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ecting the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A Case Study of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China is complicated system engineering. China'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s are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public finance, lacking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That not only increases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leads to the in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 scope. Moreover, China'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lacks market mechanism so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set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calculate offsets. This paper takes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economy,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a reference poi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icient and reasonabl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polic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provi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嘉绒藏族服饰符号在现代藏式家具中的创新设计

浓烈的色彩和神秘的符号不仅是藏族服饰和藏式家具的灵魂,也是整个藏文化的独特气息所在。在共同灵魂作用下,藏族服饰和藏式家具不可避免会产生相互交融。针对当下嘉绒藏式家具的市场“失语”困境,以符号学理论为基础,采用文献调查法和图示解析法提取嘉绒藏族传统服饰符号系统中有代表性的宗教信仰符号、性别结构符号、装饰纹样符号及材质色彩符号,将其用于现代藏式家具的设计实践指导中,最终通过设计案例找到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和交融方式,验证设计思路的可行性,借此激发现代藏式家具的活力,从而推动嘉绒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野下藏族和回族族际通婚研究--基于甘肃夏河县的个案调查

本文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重点探讨了夏河地区族际通婚的社会现象。族际通婚作为衡量民族交融的一个重要维度,具有窥探民族关系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价值。本文主要通过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分析夏河藏族和回族的通婚率、族际通婚性别比例等现状及影响藏、回族际通婚的个人和族群层面的因素。

民国时期的边文教材与藏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培育

教科书是链接国家、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纽带,是塑造共同认同的有力工具。南京国民政府较为重视边文教材的编译与使用,希冀借此推进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建设。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下设的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编译了一套《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试图分别从政治、民族、历史、文化四个方面入手,对藏族学生的国家意识进行塑造。边文教材的编译者考虑到了藏族学生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地编译教材内容,同时非常注重在编译中加入乡土元素,也很注意内外有别的问题,这些都有助于藏族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虽然编译边文教材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进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工程,但由于当时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加之国民党深陷内战,无暇顾及边疆教育等客观因素,该套教材最终并没有大规模和持续性地对藏族社会产生影响。

历史地理空间视角下的“文化扶贫”研究——六盘山地区陕西回族后裔文化生活考察

六盘山地区生活着大量陕西回民后裔,受地理、历史空间以及经济结构、人口结构、教育结构等因素制约,其在自身文化形态、文化建设、文化消费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宗教文化、民族文化与公共文化缺乏协调发展,外在的改善"文化贫困"能力和内在的改善"贫困文化"动力不足。研究六盘山地区陕西回族后裔"文化致贫"原因和治贫策略,需要从地理历史空间视角探讨文化模式形成的诸多自然、社会因素,研究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协调发展问题,重点解决文化"扶志"和教育"扶智"两大关键问题,引导回族群众走出历史文化和地理空间的局限。

云南藏区“藏回”族群社会结构研究——以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为个案

我们对云南迪庆"藏回"族群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较深入调查,揭示了"藏回"族群的形成是在藏区回族移民和藏族长期频繁的社会交往中,回族对藏族社会生活及文化的积极适应结果,是回族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我们研究"藏回"族群结构多元的文化构成,探讨现今"藏回"族群村落社会控制三元结构并存的新问题,提出云南"藏回"是历史上穆斯林积极适应藏区社会文化的产物,是回族的一个亚族群。

藏族家具的传承创新途径研究

为了让中国少数民族家具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探索其传承创新有效途径。以藏式家具为例,通过分析藏式家具的发展现状、现存问题、创新途径,对少数民族家具的传承与创新进行初步探索。从“传统藏族家具装饰纹样的重构”“新材料在藏族家具设计中的应用”“基于行为模式的藏族家具设计”三个角度进行了三件藏式家具的创新设计制作实践。经过理论研究、实地调研以及实践验证,从而得出:对少数民族家具传承创新途径研究,实际是探索本土化设计的转化过程。我国的多民族结构组成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少数民族家具是我国原创家具重要的设计资源,只有让民族家具得到充分使用,才是达到了创新的意义、传承的价值。

西藏地区非特殊型浸润性乳腺癌雄激素受体的表达及其与不同分子分型及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西藏地区藏族女性非特殊型浸润性乳腺癌雄激素受体(AR)的表达及其与不同分子分型及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方法选取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自2015年12月至2021年3月手术切除的54例藏族女性非特殊型浸润性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全部入组患者的病理及临床资料,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AR、细胞增殖标志抗原(Ki-67)、雌激素受体(E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以及孕激素受体(PR)的表达情况,对于HER-2结果不明确病例,加以荧光原位杂交方法检测,探讨藏族女性非特殊型浸润性乳腺癌AR的表达与分子分型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AR在藏族女性非特殊型浸润性乳腺癌中的表达与ER(χ^(2)=8.200,P=0.004)、PR(χ^(2)=9.900,P=0.003)、分子分型(χ^(2)=11.690,P=0.009)相关,与肿瘤部位、年龄、大小、组织学分级、淋巴结有无转移、脉管有无瘤栓、临床分期、HER-2及Ki-67的表达不相关(P均>0.05);不同分子分型与组织学分级(χ^(2)=24.970,P=0.001)、临床分期(χ^(2)=9.035,P=0.029)、淋巴结转移(χ^(2)=9.691,P=0.021)均相关。结论AR在西藏地区藏族女性非特殊型浸润性乳腺癌组织中的三阴性乳腺癌中表达率明显降低,在ER、PR阳性的病例中有较高的阳性率。不同的分子分型与组织学分级、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均相关。

族群归属与社区生活——对一个云南小镇“藏回”群体的人类学研究

云南藏区的"藏回",是不同族群在长期交往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保留着一部分对回族的认同,但在生活习俗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已经深深的被藏化或者汉化。本文将以云南省德钦县升平镇为例,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介绍"藏回"群体在当地的历史渊源与生活状态。我将指出,在理解这种现象的时候,需要区分"身份证上的族别"、"心理上的族群认同"与"生活上的族群习俗"这三个概念。我也将指出,对社区生活的参与和依赖是回民逐渐"打开自己"的重要原因,同时,他们也在家庭与清真寺中保留了一片自留地,使传统身份与文化得以延续。最后,结合相关论述,探讨这种"地方化的伊斯兰教"出现的原因,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

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临夏州为例

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以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各地区普遍关注的问题。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区位条件、生态环境、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制约,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划分了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类型的基础上,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探讨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临夏州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整体思路,并期望以此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所参考。

论国家制定法和藏族习惯法的融合与对接——以法律多元主义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活法"和习惯法、活法和"行动中的法"的进一步的区分,明确了活法的概念,指出习惯法是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重点对广大藏族聚居区国家制定法所遭遇的尴尬进行了剖析,得出赔命价、赔血价、"盗一罚三"等民族习惯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呼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制定法与传统习惯法的融合和对接。

论城市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城市回族为例

本文提出了影响兰州市回族居住格局变迁的因素,并对其居住格局现状进行了类型划分。分析论证了这种居住格局现状对民族交往及民族关系之影响,从而给我们展现了一种现阶段城市新型民族关系。

族群问题三议——以藏彝走廊民族为例

在民族史研究中,族群概念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民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支系"不应是族群的对应范畴。族群迁徙在古代民族中是经常发生的,祖源记忆则构成族群自我认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族群认同"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其共同特性"是由它本身显露的,或者是被认出来的",都是值得注意的观点。就研究族群问题而言,藏彝走廊民族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日喀则“藏回”族际通婚调查研究

伴随着族际交流的日益深入,日喀则"藏回"作为文化涵化的典型例证,是族际深度交往过程中,逐步"藏化"的群体,但是在宗教信仰与族际通婚方面,刻意保留并维持着原有的民族特征。较之内地回族严格族内婚姻的戒律,日喀则"藏回"可以接受"藏入回"或者其他民族"入回",可以婚娶他族的配偶,但是前提条件是对方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即改变原有宗教信仰。除却极端个例外,不存在"回入藏"的现象。

甘肃省回族山区牧区妇女接受妇科检查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甘肃省回族山区牧区妇女对妇科检查的认知度和参与情况。方法采用全国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家庭健康询问调查表》,于2014年7—9月抽取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永靖县、康乐县和临夏县3县9镇27村1 033名15~64岁妇女进行入户调查,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等进行分析。结果回族妇女妇科检查接受率与汉族妇女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0岁以上组和15~29岁组妇女参与率较低。女性医生提供服务、去年住院、检查结果反馈及时有效是回族妇女接受妇科检查的保护因素。结论应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妇科检查宣传,加强少数民族女性妇科医生培养,定期对少数民族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检查等。

藏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生计研究——基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调查

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流入藏区城市,藏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安居乐业是藏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基于藏区城市合作市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合作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就业状况以及生活境遇,发现合作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生计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户籍差异和一定程度的族际差异,并且其就业层次、收入水平和家庭生活状况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公共产品供给等因素的约束,体现出城市融入不足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引申了这一问题存在的潜在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承认的政治——陕甘宁边区的少数民族政策与“回族”身份建构

回族是我国政府承认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然而在民国时期,回族被国民党政府界定为宗教群体,其少数民族地位没有得到承认。中国共产党却积极承认回族的少数民族身份,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区域自治,并推行各种优惠政策,以此争取回族民众的政治支持。回族也因此从一个宗教群体转变为拥有特定政治权利的少数民族。这场关于回族身份建构的政治博弈表明:我国少数民族政策不是对苏联的简单模仿,而是中共本土革命经验的产物。只有深刻理解革命时期的政策实践,我们才能对当前少数民族政策的争议有更清醒的认识。

藏彝走廊回藏民族的源流、分布述论

藏彝走廊的藏族主要分布在"安多"和"康区"两大区域。他们一部分是古诸羌部落因战争、生计等原因,进入走廊后,与当地土著民族交往、对峙、逐渐融合而成。一部分是吐蕃王朝对走廊内长期实行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及文化渗透的结果。此外,相继迁入走廊的汉、回、纳西、蒙古、彝等民族通过自然交往、通婚、文化的涵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渐融合到吐蕃民族中,成为了当地的藏族。元、明、清时期因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原因,回民迁徙入藏彝走廊,至清末,回民已散居藏彝走廊各地。

新疆农村散杂居东乡族与回族民族关系调查——以新疆伊犁地区清泉村东乡族为例

东乡族迁入新疆伊犁地区后,逐渐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仅在伊犁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而且还与回族建立了和谐的民族关系。本文从伊犁地区清泉村东乡族的居住格局、语言、婚姻、宗教及族群认同方面,探讨了东乡族与回族的民族关系。

论藏彝走廊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机制

基于笔者2012—2013年在四川松潘、云南迪庆、甘南合作、西藏昌都的田野调查,从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两个维度考察藏彝走廊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原因。认为生活在藏彝走廊的回、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共融,加上党和政府的重视,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回藏民族习惯法中合理、健康因素的作用,为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