊儒术'的历史效应,则因为'废黜百家'与'焚书坑儒'两极相通,遵循的是同样的法家政治逻辑,故而如同汉承秦制,君主专制从此成为两千年中国制度史上的政治正确。自'独尊儒术'为董仲舒所鼓吹,儒家学说亦终于成为两千年中国文化史上的政治正确,并从此得以为道统而维持与君统的政治紧张与文化紧张。然而如此'独尊儒术'之'儒',已然非先秦儒家之所谓'从道不从君',即自视道统高于君统。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源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包含着许多有助于构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积极思想和观念。倡导天人合一、为政以德、和而不同、知行相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身与心的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资源上的重要意义。

董仲舒“为政之理”的形上建构

董仲舒通过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释读,为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形上基础。这一理论建构历程,把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天命”置于首位,在对比了天与人的诸多可通之处后,得出“为政之理”,从而透显出深邃的政治哲学智慧。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信息法治化研究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海洋信息法治化的中国方案,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追求。当前,海洋信息法治化面临着制度的碎片化、理念的陈旧化、国际法治程度的低端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海洋信息法治化发展进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恰好为海洋信息法治化建设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源泉和科学的方法理论。从法律哲学角度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兼具中国古代仁之哲学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从法律实践角度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洋信息法治化建设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顺应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因此,海洋信息法治化建设要从竞争思维模式转向依存认知模式,既要实现人类共同利益,还要追求人间道义,“利”与“义”二者都要兼顾。

“脾主四时”与鼻鼽发病相关性的理论发微

鼻鼽发病受外界环境影响显著。脾土为肺金之母,脾与鼻窍关系亦密切,脾不独主一时,作为后天之本,在各个季节对常年性变应性鼻炎的发病皆有影响,从“脾主四时”角度探讨鼻鼽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明确脾在该病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脏腑在该病发生发展中的相互影响与联系,进而充实“脾主四时”的科学内涵,也为临床防治鼻鼽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董仲舒的人间观

董仲舒的人间观以“性三品说”“知识论”“教化论”为主要内容。他将“性”与“情”放在同等重要的层面,其人间观以“性情论”为核心。他以“天意”为中心来说明知识论的问题,认为人类获得知识的根据和知识对象都是由“天意”所决定的。普通百姓为了解天意,需要圣人的教化。代理天的圣人则是天子,如果天子否定或不实践“天意”,就会受到惩罚;反之,若实施善政,则受到奖赏。董仲舒通过强调可以进行赏罚的天意,试图建立对最高权力者进行牵制的政治机制。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与“大一统”的政治观相结合,重新确立了人间观。

论“天人三策”的思想意义

礼坏乐崩后以怎样的思想理念结束"百王之弊"的苦难,建立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这是汉武帝时期中国必须赖以理性运思解答的历史难题。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这一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历史难题作出了深入思考。汉武帝以"政统"诏书将儒学视为"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对如何结束一个王道不存的历史发出追问,显示出复兴王道历史的抱负。由此,王道历史观由儒家私门叙述上升为民族集体叙述。而董仲舒则以"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迹之于古,考之于今"的精神规模,辨明了儒学与天地古今同在的正义性与法理性,又坚守忧念民生的儒学大义,力劝统治者以改善民生为政治要务。汉武帝与董仲舒分别作为政统与道统的领袖人物,翻卷起一次激发民族知性力的思想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