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安得广厦千万间--漫步地震五千年(9)

隋唐时期的史载地震主要在关中地区,显现了秦岭南侧存在一条北西向的石泉—房县活动断裂带。地震活动和房屋抗震一直是社会关注的大事,以蓟县独乐寺为典型代表,重点介绍了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抗震技术:地基坚固和均匀、木结构的隔震机制、筒体结构的强抗震性能、斗拱构件的阻尼系统,都对后世的技术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现代建筑方面,介绍了地震区划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农村藏式民居的弱点和改进措施,讨论了城市建筑的3种抗震结构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藩镇割据对古代港城营建的影响探析——以五代泉州为例

唐末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背景下,中央集权式微,地方经济区域重新划分,从而促进了海港城的崛起。泉州作为古代海港城的代表,在五代割据中得到了充分经营,可以探讨藩镇割据如何影响其发展。对现有史料、考古记录分析发现,古代藩镇割据分割了原有的经济区域,为新城市节点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割据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城市营建理念,使之满足新情况的要求,也让城市的职能从“政治营国”转变到“商贸港城”,而对工商的倚重需求又改变了原有的规划格局,为后世港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史料所见唐代县主簿职掌新考

对大量墓志材料和传世典籍进行梳理,证明唐代县主簿作为佐贰官之一,其在各地的职掌呈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内容涵盖了基层行政、刑狱、教化、邮务、经济以及兼使职而行公事等六大职能,而并不仅限于以往依靠传统典志研究所总结出的基础权责。

清代咏藏诗视域下的茶马古道文化谱系:和而不同

茶马古道文化如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一样,它是和而不同的。清代咏藏诗证明:北、中、南茶马古道文化丛是涵化了的唐、蜀和藏文化丛。循文化地理学阐释,形成三种文化丛的缘由大致可归纳为民族类聚、区域方位、主地标、区域政治文化主阵地四大因子。清代咏藏诗的纪行游踪特征与茶马古道文化线性特征趋于一致,说明两者之间渊源颇深,这为着力打造“茶马古道文化长廊”提供了除地理学、考古学等传统方法之外的另一种视角,即文学路径。底蕴丰厚的清代咏藏诗,无疑会令茶马古道陡增几分书香气息,为茶马古道文化赋予诗书气质。

新出唐高昌王族麹嗣良及夫人史氏墓志研究

麹氏曾为高昌王族,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后被内徙至中原。麹氏入唐后,很快融入唐朝的官僚阶层,并深度参与了唐廷的政治。新出的高昌王族麹嗣良和夫人史氏墓志给我们提供了麹氏在唐朝活动的诸多信息,不仅有史籍阙载的家族历代人物之封号、职官等内容,还隐隐透露了志主麹嗣良及其父在武则天称制及立储的重大事件中起过核心作用。夫人史氏为突厥名将史大奈之孙,她的墓志不仅能补充麹嗣良及史氏家族的信息,其中关于婚姻的记载也揭示了边疆民族入唐后作出的身份转变及高门望族为维系家族地位组建的联姻关系。

唐宋时期云贵高原中东部边防溪洞研究

唐宋时期赤水河东北西南走向以东到沅江中游一带遍设边防溪洞。这片土地是云贵高原向中部高中山丘陵过渡带,由此而塑造了高度复杂的过渡性地理、经济与族系社会,致使秦汉以来中原各大政权皆难实质控制,成为唐宋王朝与南方、西南大型民族政权博弈的缓冲带。各方借助这里重山复岭的复杂地貌和“无大君长,纷纷籍籍,不相统制”的政治结构,争相拉拢或羁縻之。这一历史格局使得近六个多世纪以来,这片溪洞社会的结构与演变,除延续其内生传统特质外,也嵌入来自唐宋王朝与南方各大型民族政权互动的时代内容。

炳灵寺石窟的唐蕃关系史料

炳灵寺石窟位于古代丝绸之路南线的交通要隘上，唐时随着唐蕃古道的繁荣和唐蕃关系的日益密切、交往的频繁，炳灵寺留存了唐蕃关系的史料。仪凤三年（６７８年）李敬玄率大军代蕃，开元十九年（７３１年）以崔琳为首的和蕃使团途经炳灵寺礼佛、出使及使团成员、唐代召募防御吐蕃抢麦的防秋健儿等，皆见于题记。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作用与影响

清代前期是清王朝实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时期。随着清朝治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沟通西藏与内地、贯穿康区的川藏线沿途塘汛,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康区塘汛的设置有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强化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得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汉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互动。

唐代吐蕃与汉民族的融合

公元７世纪，吐蕃崛起并逐渐兴盛，不断向四周进行军事扩张，对被征服地区进行统治与奴役，在这个过程中，吐蕃与其他民族也开始融合。大批汉人融入吐蕃，对吐蕃的发展、强盛具有重要意义。

扩展、遏制与融合:《新唐书·吐蕃传》中唐朝与吐蕃关系述论

在《新唐书·吐蕃传》中,可见吐蕃向东扩展的战略及唐朝以遏制为主的策略,吐蕃一方面请求与唐朝建立和亲关系或者与唐朝结盟,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断进攻唐朝,因此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便在战与和的关系中交错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吐蕃的发展为吐蕃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富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内容。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这些文献主要是佛教典籍，既有佛教经典，又有僧人行记，还有各类释门杂文，真实地反映了前弘期吐蕃佛教的兴盛状况。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此外，还有其他多种古代文献，如法律文书、占卜类文书、伦理文书、文学作品等，不管是藏文或汉文，都是弥足珍贵历史资料。

中唐时期李唐“联回抗蕃”政策之检讨

"联回抗蕃"似乎已成近半世纪来台湾史学界定论,但此一主张并不切合史实。首先,李唐为避免两面作战考虑,与回纥维持传统情谊,解决战马需求,引其援军入靖平乱,且安抚免于生事;其次,归纳历史经验,推断回纥本身势必挺进西域,与吐蕃争雄。回纥与吐蕃其根本利益有潜在性的冲突存在,非因李唐或其外交政策使然。李唐有求于回纥者,内靖乱事多过于牵制吐蕃;再则,有求于蕃,起初在扭转唐回蕃三边形势,后转于平乱,如此较吻合史实。

论唐宪宗、穆宗时期的唐蕃关系

唐宪宗、穆宗时期,吐蕃在经过德宗贞元年间唐朝、回鹘、南诏的联合抗击之后,国势渐衰,已不能再对唐朝构成严重的威胁,至穆宗长庆初年,最终与唐朝举行了罢战言和的长庆会盟。而唐、蕃关系的改善,又为唐朝剪除关东叛镇、重树中央权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边疆局势。

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南诏的兴亡及其与唐、吐蕃三者之间的关系 ,指出在三者关系中 ,唐王朝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 ,而南诏的兴亡则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不开。

唐鸿胪井刻石与渤海政权的定名、定位及发展

公元698年,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靺鞨族联合其他民族在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主的广大地区建立政权。713年唐遣使崔忻对其册封,第二年崔忻返程路过旅顺,凿井刻石,即唐鸿胪井刻石。通过这次册封,该政权被正式定名为渤海,定位为唐王朝的一个边疆州和都督府,从此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开始了全面发展。

唐樊衡露布所记吐蕃告身有关问题的探讨

根据樊衡露布所记吐蕃将领职务、告身及排位,并结合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关资料及藏汉史籍有关记载进行分析,我们认为:1.吐蕃人对告身有不言其大小的习惯说法;2.驻守边地的一些吐蕃将领因有关决定未送达而在一定时间内暂无告身,有的吐蕃将领则可能拥有另外的荣誉标志而无告身;3.吐蕃告身应为一种荣誉性标志,决定将领排位的是其职务。

边疆治理视野下的清朝驻京喇嘛制度

驻京喇嘛是清朝政府从信仰藏传佛教地区调入北京及周边地区任职的较有影响的藏传佛教高僧,包括在北京等地藏传佛教寺院出家的满、蒙、汉喇嘛。驻京喇嘛制度则规范了对驻京喇嘛群体的管理,增强了驻京喇嘛对国家的服从性,使其在政治统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清朝政府引导驻京喇嘛参与各种政治、宗教活动,通过他们在蒙藏地区的宗教影响力来贯彻执行清政府的各项统治政策;蒙藏地区的僧俗民众对藏传佛教高僧高度尊崇和信任,认同清朝政府对蒙藏地区治理所制定的措施与制度,从而维护了当时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边疆的稳定。

从出土文献看唐代吐蕃占领西域后的管理制度

吐蕃势力于8世纪末叶开始控制了天山南路地区,在罗布泊地区到帕米尔高原一线稳定地控制着。从西域出土古藏文文献看,吐蕃在西域针对不同的管理对象,实施军事、民事与羁縻三种管理模式,这是建立在吐蕃部落联盟制基础之上的。另外,吐蕃进入西域军事力量的来源几乎涵盖了吐蕃本土的大部分部落,一方面表明吐蕃在西域的军事管理模式较之军事部落联盟制管理制度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又是对吐蕃部落联盟制度本质的维护,即从实质上满足吐蕃贵族对"海外"扩张利益进行均衡分配的要求。

汉藏文化关系新事例试析

西方学者认为西藏文化主要受到中亚、波斯、印度地区的影响,鲜少提及与中原汉文化的关系。然而,根据现存汉藏史料文献记载,明显地展现出双方文化交流的频繁,吐蕃对大唐文化的主动学习与吸收,提升了双方文化内涵丰富的多元性样貌。吐蕃运用汉籍与政治典章制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吐蕃王室祖源神话的表现与内涵:王室祖源为天神,王室为天神之子下凡,统治人世,此与中原典籍所载的"天命论"颇多神似。亦即上天遣其后代,代替上天,依照天命,统治王臣与王土,双方仅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二)汉籍词汇中使用的比较:"黔首"即平民百姓的指称,汉藏双方皆同,古藏文以"mgo nag"字面词意亦为"黑头"。此外,对"三分天下有其二"(统治区)的表达方式,也是趋向一致的。(三)官制方面:王权与相权的划分,吐蕃政制与内地秦汉以来皇室与政府分开的原则理念完全相同。除传统法制向李唐学习,官员兼有虚衔方面,唐蕃双方亦颇有神似之处。