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盛京地区住屯旗人管理方式的调整

住屯旗人,是指居住在村屯之中的旗人,本文主要对盛京地区住屯旗人管理方式调整的史实进行了讨论,着重对调整的原因和过程进行了阐述,同时又对盛京住屯旗人管理中区别于直省驻防的旗民杂处和划界管理两个特点进行了揭示。

清代八旗诗歌丛考

清代八旗诗歌研究薄弱,亟待加强。诸如康熙皇帝、岳端、铁保、斌椿,他们与创作活动相关的事迹、作品,或者编纂的八旗诗歌总集,都存在某些需要考察或订正的问题。通过这类工作,可以不断促进八旗诗歌研究的发展。

阿鲁科尔沁旗档案馆藏两件清光绪朝圣旨文书考释

2015年5月6日下午，笔者曾前往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档案馆调查现存的四件清朝（其中道光朝两件、光绪朝两件）圣旨文书，兹将清光绪朝两件调查结果胪陈如次（清道光朝两件见另文），并作简要考证。

清顺治年间盛京旗民社会之形成

顺治年间,盛京旗人群体主要由留驻辽东之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和留守辽东看护旗人田产的家人构成,人数不多,致使盛京驻防城相比入关之前数量少、分管范围缩减。盛京民人群体,自顺治三年关内民人不断迁入而逐渐形成。顺治十年,“辽东招垦授官令”颁布,标志着清廷官方开始主动招徕及鼓励关内民人迁居辽东。但由于招垦移民政策实施结果并不理想,康熙初年清廷仍在辽东继续实施招民政策,进而使得盛京民人人口激增,旗民杂处严重。

奉天八旗满蒙文中学堂初探

清末,锡良和金梁等人为了保护国粹而创办的奉天八旗满蒙文中学堂,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新式学堂。笔者紧紧围绕该学堂的初创和发展过程,对其教习、学生、教育、堂舍、经费、管理及满语、蒙语、国文、英语等四语教学的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为进一步了解八旗满蒙教育提供了一个窗口。

“五陵少年”与“八旗子弟”探析

通过对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的产生、生活追求、形象剖析进行分析可知,五陵少年的产生缘于汉唐时期五陵陵邑和京师富家雄厚的经济基础,八旗子弟的产生和清代八旗制度有关;五陵少年具有"任侠"、"纨绔"的生活追求,八旗子弟则不务正业;五陵少年具有伪侠和奢侈的一面,八旗子弟则表现出开拓进取和腐化堕落的风貌。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光辉旗帜

5000年来，黄帝精神鼓舞着我们中华民族开拓国土，创造文化，造就了名扬世界的悠久中华文明史。黄帝是中华文化的光辉旗帜，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光辉旗帜，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辉旗帜。凡我中华民族莫非手足，同一种文化同一条心，必会挽起手来协力前进。

略论乾隆帝讲习骑射

明末以来,八旗军队便以"骑射厉害"著称,战力强横。至清朝中期,八旗军兵骑射技艺退化,武备倒退。清朝统治者将骑射技艺视为"国本",尤以乾隆帝对骑射传统的退步最为警惕,他运用多种措施加强八旗子弟骑射传统的培养,希望八旗子弟不忘满洲质朴勇武的旧俗,恢复骑射传统。这些措施虽产生过一些积极的影响,但满洲人的尚武精神最终仍无可奈何地走向衰亡。

“帝冠式”建筑风格地区性演变背景下满铁奉天铁道总局舍建筑研析

研究梳理总结了“帝冠式”建筑风格的起源与建筑特征,筛选该风格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演变形成的长春“满洲式”风格和沈阳“官厅式”风格的案例样本,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概括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选取满铁奉天铁道总局舍作为典型案例,阐述了建筑的发展演变历程和背景概况;对建筑平面布局形态与功能空间组构、建筑形构逻辑与立面形式等风格特征进行了详细解析,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帝冠式”建筑风格对地域建筑形式产生影响的过程、方式和机制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案例实证研究依据。

清代翻译科缘起考——顺治八年还是雍正元年

翻译科是清代特设之科目,及八旗科举制度之独特构成,它创设于雍正元年,而非顺治八年。顺治八年,礼部遵圣谕办理首科八旗科举考试,对应试者分别考试清字文章与翻译,为翻译科的创设提供了制度雏形。然而,此时的翻译考试虽在内容上与翻译科相似,性质和意义上却与后者颇为不同,它既未独立成科,又缺乏独立、自主的制度设计。《清史稿》《雍正会典》及两部《会典事例》(嘉庆、光绪)中,均将顺治八年视作翻译科之缘起,明显属于误记,其说法不仅见岐于《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而且与《八旗通志》《钦定国子监志》等也有较大出入。翻译科的创设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

“常”字本用辨

本文以出土文献为主,传世文献为辅,从汉字字形和词义系统角度论证了“常”字的最初本用既不是下裙,也不是旌旗,而应是天子之旗。旌旗义只是最初本用的延伸;下裙义也是本用,但语符与字符“常”的结合要晚于天子之旗,因此称作后出本用。出土文献中“常”字出现于春秋中期,“裳”字出现于战国中期或晚期,均早于目前已有的说法。从二字产生的时间和使用上看,“裳”字为“常”字的职能分化字。

清初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的编设及所属人等身份构成

包衣,源自女真部落时期贵族家内供役使之家人与奴仆。后金建立及八旗编设,使得包衣组织得以形成并分编包衣牛录及浑托和管理。入关之时,留驻盛京之包衣佐领内因存在正身旗人所属家人及奴仆,使得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于包衣参领外单独编设而盛京之浑托和下人等仍由京旗所属。包衣三佐领所属人等身份,以被俘旧汉人及关内移民为主。

使者特磊与雍正朝对准噶尔的设旗编佐

雍正七年(1729)四月,雍正帝以征讨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躬诣太庙告祭。正当此时,准噶尔派使者特磊出使清朝。特磊奏称出使是送罗卜藏丹津而来,其供词使清军西征变得被动。特磊出使打乱了清朝的西征计划,雍正帝令岳钟琪等预谋征讨方案。清廷对特磊供词展开了调查,重议西征方案后决定暂缓出兵,对准噶尔提出设旗编佐的要求。这一要求,促使准噶尔出兵突袭清军西路军营,引爆延续四年的清朝对准噶尔战争。

雍正引见绿营武官的相关问题

本文在考辨官员引见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对雍正朝引见的绿营武官的籍贯、民族、身份、年龄等问题作了详尽的数据表列并进行分析,说明了当时选武官轻视武举人、重视战功等现象,揭示了武官的区域分布和民族构成及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